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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多元一体的历史文化结构。费先生认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也是对中国人认同的历史文化基础的解释。‘多元’是指中国有着众多的民族、地方和民间文化传统，‘一体’是说中国又有一个为大家认同的历史文化大传统。复数的小传统反映中国文化多元的现实，但也承认人都有通性和共性，因此可以天下大道理言之，甚至承认天下有定于一的可能。单数的大传统反映统一的要求，但也意识到五方之民各有个性，因此需要达其志通其欲，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中国文化指的就是这样一个有单数的大传统和复数的小传统构成的相互依存的体系。"[13]他关于中国文化的这一深刻洞见不仅深化了对中国历史文化结构的认识，更是从历史的深处揭示了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内在机理一中国历史上多元民族相互交往交流交融的内在的文化之道，[14]这种“道”又如考古学家苏秉琦指出的：“从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到万年前的文明起步，从五千年前氏族到国家的‘古文化、古城、古国’的发展，再由早期古国发展为各霸一方的方国，最终发展为多源一统的帝国，这样一条中国国家形成的典型发展道路，以及与之同步发展的中华民族祖先的无数次组合与重组，再到秦汉时代及其以后几次北方民族人主中原，所形成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结构这一有准确时间、空间框架和丰富内涵的中国历史的主体结构，在世界史上是举世无双的。”[15]因而，也正是这种举世无双的中国历史文化主体结构决定了中国人自己的文化认同之多维结构。相由心生，境随心转，与西方民族主义观相比较，费先生的人类学的本土视阔看到了多元一体的中国文化结构，而西方学者“他者”的民族主义的“东方学”视界却看到的是“汉学”、“蒙古学”、“藏学”和“突厥学”等碎裂的“中国”，他们没有看到中国文化的“一体性”，或者说他们基于自己的民族主义的眼界遮蔽了中国文化的“历史心性”。 同时，中国历史文化结构又不是一个静态的、封闭的体系，而是本土文化与域外文化交流交融、动态发展、有容乃大的历史过程。如果说可见的“众多的民族、地方和民间文化传统”之“多元”与“历史文化大传统”之“一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显性结构，那么其隐形结构就是历史的文化心性即生生不息的文化之道将这种“多元性”粘合成”一体”：从先秦时期本土的“百家争鸣”到”儒道合一”，再到佛教的传人至宋明理学时期所形成的“儒道释”三教合一的文化模式，进而到元明清时期10个主要信仰伊斯兰教民族的形成以及伊斯兰教本土化一—通过“以儒诠经”的文化路径融入其中并再次重构了三教合一的文化模式，从而在清代前叶形成“儒道释伊”四教合一的文化结构——它就成为近代以前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构型。这一自在的文化结构又是在近代西方主宰的“世界体系”中遭遇了半殖民地之民族危机的语境下被激活和唤醒，从而成为王朝之中国到民族国家之中国的近代转型的文化之轴和中华民族“五族共和”所形成的基本文化范式。[16]如果没有这一内在的文化结构，近代形成的“五族共和”之中华民族认同就没有其历史文化基础。正如费先生所言的：“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 [17] 三是多元一体的政治制度。费先生指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在政治上的体现。中国历来强调统一，但也始终注意着不同的地区实行不同的管理制度，正是这种不同，铸就了中国的统一和强大。反之，不体现多元一体，片面强调单一体制的中国则是分裂和偏安时的异常状态。” [18]回溯中国历史，自秦始皇统一之后的2100年中，统一的时间约占85%，而分裂的时间只占15%。[19]显而易见，大统一是中国历史演变与发展的主旋律。究其缘由，首先是基于“天下观”的大一统的政治理念，这一政治理念滥觞于先秦时期的“四夷”与华夏共有的族源神话体系，又在秦汉之际形成“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理论体系，并被实践于“四夷”与汉族的历代政权之大统一的政治追求之中。不论是周边少数民族还是内地的汉族，他们一旦有历史机遇“逐鹿中原”而建立王朝，谋求政治上的大统一总是他们共同的目标。从春秋战国时期的华夷之辨，到秦汉统一之后的华夷一体，乃至元明清时期的华夷一家，大一统的天下观—王朝认同就成为历史上中国历代王朝的基本政治追求和认同。其二，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的王朝都“始终注意着不同的地区实行不同的管理制度”如费先生所言：“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如契丹之辽朝推行的“北面官、南面官”制度、元明时期实行的“土司制度”等。这种政治一体与多元管理制度的有机结合既是天下观——“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 [20]的大一统政治理念之实践，又是适应生态多样、经济多元、族群文化多样性的必然选择，尤其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的互补性起了决定性作用。如学者指出的：“这种经济上的需求仿佛是一个巨大的磁轴，有力地吸引着北方游牧民族。因此，北方民族共同的、重复发生的向心运动是由其本身的经济要求所决定的，同时又是由特定的地理环境所形成的客观规律运动。” [21]又如考古学家严文明指出的：“由于中国自然地理提供的客观条件，使中国史前文化发展成一种重瓣花朵式的多元一体结构。更由于这种结构本身所具有的凝聚与向心的作用，因而能够在文明产生以后的发展过程中，相邻与相近的文化逐步融合，从而使文化的统一性越来越强，具体表现为花心部分越来越大。即使由于文化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使内部结构时有变动，甚至出现某些时期的政治分裂局面，但就文化与社会层面来说却仍然是多元一体的态势。它是一种超稳定的结构，是中华民族特别强调的凝聚力所产生的。” [22]鉴古知今，中国历史上深厚积淀的这一多元一体政治文化同样成为今天的中国政治制度的活水源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②因此，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正是中国历史上“大一统”而又“因俗而治”的传统政治智慧的继承与创新。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