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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顺适无闷：以苏轼为代表的宋代士人的迁谪心态 宋代实行的是“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文官制度，文人士大夫受到广泛重用。唐代科举取士每次不过几十人，而宋代科举取士动辄每次几百人，士人进身机会大为增加，但由此也带来了宋代(特别是北宋)官僚体制的一大弊政，即“自古滥官未有如此之多”(25)的冗官之弊。如宋初的“三班吏员止于三百，或不及之”，到真宗天禧年间(1017-1021)，“乃总四千二百有余”，到神宗元丰三年(1080)时，“乃总一万一千六百九十”(26)。冗员丛杂，便极易因权位争夺、政见分歧而引发党争。其间虽涉及是非曲直，但往往夹杂着意气，党同伐异，势同水火。朋党之间，“一唱百和，唯力是视，抑此伸彼，唯胜是求。天子无一定之衡，大臣无久安之计，或信或疑，或起或仆，旋加诸膝，旋坠诸渊，以成波流无定之宇”(27)。再者，宋代的台谏制度又异常严苛，官员极易遭受言官弹劾而被免职、贬官。在这样的政治、制度背景下，被贬谪、被流放成了宋代士大夫政治生活中的常事，且具有普遍性。终宋一朝，官高爵显者大多有过贬谪经历。但是，由于宋代实行优渥知识分子的政策、士人自我修养的加强等原因，被贬士人的迁谪心态与前此历代有明显的不同。 据说，太祖建国之初曾密镌“誓碑”于太庙寝殿之夹室，戒谕“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并告诫“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28)。此后的宋代帝王皆严格奉守这一“祖宗家法”，不敢稍有违逆。除叛逆谋反罪外，一般京官犯罪，只是贬黜为地方官，俸禄照旧；罪大者也不过是降级安置于“远恶军州”，“过岭”(大庾岭南)、“过海”(到海南岛)算是最重的处置，但仍然做官食禄。“自太祖勒不杀士大夫之誓以诏子孙，终宋之世，文臣无欧刀之辟。张邦昌躬篡，而止于自裁；蔡京、贾似道陷国危亡，皆保首领于贬所”(29)。这样的基本国策，使被贬者没有了因犯罪而被处死的恐惧，也不存在衣食之忧，能够安心于谪居生活；再者，从某种意义上讲，贬谪实际上是一种流动性用人政策，黜骘交替，枯而复荣，并非一贬不起，这也是形成宋代士人较为平和的谪居心态的重要因素。还有一点，在唐代，巴山楚水是凄凉之地，岭南更是极其蛮荒之边鄙，贬官于此，生死难料(韩愈、柳宗元谪居之戚戚，与此有极大关系)。到了宋代，随着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原来的蛮荒之地已逐渐开化，贬官岭南也不再那么可怕。此外，更内在的原因是宋代文人士大夫的处世心态发生了转变。儒、佛、道三教人生哲学的综合作用，使他们更为圆通、机变地应对各种环境和人事。特别是在迁谪时期，他们能积极吸纳佛、道思想中利于精神超越、利于生存需要的合理因素，在谪居时保持一种比较稳定、平和、旷达、不走极端的心态，随遇而安，平稳度过这段人生低谷期。 在宋初，士人的谪居心态还不十分稳定，如王禹偁的谪居心态就较为激烈、褊躁，这是宋型文化尚不成熟的具体表现。王禹偁为人耿介，遇事敢言，一生三次遭贬：淳化二年(991)被贬为商州(今陕西商州)团练副使，至道元年(995)被贬知滁州(今安徽滁州)，至道三年(997)被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州)刺史。