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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三教合一”是宋学最为显著的特征。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宋代士人对儒、佛、道三教人生哲学兼摄、融会，形成了一种宽厚而灵活、执著又通达的处世心态和人生哲学。与“不善处穷”的唐代谪臣如韩愈等相比，宋代士人在谪居期间，往往能积极吸纳佛、道思想中利于精神超越、利于生存需要的合理因素以涵养自己对抗苦难、摆脱困境的文化人格，保持一种稳定、平和、旷达、不走极端的心态，随遇而安，顺适无闷，坦然应对官场的失意和人生的挫折，不介怀于个人之穷通得失、祸福生死，平稳度过这段人生低谷期。 关键词：三教合一;宋代士人;人生哲学;迁谪心态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三教融摄与宋代士人心态及文学创作”(项目批准号：08BZW036)，山东省社科规划研究项目“‘三教合一’与宋代诗歌研究”(项目批准号：07CWXJ08)的阶段性成果。 宋前所谓的儒、佛、道三教融合基本上是三教各成体系，立足本教以融通外教，充实、发展本教学说，扩大本教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三教尚处于兼而未融的状态①。入宋以后，儒、佛、道三教在新的社会环境中出于生存、发展的共同需要而相互融摄、相互渗透、相互补充，在思想层面上开始了深层的、广泛的、有机的融合，逐渐形成了以儒学为主体，佛、道为辅翼的“三教合一”的思想文化格局②。宋代士人在“三教合一”思想文化背景下对三教核心义理(特别是其人生哲学)的兼摄、融会，使其处世心态有着不同于前代的表现。正如论者所言：“中国的文化思想，至两宋而三教合一，共融于心性义理，与此相应，中国诗人的人生旨趣，至宋人也同样臻于精熟状态，参儒家与佛老而互用，兼此岸与彼岸而通融，既是入世者的超脱情怀，又是出世者的随物悲喜。”③三教人生哲学的融通互用，可以帮助士人在通达与穷愁之间自由转换心境，平衡心理，更为圆通、机变地应对各种环境和人事。特别是在迁谪时期，他们能积极吸纳佛、道思想中利于精神超越、利于生存需要的合理因素，在谪居时保持一种比较稳定、平和、旷达、不走极端的心态，随遇而安，平稳度过这段人生的低谷期。本文即通过与中唐韩愈、白居易的比较，论述以苏轼为代表的宋代士人对三教人生哲学的融摄所形成的顺适无闷的迁谪心态。 一、韩愈与白居易：中唐迁谪心态的两种范型 在唐代，诸如冒犯皇帝或忤旨、违犯朝廷礼仪和礼俗、党争失利、职务连坐、违反行政法规、行政过失、职务犯罪等，都可能被降职贬官。但这只是对唐代贬官制度的简单归类，在实际执行中，因为权力斗争等因素的影响，情况又往往十分复杂④。唐代贬谪文化有一个显著特点，即被贬官员中文人极多，因而融入谪臣身世之感的贬谪作品也极多。透过这些作品，我们可以了解这些被贬文人的谪居生活和迁谪心态。由于中唐是宋型文化的发生阶段，而白居易的谪居心态又对宋代士人影响至深，因此在论述宋代士人迁谪心态之前，我们先结合文学文本的解读来分析中唐以韩愈和白居易为代表的两种带有范型性的迁谪心态。 韩愈一生两次遭贬。贞元十九年(803)，因上书言关中天旱人饥，触怒权要，被贬为阳山(今属广东)令。“朝为青云士，暮作白首囚”(《赴江陵途中寄赠翰林三学士》)⑤。韩愈一生志在兼济，积极仕进，突如其来的打击，令他无所适从，悲抑难当。这年冬天，韩愈离开长安往贬所。时值隆冬腊月，行期紧迫，苦不堪言。经行汨罗江畔，韩愈有感而作《湘中》诗，借凭吊屈原而伤悼自我。