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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学海里的一盏引航灯 我们已经知道，先生从大学时代起就非常重视“历史理论”的问题。他认为历史理论就是“历史哲学或历史观”，并认为“历史理论不能脱离历史事实而独立存在，因为历史理论，无非是历史家观察了许多历史上的事情，而归纳出来的几条公理”。[13]既然是“公理”，自然就值得重视，自然就有研究的必要，但既然任何一种历史理论都是从一个特定时代的历史事实中归纳出来的，那它自然也就有自己的时代个性，不能随意套用到其他时代去。[14]那么在20世纪的世界上，最有影响的历史理论流派又是什么呢？不言而喻，那就是“年鉴学派”了。按英国史学理论家彼得·伯克的说法，发轫于20世纪20年代的年鉴学派，其实是一个不断演化的“史学运动”，而这个运动到80年代实际上就在趋于消亡，因为很多原来的“局外人”，或由于受到这个运动的影响，或基于它们自己的理由，都在向类似的方向移动，以至于年鉴学派和非年鉴学派之间的界线已经模糊——所以，“这个运动渐渐消失，部分是由于其成功的结果”。[15]伯克还认为，年鉴运动是一场法国的史学革命，因为“多数20世纪最崭新、最值得纪念且最重要的历史写作，一直是在法国产生的”，而“经过这场革命，史学再也不是其原本的面貌了”[16]——这其实就是在说，年鉴学派曾是20世纪史学进步的主要发动机。也正因为深知年鉴学派的这种重要性，张芝联先生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开始了将它引入中国的努力。先生锲而不舍，一篇接一篇地写起了介绍年鉴派史学的文章，终于迅速引发了中国史学界的“年鉴热”，并由此促成了随后数十年间中国史学的巨大变迁和空前繁荣。试想，如果在史学理论上没有一种臻于化境的学养，谁能成就这番功业？ 今天的国内外史学界，盛行着一股“政治文化”研究热，而这一史学潮流的发生，其实也是年鉴运动深化的一个结果：第三代年鉴学派倡导“政治史”的复归，但这种重新萌发的政治史兴趣，这时已不能不和作为年鉴派史学核心要素之一的文化史兴趣结合起来，于是便出现了一种“政治文化史学”，而其发生于上个世纪70-80年代的一些最初的试验，就是在法国大革命这个传统的热门史学领域里进行的。国际史学前沿的这一新动向，自然逃不过当时已经能够经常出入国门的张先生的慧眼。先生本来就一直很关注法国大革命这个重大历史课题，因而既熟知当时国际法国革命史学界传统派和修正派之间的激烈论战，也注意到两派都在开始讨论“政治文化”这个新概念。虽然一时还参不透其中的玄机，但他隐约地感到了问题的重大，于是常常在北大历史系的课堂上，在中国法国史研究会的活动中，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为了把其中的学术机理搞清楚，他还在80年代初，超越西方学界的左右派纷争，把索布尔、孚雷、佛维尔和林·亨特等人先后请来讲学，让国内学界跟这些正在从事这一实验的不同门派的大师当面对话，而笔者的博士论文《热月反动与政治文化》，也就是在这种密集的学术交流环境中——并且是在先生和另一位法国革命政治文化研究大师、日内瓦大学教授巴茨柯的联合指导下——完成的。后来这篇论文经过充实提高，发展成了一部题为《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初版）的专著，它在国内法国史学界引发了一股至今方兴未艾的政治文化研究热潮，由此实现了中国法国革命史学和国际潮流的接轨，同时也对国内其他一些史学领域的政治文化转向多少产生了一些推动作用。当然，这件事情的首功，仍在张芝联。 人们当然不会忘记，托克维尔的那本旷世奇书《旧制度与大革命》，也是张先生在这个时期刻意引进中国的，1992年首次出版。尽管有很多问题和争议，这本看似大而化之却字字闪烁着洞见的小书，公认是所有关注法国革命史的学者都不可能绕开的经典。然而该书的意义实际上远远超出了单纯的史学领域，因为它讨论的问题很多都与像中国这样典型意义上的传统国家的现代化有关，故而对当今我国的整个现代化建设都有不容忽视的参考价值。《旧制度与大革命》并不是最早传入中国的托氏著作——他唯有的两大经典中的另一部《论美国的民主》，1988年就已经在中国面世。这当然也是一部价值非凡的著作，但比较起来，应该说还是《旧制度与大革命》更为重要：因为首先，托氏在写《论美国的民主》时，心里想的主要还是他的祖国，他其实是在为解决法国的问题找一份参考资料；其次，他虽然对美国的制度赞赏有加，但他心里其实也清楚，这个没有历史传统的移民国度的现代化经验——尤其是其政治现代化经验，尽管很值得学，但不可能全盘照搬到法国来，所以在法国搞现代化，只能先把法国的国情彻底搞清楚，然后再适当地参考美国的成功经验，走一条自己的路。《旧制度与大革命》其实就是托氏为贯彻这一意图而写出来的，因而要真正读懂托克维尔，至少也必须这两部书一起读才行。然而很可惜，中国出版界在译介《论美国的民主》时，并没有考虑同时译介《旧制度与大革命》。先生不失时机积极推动对《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引进，不仅争取到了出版社的立项，从法国文化部募集了出版经费，而且还精心物色了优秀的译者，并亲自写了一篇见解独到的译序。至于该书中文版后来在国内学界乃至整个知识界和政界引起的巨大反响，大概人所共知，此处就不必多言了。 最后需要提及的是，先生还是中国人权问题研究的首倡者。1989年3月，他就任刚成立的北京外国问题研究会会长，一上任就提出该研究会应以研究人权问题为第一要务。后来社会科学院、人民大学、中央党校都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国家还能提供专门研究基金，人权研究一时成为热门。先生再接再厉，于1991年7月再度举行人权研讨会并出专辑，还编出了《世界人权纵横》一书。中国政府也于同年11月发表了《中国人权状况白皮书》，开始在国际人权领域为捍卫国家民族利益而据理力争。 先生首倡中国人权问题研究这一活动，虽不能算先生学术活动的核心部分，但由于它昭示了先生的公民责任心，反映了先生对现代政治文明的热切向往，同时也能体现他在学界的特殊影响力，而且先生本人对他做的这件事还特别在意，屡屡向笔者提及，直到临终前也不能忘怀，所以也有必要在这里专门记一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