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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满文档案的研究主题 进入21世纪以来，学者们根据已公布的满文档案进行研究的著作有5部(表2)，论文集有5部(表3)。除此之外，在中国知网，以“满文档案”为篇名，时间范围为“20000101-20170901”，进行高级检索，共检索出91篇学术论文，其中硕士论文为5篇(表4)，博士论文为0篇。学者们对满文档案的研究主要是围绕满文档案概述、满文档案的编译、满文档案的编纂、满文档案的开发和利用、民族和军政问题等进行探讨。  (一)满文档案概述 对满文档案进行概述的研究成果居多，郭孟秀的《满文文献概论》(民族出版社，2004年)、吴雪娟的《满文文献研究》(民族出版社，2006年)和赵彦昌的《满文档案研究》(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均对满文档案概况进行了系统阐述，是研究满文档案的基础性参考读物。众多学者还对各地域、各民族保存的满文档案进行了分开概述，以突出其民族或地域特色。张虹对辽宁省档案馆馆藏满文档案的构成、内容、数量、公布情况进行探讨，称这些档案“以其独特性、原始性和完整性见长，是研究满族文化、清代东北地方史不可替代的珍贵史料”③。吴春娟、刘淑珍对东北边疆满文档案的构成、整理翻译、研究利用进行探讨，称这些档案“是东北史、民族史研究的重要史料，也是满—通古斯诸族语言研究的珍贵语料”④。刘顶新对现存于黑河市档案馆库玛尔路鄂伦春协领公署满文档案进行探讨，称这批档案“主要反映官员任免、人口查验、枪支置买内容”⑤，“为研究清末、民国及伪满时期库玛尔路鄂伦春基本情况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史料，也丰富了对鄂伦春族的研究”⑥。吴元丰对清代和布克赛尔土尔扈特满文档案进行探讨，称“这批档案具有原始性、客观性、可靠性和系统性，是第一手史料，具有其他相关资料无法替代的史料价值”⑦。除此之外，朱桂凤称“在多种学科背景下，满文档案的价值是多元化的。在民族史视野下，具有发掘少数民族民族性与民族历史的价值；在满族文化史视野下，具有探讨满族文化模式的价值；在民族语言学视野下，具有挖掘满语内涵的价值；在旅游学视野下，有助于满族旅游项目中满族民族文化本真元素的注入，丰富满族民族旅游项目的文化内涵”⑧。可见，众学者对满文档案已有清晰完整的认识，并全面讲述了满文档案的种类、内容、价值和保管状态等，为社会全面普及了满文档案的基本知识。 (二)满文档案的编译 对于满文档案的编译的研究，主要是围绕满文档案编译的理论和方法、满文档案译文的公布进行探讨。 1.满文档案编译的理论和方法 赵彦昌、黄娜称“满文档案的编译，在中国大陆起步于二十世纪初，中间虽经过40余年的停滞，从1979年开始，才逐渐步入发展阶段”⑨。而吴元丰称“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大陆地区满文档案编译工作历经起步、积淀和发展三个阶段”⑩。对于满文档案编译的理论与方法，吴雪娟的《满文翻译研究》(民族出版社，2006年)根据自身的满汉翻译实践活动，将传统满汉翻译方法和现代翻译理论相结合，详细讲述了满汉翻译的理论和方法，是我国第一部研究满汉翻译的著作。季永海称“在进行满汉翻译时应注意三点，要弄清楚满语的动词、后置词、否定副词以及定语、状语、补语的管界问题；要掌握动词的各种形态变化，关联词语和功能词的特点；要了解档案形成的时代，因为每个时期都有自己的特点”(11)。可见，对于满文档案的编译，学术界已经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理论和方法。 2.满文档案译文的公布 众多学者还对一些满文档案原件进行整理和编译，并将编译的成果发表在学术期刊上，以供学术界查阅利用。何荣伟、张虹、孟庆来、冯璐(12)对保管于辽宁省档案馆的清代盛京内务府的51件满文档案进行了一系列编译，连续发表于2016年《满族研究》期刊一至四期，为研究清代内务府相关内容的学者带来了福音。郭美兰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中关于清代土尔扈特蒙古回归后赴藏熬茶满文档案进行了编译”(13)。她还编译了9件有关“清代乾隆朝绥远城地方教育及驻防八旗文化教育研究的满文档案”(14)和8件“反映右卫驻防八旗官员玩忽职守、侵吞兵饷、亏空库银、勒索资财、彼此攻讦等案件的满文档案”(15)。季永海编译了一件内容是九门步军统领费扬古等，奉旨奏报太和殿至永定门之间的长度，以及内城四周长度的满文档案，称“这件档案不但有趣，对研究北京城也有一定的价值”(16)。虽然学者们只是对这些主题不一的满文档案进行零散的公布，但却扩大了利用主体的范围，提高了利用率。 