贬谪商州时所赋《谪居》有云：“直道虽已矣，壮心犹在哉!端居寡俦侣，怀抱向谁开?”(30)兼济之志不少衰，但不免寂寥之感。迁谪滁州时，虽依然牢骚满腹，但较之商州时心态要好得多，“自怜此度辞京阙，犹胜商山副使时”(《诏知滁州军州事因题二首》其二)。 王禹偁是一个志在兼济的儒者，致君尧舜、拔济生民是其一生致力的事业，但其人生意趣与精神世界也颇为复杂。他在信仰上并不喜佛，曾上书要求“沙汰僧尼”，但与当时大多数文人士大夫一样，他对佛禅也表示出了浓厚的兴趣。其《赠草庵禅师》云：“阳山山下草庵深，寂寂香灯对远岑。莫怪相看总无语，坐禅为政一般心。”将儒者事业与禅家情怀等量齐观，足见其禅缘之深。《武平寺留题》写公退之暇的禅悦生活：“县斋东面是禅斋，公退何妨引鹤来。长爱座中如洞府，却惭衣上有尘埃。竹声冷撼秋窗雨，山影青笼晚院苔。最忆去年飞雪里，煮茶煨栗夜深回。”从热闹的名利场中脱身而至幽静的禅斋，听秋雨敲窗，看苔藓铺院，尘累脱然尽去。在王禹偁的精神生活中，不仅有禅趣，还有道心。其《书斋》云：“年年赁宅住闲坊，也作幽斋着道装。守静便为生白室，著书兼是草玄堂。屏山独卧千峰雪，御札时开一炷香。莫笑未归田里去，宦途机巧尽能忘。”在幽静的书斋中，身着道装，既可静修，也可著书，还可以阅读御札。虽然没有归隐田园，却能消尽勾心斗角的官场所带来的种种压力。对佛、道义理的接受和对佛、道精神的长久浸润、体悟，极易培养一种不偏不激、淡然自处、随遇而安的处世心态。所以，到谪居黄州时，王禹偁的心情已不再像以前那么狂躁，情绪不再那么激烈，儒家积极用世的情怀渐消，而佛老随缘任运、得丧若一的思想却越来越强烈：“身世喻泡幻，衣冠如赘瘤。放意无何乡，谁分亲与仇。寓形朝籍中，毁誉任啁啾。”(《月波楼咏怀》)在黄州期间，王禹偁还建了两间小竹楼，“公退之暇，披鹤氅，戴华阳巾，手执《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虑。江山之外，第见风帆沙鸟、烟云竹树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烟歇，送夕阳，迎素月，亦谪居之胜概也”(《黄州新建小竹楼记》)。谪居之际，或参禅以悟身世如泡幻而不介怀于毁誉穷达，或公事之余，披道袍，戴道冠，焚炉香，读《周易》，以消解人世间种种烦恼。这样的谪居生活与自适心态，已与北宋中期以后成熟的谪居心态非常接近了。但王禹偁所处的宋初，宋型文化的内倾性特质尚处于建构阶段，文人士大夫赖以安身立命的丰富多彩的文化人格与主体精神尚未成熟，所以迁谪之痛如梦魇般时时困扰着王禹偁。在诗作中，他一方面努力表现自己不以迁谪介怀的旷达自适，一方面却难掩贬官失意的悲苦郁闷，诸如“谪官”、“谪宦”、“谪居”、“迁客”一类的字眼与表现适意情怀的词句缠夹出现，足见其勇于面对失意困境而又心有不甘的纠结情绪，其所表现出来的旷达自适带有更多的自我劝勉、自我宽解的意味。 在宋代，最能代表文人士大夫成熟的谪居心态的是苏轼。惠洪《冷斋夜话》卷三“少游鲁直被谪作诗”条云：“少游调雷，凄怆，有诗曰：‘南土四时都热，愁人日夜俱长。安得此身如石，一时忘了家乡。’鲁直谪宜，殊坦夷，作诗云：‘老色日上面，欢情日去心。今既不如昔，后当不如今。’‘轻纱一幅巾，短簟六尺床。无客白日静，有风终夕凉。’少游钟情，故其诗酸楚；鲁直学道休歇，故其诗闲暇。至于东坡《南中》诗曰：‘平生万事足，所欠惟一死。’则英特迈往之气，不受梦幻折困，可畏而仰哉!”