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缱绻书生气,长留天地间——写在张芝联先生百年诞辰之际(2)

http://www.newdu.com 2018-10-24 中国社会科学网 高毅 参加讨论

      二 痴迷于祖国的教育事业
    张芝联先生兼历史学家和教育家于一身,但在知道他的很多人的印象里,“教育家”这个身份在他身上似乎更显突出。
    早在大学毕业前,先生就立下了一个现在听来还有些奇怪的志向:当一个中学校长和大学教授。当时其父曾提醒他:“那你的月薪恐怕只有二百元。”而先生的回答是:“没有关系,这是我的心愿。”至于何以钟情于中学校长一职,先生的理由是他当时颇受英国公立学校(实际上是私立中学)的影响,认为只有中学水平高才能保证大学生的质量。[1]事实上笔者在先生的课堂上也不止一次地听他劝说同学们不要瞧不起中学,并鼓励大家毕业后去做中学老师。笔者当时还想,要北大的这些“天之骄子”听从他这些话似乎不大容易。直到后来读到了布罗代尔的《文明史》,笔者才恍然明白了先生这种观点的个中奥妙。布罗代尔这位世界级的史学大师就极其重视中学的历史教育,他的这部《文明史》就是专门为16岁到18岁的中学生写的历史教材,在书的“自序”里他还提出了这一说法:“我认为我们的年轻人必须在18岁,在准备从事不论何种职业的前夕,要初步了解经济与社会的现实问题,初步了解世界的重大文化冲突,初步了解文明的多样性。”当然,在布罗代尔看来要完成这一工作,就必须用他的年鉴学派的方法给中学生讲历史,“没有历史,民族意识就无法维持下去,而没有这种民族意识,就不可能有独创的文化,不可能有真正的文明”[2]。那么为什么一定要在中学阶段做这件事呢?不言而喻,那首先是因为中学生有较大可塑性,其次,恐怕还和中学教育与国民整体素质培养关系更加重大有关,因为毕竟中学不像大学,那是当今绝大多数国民都要经历的一个学习阶段。由此可见,先生之所以要当中学校长,还要他的学生们毕业后乐于当中学教师,原就是因为他有着一颗和布罗代尔相通的心。
    而作为西学基础深厚、又深感新中国特别需要发展世界历史研究的历史学家,先生在世界史教育方面自然用力最勤。当时中国的世界史教育基础非常薄弱,可谓一穷二白。先生首先致力于资料编译和教材编写,而且是从英国史学科建设开始的(于1961年率先编出了一部英国历史资料集《1870-1914年的英国》)。很快,由于发现中国的法国史学科更为薄弱,而以法兰西民族在西方文明中的突出地位和它与中国独特的亲缘关系,国人的法国史教育决不容忽视,先生便把主要注意力转到了法国史学科的建设方面,只是令先生遗憾的是,他建设中国法国史学科的愿望,竟旋即被“文革”中断了整整十年。
    那段岁月刚结束,先生就开始“重拾旧山河”。首先,他于1979年创建了中国法国史研究会,利用这个学术交流平台,把全国各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法国史学者组织起来,群策群力推动中国的法国史学科发展。其次,先生开始大抓法国史研究生的培养。1978年起先生就开始招收法国史方向的研究生,以期迅速弥补“文革”造成的高校法国史师资队伍的断层。
    1981年,先生向有关方面提交写了一份中国法国史学科建设的规划书。[3]这份资料,现在看来都不失为我国法国史乃至整个世界史学科发展的一份纲领性文件。其中有这样几个要点特别值得关注:第一,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能重理轻文,必须关注文科建设;第二,文科的学科建设要特别注意资料、队伍、教材和科研;第三,法国史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法国是欧洲举足轻重的大国,在文化、思想、革命史上起过而且仍起着重要作用,法国史在世界史教学中占有重大比重;第四,队伍建设是学科建设的关键,因而必须特别注意师资的培养,培养的途径则应该“自己专家培养”、“送出去”(派学生出国留学)和“请进来”(请外国优秀专家来讲学和培养研究生与青年教师)三管齐下。这个规划书究竟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多大的影响我们不清楚,但在北大,多年来在先生的督促下我们一直是坚持这样做的,而其成效应该说也是很显著的:北大法国史因其综合优势,一直保持着中国首要重镇的地位;进入90年代后先生虽然不再招博士生了,但我接班后他一直在无私地协助我工作,我陆续培养的近三十名博士生大都饱受过先生的师泽,而他们现在已经是中国世界史教学科研领域一支引人瞩目的中坚力量。
    虽然主攻法国史、也特别关注法国史人才的教育培养,但先生对教育事业的热情远远超出了这个领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从来就是先生最理想的人生境界。当中学校长的梦也一直跟随着他。1944年初冬,他在北平曾动过办一所“第一流的私立中学”的念头,并“冒着严寒前往香山慈幼院,考察设想中的中学基地”。[4]1948年他终于当上了光华大学附中的副校长、校长(解放后为上海市教育局所确认),但1951年初即因“劳累过度,心脏病复发”而辞职[5]——可以想象他当时在这个职位上干得有多疯。到北大任教后,“文革”前他曾协助翦伯赞致力于提升历史系的教学水平,。先生在改革开放年代里,那么执着地一篇接一篇地向各级领导上书,还一次接一次地找北大校长面谈,提出有关学科建设和教学改革的种种建议和方案。[6]直到临终前不久,先生还找过当时的北大常务副校长吴志攀,详谈他关于北大发展特色和发展方向的思考——吴志攀教授后来忆及此事,不胜唏嘘。[7]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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