到阳山后，韩愈往往借诗歌发抒自己的谪居苦闷，如《君子法天运》：“君子法天运，四时可前知。小人惟所遇，寒暑不可期。利害有常势，取舍无定姿。焉能使我心，皎皎远忧疑。”在发泄郁闷的同时，也怨恨小人构陷致使自己远贬阳山。不过，此次贬谪并没有对韩愈造成巨大的心理伤害，因为此时他才三十六岁，正值旺年，一则身体强健，二则还有复起的希望。实际情况也是如此，一年多后，韩愈即徙掾江陵，元和元年(806)六月还京任权知国子博士。后任知制诰，迁中书舍人，擢刑部侍郎。 元和十四年(819)，韩愈因反对宪宗拜迎佛骨而被贬为潮州刺史。先前被贬阳山令是因为得罪了权要，而这次被贬则是触怒了龙颜，虽经裴度、崔群等极力开解，宪宗怒犹不减，谓“愈为人臣，敢尔狂妄，固不可赦”(《旧唐书》卷一六○《韩愈传》)。所以，这次左迁潮州对韩愈的打击更大，苦闷之情更为浓烈。是年正月，韩愈又一次在严寒季节踏上贬途。对于这次左迁，韩愈自料已无复起之日，甚至难有生还之理，行至蓝关遇侄孙韩湘，感而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有云：“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这种可能被贬死穷荒的心理暗示一直缠扰、折磨着韩愈：“不知四罪地，岂有再起辰?”(《赠别元十八协律六首》其四)“仰视北斗高，不知路所归。”(《宿曾江口示侄孙湘二首》其一)“嗟我亦拙谋，致身落荆蛮。茫然无所诣，无路何能还?”(同上其二) 潮州较之阳山，更为偏僻荒凉，韩愈还未到贬所，心中的恐惧已难以自抑：“不觉离家已五千，仍将衰病入泷船。潮阳未到吾能说，海气昏昏水拍天。”(《题临泷寺》)这种恐惧感随着离贬所越来越近而越发强烈，并进而转化为一种担心能否生还的死亡情绪：“潮州……于汉为南海之揭阳，厉毒所聚，惧不得脱死，过庙而祷之。”(《黄陵庙碑》)⑥到达贬所后，这种恐惧感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得到消解，而是愈发难以自抑。在《潮州刺史谢上表》中，极言此地的恶劣环境。这里地处偏远，有飓风，有滔天波浪，有鳄鱼，有毒雾，有瘴气，对自己的身体危害极大，加上自己的罪臣身份，忧愁恐惧，才五十岁便已经发白齿落，从而担心自己活不了多久。逐臣的身份，荒恶的环境，老大的年龄，多病的身体，已让韩愈的心理几近崩溃。在《履霜操》中，他以尹吉甫之子伯奇无罪而为后母所逐一事为喻，痛心疾首地呼号：“父兮儿寒，母兮儿饥。儿罪当笞，逐儿何为?儿在中野，以宿以处。四无人声，谁与儿语?儿寒何衣?儿饥何食?儿行于野，履霜以足。母生众儿，有母怜之；独无母怜，儿宁不悲!”诗中的“弃儿”不就是被逐蛮荒的“谪臣”吗?巨大的隐忧，已令韩愈呼天号地，难以自处!这种乞怜之态虽然赢得了宪宗皇帝的好感与宽宥⑦，却招致了以气节道义自许的宋人的诟病。如欧阳修就批评道：“每见前世有名人，当论事时，感激不避诛死，真若知义者，及到贬所，则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穷愁形于文字，其心欢戚无异庸人，虽韩文公不免此累。”⑧张舜民云：“韩退之潮阳之行，齿发衰矣，不若少时之志壮也，故以封禅之说迎宪宗。又曰：‘自今请改事陛下。’观此言伤哉!丈夫之操，始非不坚，誓于金石，凌于雪霜。既而怵于死生，顾于妻孥，罕不回心低首，求免一时之难者，退之是也。退之非求富贵者也，畏死尔。”⑨俞文豹亦云：“韩文公《佛骨表》，慷慨激烈，不以死生祸福动其心。及潮阳之行，涨海冥濛，炎风掺扰，向来豪勇之气，销铄殆尽。其谢表中夸述圣德，披述艰辛，真有凄惨可怜之状。”⑩金代王若虚曾就韩愈与欧阳修、苏轼予以比较云：“韩退之不善处穷，哀号之语，见于文字，世多讥之。然此亦人之至情，未足深怪。至潮州谢表，以东封之事迎宪宗，是则罪之大者矣。