(31)从这段评论可以看出三人的谪居心态所代表的三种谪居类型的高下之别，所以王水照先生以为苏轼的谪居心态标志着中国封建士人“贬谪心态的最高层次”，他“在黄州、惠州、儋州的长期贬谪生活中，咀嚼尽孤独、窘困、凄苦等种种况味，并从佛老哲学中寻求过摆脱、超越悲哀的思想武器，以保持对生活、对美好事物的信心和追求，坚持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就其成熟和典型而言，代表了封建文人士大夫人生思考的最高境界”(32)。苏轼《自题金山画像》有云：“问汝平生事业，黄州、惠州、儋州。”(33)黄、惠、儋三州，皆为苏轼谪居之地，而他竟将谪居三地视为一生事业之辉煌时期，其中固然饱含着历尽人生艰难后的感慨与无奈，更反映了他不以穷通得失为念、超然对待人生坎壈的旷达情怀。 苏轼一生数度遭贬，屡经宦海浮沉，但他都能以超迈旷达、随缘自适的心态坦然以处。先是元丰年间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轼与田父野老，相从溪山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34)。绍圣初，又坐元祐党祸而贬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居三年，泊然无所芥，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35)。再贬琼州别驾，居昌化。“昌化，故儋耳地，非人所居，药饵皆无有。初僦官屋以居，有司犹谓不可，轼遂买地筑室，儋人运甓畚土以助之。独与幼子过处，著书以为乐，时时从其父老游，若将终身”(36)。那么，是什么力量支撑着苏轼能在“非人所居”的贬所心平气和地生存下来呢?南宋胡仔曾以韩愈与苏轼作比较云： 苏子由云：“东坡居士谪居儋耳，置家罗浮之下，独与幼子过负檐渡海，葺茅竹而居之，日啗芋，而华屋玉食之念，不存于胸中。平生无所嗜好，以图史为园囿，文章为鼓吹，至是亦皆罢去。犹独喜为诗，精深华妙，不见老人衰惫之气。”苕溪渔隐曰：“凡人能处忧患，盖在其平日胸中所养。韩退之，唐之文士也，正色立朝，抗疏谏佛骨，疑若杀身成仁者；一经窜谪，则忧愁无聊，概见于诗词。由此论之，则东坡所养，过退之远矣。”(37) 那么，东坡“能处忧患”所依赖的“胸中所养”是什么?苏轼“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谪居黄州后，杜门深居，“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38)。这就是苏轼厚自培植的“胸中所养”——融摄儒、佛、道三家思想而形成的既不汲汲于富贵也不戚戚于贫贱的文化人格和人生境界。苏轼晚年基本上是在迁谪流徙中度过的，但为什么“东坡晚年却不衰”?朱熹以为其中的缘由“盖是夹杂些佛、老，添得又热闹也”(39)。今人刘永济也认为：“盖有学养之人，随时随地，皆能表现其精神。东坡一生在政治上之遭遇，极为波动，时而内召，时而外用，时而位置于清要之地，时而放逐于边远之区，然而思想行为不因此而有所改变，反而愈遭挫折，愈见刚强，挫折愈大，声誉愈高。此非可倖致者，必平日有修养，临事能坚定，然后可得此效果也。”(40) 苏轼在黄州给友人李之仪的信中说，自从“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谪居无事，默自观省，回视三十年以来所为，多其病者。足下所见皆故我，非今我也”(《答李端叔书》)(41)。大凡人在仕途通畅时往往难以静心观省自身，谪居无事，寂兮寥兮，便极易对自身思想和行为予以反思，找出之所以与世凿枘、获罪遭迁的自身原因，并求取谪居时期身心两安的法门。