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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芝联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快十年了。先生逝世后，学界一直没有举行任何纪念或追思的活动，似乎是怕搅扰了他的安宁。而就个人的感受而言，我也很偏爱这种安宁，因为说实在的，我总觉得先生并没有走，他一直就在我们身边，总带着一抹慈祥的微笑注视着我们，还不时地和我们说着话，要我们留意这留意那，叮嘱我们适当休息一下可以，但不可一味偷懒，要我们珍惜这段可遇不可求的宝贵时光把该做的事情不失时机地做好。总之先生还活着。既然人还在，何必要做那些通常只是为已经不在了的人做的事情？ 但纪念先贤也有一个重要的社会功能，那就是激励后来人。所以也不能一直沉默下去。正好今年11月7日是芝联先生的百年诞辰，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于是弟子欣然命笔，拟透过反思先生学术人生的特质及其形成和演进，来表达我刻骨铭心的思念之情。 一 问学不易 芝联先生出身浙东名门，家学渊源深厚。其父张寿镛曾是国民政府重要官员，20世纪20年代做过沪海道尹、中央财政部次长等。但老先生真正的兴趣还是振兴学术和教育救国。他于1925年参与创办了上海光华大学并被推为首任校长，1931年后辞去政府官职而专心办学。抗战期间学校毁于日军轰炸，他痴心不改，辗转到成都办分校，至1945年在病榻上弥留之际，仍念念不忘“复兴中华、复兴光华”。老先生在办学期间还倾尽家财刻印了一套《四明丛书》，凡一千余卷，汇集和保存了浙东传统学问的精华。 芝联师深爱着他的父亲，也全盘承继了父亲的志趣。但先生的问学之路却充满了曲折和坎坷。大学之前的情况还不错，那时先生家在上海，父亲办有家塾，先生在里面既读四书五经、唐诗宋词等国学经典，也习英文、数学等西学基础，13岁时（1931年）考入光华大学附中高中，并安安稳稳地读到了毕业（1934年）。然后就开始动荡不宁了。最初先生想学医，考上了上海沪江大学医学院预科班，目的之一是想治好因车祸受重伤的二哥岳父、地质学家翁文灏，但无奈理科基础不佳且自己身体也出了问题，只读了一年便放弃了。随后先生于1935年考入北平燕京大学西语系。虽然燕大学术氛围良好，先生习得了不少英国文学、西洋历史和中国学术思想方面的知识，并在当时北平风起云涌的抗日爱国运动中接触到了马列主义理论，但这种学习生活也只是维持了两年，随着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先生便沦为了“流亡学生”，冒着日机轰炸的危险，辗转于上海、南京、武昌之间，在武汉大学借读了不到一个学期，又经广州、香港返沪，回到母校光华大学读了两年书。 在光华的这两年，先生也算有点运气，得到了张歆海、吕思勉、童书业等名师的指点，打下了西洋文学和中国历史的学识基础。1941年秋，先生重新考入燕京大学读研究生。不料很快爆发了太平洋战争，先生只好中断学业，去北平中法汉学研究所担任助理，期间仍在洪业、张尔田、铎尔孟、聂崇岐等众多中外名师的指导下坚持修习中西学术。日寇投降后先生返沪，完成了父亲恢复光华大学及其附中的遗愿后，即携带只够一年的学习和生活费用，踏上了赴美国耶鲁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的游学之路。在英期间，先生特地考察了英国中学的办学情况，并赴巴黎参加教科文组织的国际了解研讨会，广泛结识外国教育界朋友，然后便回到上海，在光华大学做了副教授、校长英文秘书和附中校长。新中国成立后，先生于1951年再度北上，赴燕京大学历史系教书，1952年经院系调整转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这才开始了先生在北大持续延绵了56年的学者生涯。 告别了旧中国的坎坷曲折之后，先生开始满心喜悦地为发展新中国的历史学而奋斗。到1956年，他顺应时代需要，从中国史完全转向了世界史，研究方向后来也从英国史转到了法国史。1956年夏，他和翦伯赞、周一良、夏鼐一起经莫斯科赴巴黎参加国际青年汉学家会议，又有机会接触西方史学前沿，结交了许多学界朋友。也是从1956年起，他应邀为《历史研究》杂志总共写了近二十篇介绍外国史学动态的文章和书评，在开拓国内史学界的对外视野方面功勋卓著。这个时候的先生是意气风发的。尽管不断受着政治运动的干扰，他还是做出了一些重要业绩，如在1960年首次向中国史学界引介包括年鉴学派在内的各西方史学流派，1961年编译了一部英国史资料集——《1870—1914年的英国》，1962年参与主编全国高校教材《世界通史》的近代史卷，等等。但正当先生要借1964年中法建交的东风开拓中国的法国史研究的时候，“文革”不期而至，刚刚踏上征途的整个新中国的世界史学科都只能黯然止步。 直到改革开放，先生做了大半辈子的学者兼教育者的梦，才终于有了实现的机会。为把失去的时光追回来，先生开始拼命干：大量开课，带研究生，出访交流，著书立说，引介种种新学术思潮，设法安排一批批学生出国深造，多次上书校系领导为学科建设出谋划策，组建中国法国史研究会等学术社团以期提升国人的世界史研究水平，倡导人权研究以期推动国家的政治文明建设……可以说，先生一生最重要的学术贡献，就是在他生命的最后这二三十年里做出来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