封禅，忠臣之所讳也。退之不忍须臾之穷，遂为此谀悦之计，高自称誉其铺张歌诵之能而不少让，盖冀幸上之一动，则可怜之态不得不至于此。其不及欧、苏远矣。”(11)元代袁桷也曾就韩愈与苏轼的“谢表”予以比较云：“昌黎公《潮州谢表》，识者谓不免有哀矜悔艾之意。坡翁《黄州谢表》，悔而不屈，哀而不怨，过于昌黎多矣。”(12) 在谪居潮州期间，韩愈曾主动与僧人大颠交往。其《与大颠师书》其二有云：“海上穷处，无与话言，侧承道高，思获披接。”其三云大颠的复函“所示广大深迥，非造次可谕”。在《与孟尚书书》中叙其与大颠往来云：“潮州时，有一老僧，号大颠，颇聪明，识道理，远地无可与语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数日，实能外形骸，以理自胜，不为事物侵乱。与之语，虽不尽解，要自胸中无滞碍，以为难得，因与来往。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庐；及来袁州，留衣服为别。”看来，立朝期间极力排佛的韩愈也想借助佛禅思想来消解谪居的苦闷，试图以佛禅人生哲学进行精神自救。但这种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的做法，也遭到了宋人的批评。如朱熹就说韩愈“平日只以做文吟诗，饮酒博戏为事。及贬潮州，寂寥，无人共吟诗，无人共饮酒，又无人共博戏，见一个僧说道理，便为之动。如云‘所示广大深迥，非造次可喻’，不知大颠与他说个什么，得恁地倾心信向。韩公所说底，大颠未必晓得；大颠所说底，韩公亦见不破。但是他说得恁地好后，便被他动了”(13)。又说韩愈“晚年觉没顿身己处，如招聚许多人博塞为戏，所与交如灵师、惠师之徒，皆饮酒无赖。及至海上，见大颠壁立万仞，自是信服”(14)。对于朱熹对韩愈的批评，钱锺书曾有如下阐释：“余尝推朱子之意，若以为壮岁识见未定，迹亲僧道，乃人事之常，不足深责；至于暮年处困，乃心服大颠之‘能外形骸’，方见韩公于吾儒之道，只是门面，实无所得。非谓退之即以释氏之学，归心立命也，故仅曰：‘晚来没顿身己处。’盖深叹其见贼即打，而见客即接，无取于佛，而亦未尝得于儒；尺地寸宅，乏真主宰。”(15) 韩愈谪居潮州期间之所以表现出“不堪穷愁”、“不善处穷”、“怵于死生”等“凄惨可怜之状”，其中的原因很难归结于某一方面，但钱锺书所谓的“尺地寸宅，乏真主宰”的确是一个重要因素。韩愈既没有从佛禅义理中获取安顿心灵的良方妙剂，对于儒学，也只是“说得好”，却“不曾向里面省察，不曾就身上细密做工夫”(16)，所以，到头来既“无取于佛，而亦未尝得于儒”，思想修养和精神境界皆不足以安心立命，难以应对突然变故和困顿处境，甫遇贬谪即戚戚怨嗟，无法自持。 与韩愈忧愁凄苦的迁谪心态不同，同时代的白居易则能够以旷达的心态坦然面对、接受谪居的种种苦难，并借助佛老随缘自适、安时处顺等人生哲学顺利地度过了这段人生不如意的时期。这种心态对宋人如何应对谪居苦闷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元和十年(815)，任太子左赞善大夫的白居易，因越职上表言宰相武元衡被刺事件而被贬为江州司马。“翻身落霄汉，失脚到泥涂”(《东南行一百韵寄通州元九侍御》)(17)，“昔游秦雍间，今落巴蛮中。昔为意气郎，今作寂寥翁”(《我身》)，从意气风发的京官变成了寂寥冷落的谪臣，其中的心理落差和凄凉况味可想而知。但谪居江州的白居易并没有因此沉沦不振，而是想方设法从中国传统哲学的“天命”论中寻求解脱。在《与杨虞卿书》中，他将自己的“幸”与“不幸”皆归之于“命”：“凡人情，通达则谓由人，穷塞而后信命。仆则不然。十年前，以固陋之姿，琐劣之艺，与敏手利足者齐驱，岂合有所获哉?然而求名而得名，求禄而得禄，人皆以为能，仆独以为命。