苏轼《西山诗和者三十余人，再用前韵为谢》诗中有“愿求南宗一勺水，往与屈贾湔余哀”两句，意谓要用超然的禅宗精神来化解屈原、贾谊以来无数迁客的不尽烦恼，这也是东坡消解谪居苦闷的一个重要方法。在黄州，苏轼“闭门却扫，收召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五年之中，他“间一二日辄往”安国寺，“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从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翛然，无所附丽”(《黄州安国寺记》)。贬官海南后，他对佛禅思想的参究、接受更加深入，“《楞严》在床头，妙偈时仰读”(《次韵子由浴罢》)。不过，苏轼到底还是一个“有意参禅”而“无心证佛”的文人士大夫，他对佛学的接受持一种理性的实用主义态度。在《答毕仲举》中，苏轼谈了自己对学习佛老的体会和看法： 佛书旧亦尝看，但暗塞不能通其妙，独时取其粗浅假说以自洗濯，若农夫之去草，旋去旋生，虽若无益，然终愈于不去也。若世之君子，所谓超然玄悟者，仆不识也。往时陈述古好论禅，自以为至矣，而鄙仆所言为浅陋。仆尝语述古，公之所谈，譬之饮食龙肉也，而仆之所学，猪肉也，猪之与龙，则有间矣，然公终日说龙肉，不如仆之食猪肉实美而真饱也。不知君所得于佛书者果何耶?为出生死、超三乘，遂作佛乎?抑尚与仆辈俯仰也?学佛老者，本期于静而达，静似懒，达似放，学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为无害。 他留意佛禅的真正目的，并非是为了“出生死，超三乘”，而是“期于静而达”，是“取其粗浅假说以自洗濯”，是要摄取佛禅的内在精神以充实自己的思想境界、完善自己的文化人格，在人事纷扰的世间求得精神的超越和心灵的解脱。诚如论者所指出的，“文人士大夫与禅的关系敞露了禅的内容与功能中超宗教的一面。士大夫们濡染于禅，息心于禅，远非宗教信仰所能范围得了的。从这个层面上说，禅更是一种心灵哲学、精神哲学”。“对于禅，士大夫们几乎无人从中希求得到彼岸世界的承诺，或者企盼来世轮回的美业善报，而是在‘烦恼’中得一份‘菩提’，获得心灵世界的安适与超越，摆脱宦海沉浮带来的精神痛苦，在失衡的人生境遇中重新获得心灵的平衡”(42)。 谪居期间，老庄思想也是苏轼排解忧患、调整心态的精神食粮。庄子“齐物”、“道通为一”、“万物皆一”的相对主义哲学，破除了事物之间的绝对差异和扞格，启发人们从相对的、变换的角度看问题，故而不偏执一端，自陷其中。《荆溪林下偶谈》卷二“坡赋祖庄子”条云：“《庄子·内篇·德充符》云：‘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东坡《赤壁赋》云：‘盖将自其变者观之，虽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盖用《庄子》语意。”(43)《前赤壁赋》是东坡谪居黄州时夜游赤壁所作，借眼前“逝者如斯而未尝往”的滔滔江水与“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的一轮明月，阐释了天地万物“变”与“不变”的道理，极富老庄哲学的玄妙义理，从中也能体会到东坡陶然自适、旷达乐观的谪居心态。他在垂老之年谪居惠州、儋耳时，更是不断反躬自省，从超越的哲学高度俯视社会人生，调适自己的观照视点和思维方式，其对人生问题的思考更带有老庄哲学的意味。