可见，对于满文档案的编译，众学者不仅对满文档案编译的方法、理论、历程和注意事项等进行探讨，还零星公布了一些编译成果，丰富满文档案编译内容，为学术界公开了更多档案资源，便于学术探讨。 (三)满文档案的编纂 编纂和编译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编纂侧重的是对已整理好的材料进行编排，而编译侧重于对已整理好的材料翻译成所需的文字，多将少数民族语言的材料翻译成汉文。对于满文档案编纂的研究，赵彦昌、黄娜将满文档案编纂的历史沿革分为草创和发展两个阶段，称“草创期为民国时期，是随着满文档案的发现、整理研究而开始的。发展期是民国以后，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地区和日本涌现了一大批满文档案编纂人员，满文档案编纂有了进一步发展”(17)。黄娜还对满文档案编纂的历史沿革、编纂机构和编纂人员、编纂类型、编纂体例与加工方法、编纂工作的特点和规律、编纂成果等进行探讨，称“满文档案编纂工作研究，对档案编纂、明清档案、满学、清史等相关学科的深入探究，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积累，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18)。除此之外，高淼淼对日本满文档案的保存现状和编研成果进行探讨，称“日本的学者在研究满文档案时，把学习满语作为基础，重视语言学习，还注重人才的培养，人才结构合理”(19)。可见，对于满文档案的编纂，虽然研究成果较少，但对满文档案编纂的历史沿革、方法、体例、人员、成果及日本的满文档案编纂状况等也进行了研究。随着满文档案编纂工作的持续开展以及编纂方法的不断创新，必然产生新的满文档案编纂理论，这需要学术界持续探讨。 (四)满文档案的开发和利用 为进一步挖掘满文档案的价值，需要对其进行数字化开发和利用。赵彦昌、王红娟对满文档案开发利用的方式、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措施进行探讨，称“加强满文档案开发和利用将有利于更好地发挥满文档案的价值和作用，使我国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能够更好地传承和发扬”(20)。赵彦昌、黄娜还称“各满文档案保管单位对满文档案的管理进入了科学模式”(21)。王红娟称“满文档案的数字化和开发利用是一项有意义的大工程，需要各方面的合作和不懈的努力”(22)。对于散存于民间的满文档案，张惠萍称“必须增强科学抢救和保护意识，积极征集，采用缩微复制技术，做好修复工作，集成出版成书，充分发挥民间满文档案文献的价值”(23)。对于流失于海外的满文档案，赵彦昌、王红娟称“我国应该通过各种手段加强对流失海外满文档案进行追索，这对于中国满文档案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24)。对于当前满文档案开发与利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赵志强称“主要是削足适履、避重就轻、将错就错”(25)。白丽称“随着我国满文档案研究的不断深入，满文及满文档案一定会被更多的人所熟识，满文档案利用工作的明天一定更美好”(26)。可见，对于满文档案的开发与利用，学者们已深刻意识到其重要性。虽然学术界已对满文档案开发的主要方式、数字化方法、开发与利用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措施等进行了探讨，但对开发中存在的问题并没有提出有效的解决措施，且对如何提高利用率没有进行有效的研究。 (五)民族问题 满文档案记录着满族与其他民族之间交往的历史，是研究满族与其他民族相关问题的重要史料。丁海斌、赵彦昌称“满文档案对于研究满、蒙、锡伯族史极其重要，它集满文与档案的特性于一身，对于民族史研究具有重要的作用”(27)。张莉称“满文档案既有客观真实可靠性，又能更正汉文档案与官方文书的不足，有利于清史、边疆史、民族史、外交史以及对清代各项制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利用价值”(28)。吴雪娟称“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蕴含丰富的族称史料，有助于厘清阿尔泰语系诸族的基本史实，且记录了阿尔泰语系诸族的分布与迁徙，能够揭秘诸族的人口发展状况，弥补汉文史料记载的空白”(29)。吴元丰称“柯尔克孜族东迁黑龙江地区的满文档案使柯尔克孜族东迁黑龙江历史的研究更加系统完善，可纠正以往研究中出现的差错”(30)。刘淑珍称“清代黑龙江满文档案中的蒙古族史料对于促进蒙古族历史以及清代历史研究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有助于蒙古族草原游牧文化的研究”(31)。