命通则事偶，事偶则幸来。幸之来，尚归之于命；不幸之来也，舍命复何归哉?所以上不怨天，下不尤人者，实如此也。……今且安时顺命，用遣岁月。或免罢之后，得以自由，浩然江湖，从此长往。死则葬鱼鳖之腹，生则同鸟兽之群；必不能与掊声攫利者，搉量其分寸矣。”命运神秘无常，难以预测与控制，人无法与之抗衡。理智的做法是不怨天尤人，不斤斤于名利，安时顺命，如此方能不为外物拘囿，获得精神上的超越与自由。 在去往江州贬所途中，白居易作《舟行》诗，虽“迁谪远行，绝不作牢骚语”(18)。在江州司马任上作《香炉峰下，新卜山居，草堂初成，偶题东壁五首》，“触景怡情，及时行乐，迁谪之感毫不挂怀，全是一团真趣流露笔墨间”(19)。在给好友元稹的信中，他颇为知足地说道：“今虽谪佐远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万，寒有衣，饥有食，给身之外，施及家人，亦可谓不负白氏之子矣。”(《与元九书》)他甚至“长笑灵均不知命，江篱丛畔苦悲吟”(《咏怀》)。元和十四年(819)，白居易擢升忠州刺史，但实际上仍是谪官，况且忠州乃蜀中山区小县，自然环境和经济条件都很差，可他依然自足自乐，闲暇时“种桃杏”、“种花”、“种柳”、“种荔枝”。在他看来，“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种桃杏》)。谪居江州、忠州并没有给白居易带来多大的精神苦闷，他并不像韩愈那样不善处穷，所以宋人推尊云：“唐世士大夫，达者如乐天寡矣。”(20)那么，在谪居这段生命低潮期，白居易是如何调适自己的心态的? 白居易自撰《醉吟先生墓志铭》谓自己“外以儒行修其身，中以释教治其心，旁以山水风月歌诗琴酒乐其志”。《和梦游春诗一百韵》序云自己乃“外服儒风，内宗梵行”者。好友刘禹锡也评价白居易“释氏悟真筌”、“儒玄道两全”(21)。这大抵即是白居易人生哲学的根柢：儒、佛、道三家思想兼容。在被贬期间，白居易积极从佛、道两家思想中汲取有益的精神营养来涵养、调适自己的谪居心态。《新唐书》本传称其被贬江州司马后，“既失志，能顺适所遇，托浮屠生死说，若忘形骸者”(22)。《旧唐书》本传的记载更为详细：“居易儒学之外，尤通释典，常以忘怀处顺为事，都不以迁谪介意。在湓城，立隐舍于庐山遗爱寺……与凑、满、朗、晦四禅师，追永、远、宗、雷之迹，为人外之交。每相携游咏，跻危登险，极林泉之幽邃。至于翛然顺适之际，几欲忘其形骸。或经时不归，或逾月而返。”(23)就连正月十五元宵夜，他还在东林寺学禅：“新年三五东林夕，星汉迢迢钟梵迟。花县当君行乐夜，松房是我坐禅时。”(《正月十五日夜，东林寺学禅，偶怀蓝田杨六主簿，因呈智禅师》)自觉参禅为乐天带来了莫大的精神收益：“赖学禅门非想定，千愁万念一时空。”(《晏坐闲吟》)“自从苦学空门法，销尽平生种种心。”(《闲吟》)一旦悟到了“马头觅角生何日?石火敲光住几时?前事是身俱若此”(《自题》)的道理，也就不再执著于当下的生存环境，“心泰身宁是归处，故乡可独在长安?”(《香炉峰下，新卜山居，草堂初成，偶题东壁五首》)“此地何妨便终老，匹如元是九江人”(《九江春望》)。 在江州时，他不仅经常光顾大林寺、东林寺、西林寺、遗爱寺、宝称寺、大云寺，与禅师们探讨佛禅义理，还与“王道士”、“李道士”、“郭道士”、“韦炼师”、“萧炼师”等道教人物过从密切，并从道士郭虚舟学习炼丹。《唐才子传》卷六载：“公好神仙，自制飞云履，焚香振足，如拨烟雾，冉冉生云。初来九江，居庐阜峰下，作草堂烧丹。”(24)不过，白居易炼丹服食并不成功，“漫把参同契，难烧伏火砂”(《对酒》)，“阅水年将暮，烧金道未成”(《浔阳岁晚，寄元八郎中、庾三十二员外》)。炼丹服食以求长生久视毕竟是一种宗教妄想，智者的理性使白居易很快便从这种宗教迷狂中解脱出来，而老庄安时处顺、穷通委运的人生哲学对他的影响则越来越深。