如在惠州所写《记游松风亭》云： 余尝寓居惠州嘉祐寺，纵步松风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床止息。仰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谓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由是心若挂钩之鱼，忽得解脱。若人悟此，虽两阵相接，鼓声如雷霆，进则死敌，退则死法，当恁么时，也不妨熟歇。 人处困境时，不必过于执著，只要随缘委命，安顿当下，就如同脱钩之鱼，得到身心的大解脱。又如在儋耳所写《试笔自书》云： 吾始至南海，环视天水无际，凄然伤之，曰：“何时得出此岛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积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岛者?覆盆水于地，芥浮于水，蚁附于芥，茫然不知所济。少焉水涸，蚁即径去，见其类，出涕曰：“几不复与子相见，岂知俯仰之间，有方轨八达之路乎?”念此可以一笑。 一切都是相对的。既然人寰无不为海水所环绕，又何必为穷处海南而伤悲呢?只要一念清净，随遇而安，到处都是“方轨八达之路”。 为了应对迁谪所带来的种种可能的不测和对身体的伤害，谪居黄州时，苏轼还曾学习道家的养炼之术。其《养生诀(上张安道)》云：“近年颇留意养生。读书，延纳方士多矣，其法数百，择其简而易行者，间或为之，辄有奇验。今此闲放益究其妙，乃知神仙长生非虚语尔。其效初不甚觉，但积累百余日，功用不可量。比之服药，其力百倍。”元丰三年(1080)，他在给秦观的信中也谈道：“吾侪渐衰，不可复作少年调度，当速用道书方士之言，厚自养炼。谪居无事，颇窥其一二。已借得本州大庆观道堂三间，冬至后，当入此室，四十九日乃出，自非废放，安得就此。……但择平时所谓简要易行者，日夜为之，寝食之外，不治他事，但满此期，根本立矣。此后纵复出从人事，事已则心返，自不能废矣。”(《答秦太虚书》)修习道家养炼之术，也是为了将来复出时能够有一个好的心态以应对外物，这也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但苏轼之于道家养炼之术一如其对于佛教义理的学习，抱着实用的心态，或者说，学习佛、道只是他摆脱困境的权宜之举。所以，黄庭坚说：“东坡平生好道术，闻辄行之，但不能久，又弃去。”(44)苏轼自己也说：“莫从老君言，亦莫用佛语。仙山与佛国，终恐无是处。”(《和陶神释》) 苏轼成熟的迁谪心态的养成，还得益于其对白居易谪居心态与行为的倾心接受。 白居易“不以迁谪介意”的谪居心态颇为宋代士人所认可、接受，白居易的诗歌也因此被看作是消解谪居苦闷的药石。王禹偁被贬商州时，李宗谔写信劝他“看书除庄、老外，乐天诗最宜枕藉”(王禹偁《得昭文李学士书报以二绝》诗题下自注)。王禹偁《自贺》诗自注亦云：“予自谪居，多看白公诗。”黄庭坚“谪居黔南时，取乐天江州、忠州等诗，偶有会于心者，摘其数语，写置斋阁”(《谪居黔南十首》任渊注语)(45)。而一生饱经磨难、备尝坎壈的苏轼，更是“平生最慕乐天之为人”(46)，其谪居黄州后自号“东坡居士”，即取义于白居易在忠州任上所作《东坡种花》《步东坡》《别种东坡花树》等诗。洪迈《容斋随笔》三笔卷五“东坡慕乐天”条云： 苏公责居黄州，始自称东坡居士。详考其意，盖专慕白乐天而然。白公有《东坡种花》二诗云：“持钱买花树，城东坡上栽。”又云：“东坡春向暮，树木今何如?”又有《步东坡》诗云：“朝上东坡步，夕上东坡步。