可见，众多学者也已意识到满文档案对于研究民族问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通过这些档案，学者们不仅要探讨该满文档案所反映的民族问题和历史问题，还要展示满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纷繁复杂的关系及背后的含义，深度挖掘满文档案的史料价值。 (六)军政问题 探讨军政问题是解读一个朝代统治情况的最好方式之一，一些学者根据满文档案对清代中央和地方军政问题进行研究，探寻清代满人统治的军政特色。(美)白彬菊著、董建中译的《君主与大臣：清中期的军机处(1723-1820)》(人民出版社，2017年)对军机处的前身、军机处的建立与扩张、军机处的改革及最后的结局进行了探讨，重现了军机处的演变过程，解答了军机处和皇帝的关系、设立军机处的优缺点及军机处改革的原因等相关问题，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除此之外，英卡尔·巴合朱力对哈萨克与土尔扈特赎换人员事件进行探讨，称该事件“是由哈萨克阿布赉汗提出，以清廷拒绝告终。这一史事，满文档案留下了比《实录》更为具体而翔实的记载”(32)。王为对“乌什事件”的始终进行探讨，称“‘乌什事件’后，清政府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在对南疆的统治上汲取了经验和教训，实施了有利于巩固统治的措施，并严惩了一批驻南疆的办事官员”(33)。韩晓梅对雅克萨之战和尼布楚条约的后续问题进行探讨，称“乾隆帝明确雅克萨乃中国领土后，才关注雅克萨城的驻守设卡情况，并指示黑龙江将军明亮不要贸然增设卡伦以维护两地和平”(34)。除此之外，阿珞贵·萨如拉探讨了“清末，尤其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呼伦贝尔索伦、巴尔虎、额鲁特五翼总管旗政治、经济和生活”(35)。可见，对于军政问题的研究主要是围绕哈萨克与土尔扈特赎换人员事件、乌什事件、雅克萨之战等进行探讨，还原了部分历史真相。但对军政问题研究的内容不够丰富、主题也不够多样。满文档案中有大量反映军政问题的档案，学者们应予以重视，为学术界重现清代军政统治的真实历史。 (七)其他 除上述研究主题之外，还有一些学者根据满文档案对其他问题进行了探讨。杨珍的《清朝皇位继承制度》(学苑出版社，2009年)对清朝皇位继承制度的产生、发展及演变过程和传承思想等进行了一系列探讨。宋瞳的《清初理藩院研究——以顺治朝理藩院满文题本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将顺治朝除司法案件的所有满文题本为素材，对清朝初年理藩院机构的政治职能与运行机制进行探讨。除此之外，王佩环根据满文档案中的阿其那与塞思黑记载，称“在满文档案中允禩改名为的阿其那的意思为‘畜生’，并非为‘狗’，允禟改名成的赛斯黑的意思为肥胖讨厌的人，并非为‘猪’”(36)。毕玉才根据满文档案，探讨“康熙行宫”之谜，称“‘康熙行宫’确实存在，但康熙还没有去过就故去了。雍正登基后，让其已废太子弘皙住，弘皙去世后，王府迁到北京华侨大厦一带，后来乾隆下令平毁，这个痕迹也就不存在了”(37)。安双成根据满文档案记载讲述了“康熙赏赐活狼给罗马教皇意大利人铎罗大主教，让其用活狼肠子裹围腹部治疗疾病的真实事件”(38)。陆其国对五大连池火山满文档案进行探讨，称“黑龙江省档案馆保存的《五大连池档案》全是满文，分卷成册，各装有硬封面，且这些封面是俄国入侵者劫去之后装上的，并重新编了档号，可见，俄国人对这批档案的重视”(39)。吴雪娟、陈洪洲也称该档案“不仅为火山地质研究和地方史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也有助于五大连池市旅游经济的发展”(40)。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进入21世纪以后，无论是研究著作，还是学术论文，均已取得较好的成绩，为学术界增添很多新的研究成果。但是，研究领域发展不平衡，学术界多对满文档案的概况和满文档案的编译进行探讨，而对满文档案的编纂、开发和利用、民族问题和军政问题等探讨的较少。随着社会的发展及信息技术的更新换代，满文档案的编纂及其开发和利用方式必将得以升级，且在升级过程中将会遇到很多阻力，这需要学者们加以探讨，并解决。同时，对民族问题和军政问题的研究也不够多样，多是围绕一件或几件同一主题的满文档案内容进行探讨，较为拘泥于表面文字内容，没有深入的将其与相关的人物或事件相联系加以研究，具有极大的局限性，且研究的内容较为零散。这些问题表明，学者们对满文档案的研究要有规划，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的加以探讨，使其健康有序的发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