“官舍悄无事，日西斜掩门；不开庄老卷，欲与何人言?”(《早春》)“常闻南华经，巧劳智忧愁；不如无能者，饱食但遨游。平生爱慕道，今日近此流。”(《咏意》)从某种意义上说，道家哲学是一种困境哲学，其主要精神就是引导人们如何在乱世或险境中全身远祸，如何在困境或逆境中求得解脱，保持一种安时处顺、随遇自适的精神状态。《庄子》云：“吾以为得失之非我也，而无忧色而已。”(《田子方》)“得者，时也；失者，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大宗师》)这种思想，在谪居时期的白居易诗歌中有着非常集中的表现。如《读<庄子>》：“去国辞家谪异方，中心自怪少忧伤。为寻庄子知归处，认得无何是本乡。”《咏怀》：“冉求与颜渊，卞和与马迁；或罹天六极，或被人刑残。顾我信为幸，百骸且完全；五十不为夭，吾今欠数年。知分心自足，委顺身常安；故虽穷退日，而无戚戚颜。”《我身》：“外貌虽寂寞，中怀颇冲融。赋命有厚薄，委心任穷通。”《遣怀》：“荣销枯去无非命，壮尽衰来亦是常。已共身心要约定，穷通生死不惊忙。”《答崔侍郎、钱舍人书问，因继以诗》：“旦暮两蔬食，日中一闲眠；便是了一日，如此已三年。心不择时适，足不拣地安；穷通与远近，一贯无两端。” 值得注意的是，谪居时期的白居易在接受佛、道过程中，已认识到两家思想在调适人的精神方面有一致之处，并开始有意识地将二者加以融会，“为学空门平等法，先齐老少死生心”(《岁暮道情二首》)。元和十二年(817)春，他在庐山香炉峰北、遗爱寺旁作草堂，“堂中设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张，儒、道、佛书各三两卷”，阅山水之色而获怡情，读释、老之书而悟道理，“外适内和，体宁心恬”(《草堂记》)。其《睡起晏坐》诗云：“后亭昼眠足，起坐春景暮。新觉眼犹昏，无思心正住。淡寂归一性，虚闲遗万虑。了然此时心，无物可譬喻。本是无有乡，亦名不用处。行禅与坐忘，同归无异路。”诗末自注曰：“道书云‘无何有之乡’，禅经云‘不用处’，二者殊名而同归。”佛教识心见性、道家知足保和的思想，成了白居易调理谪居心态的精神方剂，使其在苦闷的岁月里顺和无闷，并保持着积极的兼济情怀。在《与元九书》中，他向好友元稹坦露了自己兼济独善的立身处世原则： 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虽不肖，常师此语。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时之来也，为云龙，为风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也，为雾豹，为冥鸿，寂兮寥兮，奉身而退。进退出处，何往而不自得哉?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 贬官谪居不过是待时而已，一旦风云际会，东山复起，自己便不再是雾豹、冥鸿，而是“陈力以出”的云龙、风鹏。 与前代人如屈原、贾谊甚至同代人如韩愈、柳宗元相比，白居易“不以迁谪介意”的人生态度的确是对传统贬谪心态的一种超越，但由于处在由盛唐文化向宋型文化转变的过渡期，其谪居心态也就难免带有过渡期的色彩。他虽然援佛、道而进行精神自救，但他始终没有解决“兼济”与“独善”的矛盾；他虽一再声明“行藏与通塞，一切任陶钧”(《江南谪居十韵》)，但“所恨凌烟阁，不得画功名”(《题旧写真图》)的遗憾使其一直未能忘情于仕宦和功名富贵。超越性的谪居心态需要成熟的、健全的文化人格，这是宋人才达到的人生境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