东坡何所爱?爱此新成树。”又有《别东坡花树》诗云：“何处殷勤重回首?东坡桃李种新成。”皆为忠州刺史时所作也。苏公在黄，正与白公忠州相似，因忆苏诗，如《赠写真李道士》云：“他时要指集贤人，知是香山老居士。”《赠善相程杰》云：“我似乐天君记取，华颠赏遍洛阳春。”《送程懿叔》云：“我甚似乐天，但无素与蛮。”《入侍迩英》云：“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缘终浅道根深。”而跋曰：“乐天自江州司马除忠州刺史，旋以主客郎中知制诰，遂拜中书舍人。某虽不敢自比，然谪居黄州，起知文登，召为仪曹，遂忝侍从。出处老少，大略相似，庶几复享晚节闲适之乐。”《去杭州》云：“出处依稀似乐天，敢将衰朽较前贤。”序曰：“平生自觉出处老少粗似乐天。”则公之所以景仰者，不止一再言之，非东坡之名偶尔暗合也。(47) 苏轼取乐天诗义而以“东坡”名号，是其景慕白居易的具体表现。“我似乐天”的一再认同则表明，东坡居士是将乐天居士引为隔代知己，自觉地从其身上汲取那种“不以迁谪介意”、随所遇而自适的精神力量的。“安分寡求”(苏轼《予去杭十六年而复来，留二年而去。平生自觉出处老少粗似乐天，虽才名相远，而安分寡求，亦庶几焉。三月六日，来别南北山诸道人，而下天竺惠净师以丑石赠行，作三绝句》)是东坡对乐天人生态度的基本看法，也是为东坡本人所认同并身体力行的。 但与白居易相比，苏轼的迁谪心态更具有超越性的一面。对此，宋人的观点颇能说明问题： 乐天每闲冷衰病，发于咏叹，辄以公卿投荒、僇死不获其终者自解。予亦鄙之。(48) 白乐天号为知理者，而于仕宦升沈之际，悲喜辄系之。自中书舍人出知杭州，未甚左也。而其诗曰：“朝从紫禁归，暮出青门去。”又曰：“委顺随行止。”又曰：“退身江海应无用，忧国朝廷自有贤。”自江州司马为忠州刺史，未为超也。而其诗曰：“正听山鸟向阳眠，黄纸除书落枕前。”又云：“五十专城未是迟。”又云：“三车犹夕会，五马已晨装。”及被召中书，则曰：“紫微今日烟霞地，赤岭前年泥土身。得水鱼还动鳞鬣，乘轩鹤亦长精神。”观此数诗，是未能忘情于仕宦者。东坡谪琼州有诗云：“平生学道真实意，岂与穷达俱存亡。”要当如是尔。(49) 乐天谪浔阳，稹寄在绛诗云：“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起坐，暗风吹雨入寒窗。”白谓此句，他人尚不可闻，况仆心哉!至今每吟，犹恻恻耳。复贻三韵云：“忆昔封书与君夜，金銮殿上欲明天。今夜封书在何处?庐山庵里晓灯前。”去来乃士之常，二公不应如此之戚戚也。子瞻《送文与可》云：“夺官遣去不自觉，晓梳脱发谁能收。”推之前诗，厥论高矣。(50) 东坡希慕乐天，其诗曰：“应似香山老居士，世缘终浅道根深。”然乐天蕴藉，东坡超迈，正自不同。魏鹤山诗云：“湓浦猿啼杜宇悲，琵琶弹泪送人归。谁言苏白能相似，试看风骚赤壁矶。”此论得之矣。(51) 上引宋人的观点，大意是说白居易贬黜则悲，超擢则喜，太在意仕宦之升沉；而苏轼则不以黜陟穷达为念，仕宦之精神境界远较白居易为高。 “未能忘情于仕宦”是无可厚非的，勇于仕进本来就是古代知识分子实现自身社会价值最基本的也是最主要的途径，是儒家积极进取精神的反映。但“仕宦升沉之际，悲喜辄系之”则是士人处世心态和文化人格尚不健全的表现，从某种意义上也反映出儒、佛、道三教人生哲学与文化精神还没有在当时士人身上圆融无碍地会通起来，这与唐代三教争衡、兼而未融的思想格局也正相符合。与在成熟的宋型文化环境中培养出来的士人如苏轼的迁谪心态相比，白居易的迁谪心态显然还不够旷达超迈。“在白居易身上，表现更多的是一种基于恐惧心理的对人生忧患的逃避，基于知足心理的与世无争和现实享乐”，而在苏轼、黄庭坚等宋代士人身上，则“主要表现为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全面反思，对是非荣辱和狭隘小我的淡漠遗忘，对人世苦难的自觉承受并在承受中超越苦难，达到了一种高雅脱俗、物我同一的自由境界”(52)。他们不仅坦然面对被贬遭黜这样的政治灾难，而且在谪居困境中不耽于一己之得丧，力所能及地担当社会责任。费衮《梁溪漫志》卷四“东坡谪居中勇于为义”条云： 陆宣公(贽)谪忠州，杜门谢客，惟集药方。盖出而与人交，动作言语之际，皆足以招谤，故公谨之。后人得罪迁徙者，多以此为法。至东坡则不然。其在惠州也，程正辅为广中提刑，东坡与之中外，凡惠州官事，悉以告之。诸军阙营房，散居市井，窘急作过，坡欲令作营屋三百间。又荐都监王约、指使蓝生同干惠州纳秋米六万三千余石，漕符乃令五万以上折纳见钱，坡以为岭南钱荒，乞令人户纳钱与米，并从其便。博罗大火，坡以为林令在式假，不当坐罪，又有心力可委，欲专牒令修复公宇仓库，仍约束本州科配。惠州造桥，坡以为吏孱而胥横，必四六分分了钱，造成一座河楼桥，乞选一健干吏来了此事。又与广帅王敏仲书，荐道士邓守安，令引蒲涧水入城，免一城人饮咸苦水、春夏疾疫之患。凡此等事，多涉官政，亦易指以为恩怨，而坡奋然行之不疑。其勇于为义如此!谪居尚尔，则立朝之际，其可以死生祸福动之哉!(53) 这就是宋代士人之于唐代士人谪居心态与行为的超越之处，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宋代士人对穷与达、独善与兼济这一对立观念的灵活操作和合理处置。 尽管如此，白居易在中国迁谪史上的意义仍是不容低估的，其援佛、道而进行精神自救的行为方式，为宋人消解并进而超越谪居苦闷开启了一大法门。“宋代文人在谪居岁月里一面仔细地反思着丰厚的儒家文化，一面深刻地探求道、释两家的文化要义，并真正将三者有机融合，从而形成了一种很宽厚、很富于适应性的处世态度和人生哲学，既积极又淡泊，既执著又通达，既乐生又超脱”(54)。如尹洙被贬随州，“日以考图书、通古今为事，而不知其官之为谪也。尝于其居之北阜，竹柏之间，结茅为亭，以茇为嬉，岁余乃去”(55)。苏辙“崇宁初居颍昌时，方以元祐党籍为罪，深居自守，不复与人相见，逍遥自处，终日默坐。如是者几十年，以至于没，亦人所难能也”(56)。在绍圣、崇宁年间，官员因事被贬者甚众，“然往往自处不甚介意”。如龚央因上书言事被贬化州，“徒步径往，以扇乞钱，不以为难也”；张庭坚坐元祐党籍被贬象州，“所居屋才一间，上漏下湿，屋中间以箔隔之，家人处箔内，才叔蹑屐端坐于箔外，日看佛书，了无厌色”(57)。李光因言抗战恢复得罪秦桧被贬，在昌化军贬所，“论文考史，怡然自适”(58)。其《玄珠吟》诗序云：“予十年间重履忧患，自藤而琼，自琼而儋。一日忽悟，笑曰：‘此造物者知其顽矿难化，故以此苦之尔。’”(59)在谪居海南的岁月中，他“惟经史禅悦道家养生之说，乃所乐闻，其余非己所预者，可付之一默”，并赋诗以述己意云：“庵中宴坐户长扃，鼓瑟吟诗乐性灵。客至不妨谈道妙，儒书释典及仙经。”(60)与“不善处穷”的唐代谪人如韩愈等相比，宋代士人在谪居困境中往往以佛家解脱、道家无为等思想来厚养自己对抗苦难的坚忍而灵活的文化人格，坦然应对官场的失意和人生的挫折，对个人之穷通得失、祸福生死毫不介意，“生还一笑喜，死去埋他乡。生死如循环，我师佛老庄”(李光《居岭外遇寒食》)(6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