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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特立独行的优秀学者 先生虽然在教书育人和学术活动组织等方面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但骨子里他还是一个学者，一个孜孜于求真的历史学家，一个崇尚学术自由的现代书生。 先生晚年曾这样自谦：“我惶恐地、诚实地承认自己确实无何成就，贡献甚微。”[8]可是所有真正了解先生的人大概都不会苟同先生的这种谦辞。因为大家知道，先生虽然所著不多，但却真是酷爱读书的，谈起学问来也常常见识不凡、妙语连珠。那么为何述而不作？笔者曾听先生发过这样一个感叹：“唉，书读多了，反而就不敢写了。”但笔者听来，总感到这话里还有话，感到先生这里的所谓“不敢写”，似乎应该被理解为“不必写”才对。因为虽然学贯中西，先生在下意识里遵循的恐怕还是那种传统的、但也别有睿智的中式思维——那是一种陶潜式的思维，大致意思就是“好读书不求甚解”，是“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而且，历史上不能写的优秀学者屡见不鲜，所以才有“述而不作”之说。总之，“述而不作”自有“述而不作”的道理。其实作与不作，或作品的多与少，说到底只与学者个人的性格、经历或才智特色有关，并不能决定学者素质的优劣。 先生在回顾自己的学术人生时还说过这样的谦辞：“父亲晚年有两句话：‘学杂而不能精一，鹜泛而不知专归’，击中了我的要害。”[9]表面看来，先生所学确实是有点杂：中国古代史、中国古代学术思想、英国文学、英国史、法国史、西方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然而，如果说先生做这些学问时全都是浮皮潦草、蜻蜓点水、没有独到的深入思考，却也有违事实。比如，先生在大学时代发表的《历史理论引论》一文，就在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那里不仅得到了赞许，而且引发了他的许多遐想和思考[10]，这至少说明先生做学问一开始就是非常认真的。在自己涉猎的各领域，先生的确都没有鸿篇巨制的研究作品，但他的每一篇带有随笔风格的论文或文章，若仔细读来，都能不时地让人感到心灵的震颤，感到意韵深远。先生学术的这种魔力，许多国人都没能体会到，倒是一些外国的学术大家早早就为之倾倒了。比如，在先生治丧期间，美国新文化史大家林·亨特（Lynn Hunt）就在唁函中这样说：“张芝联同时生活在过去、现在和将来……他对过去的理解和对现在的兴趣，使他总能站在他的同时代人的前头。这种状态不能总给他带来生活的安宁，但却使他成了我们的一个无价的灵感之源。我永远忘不了我们在伯克利、北京、巴黎、都柏林等地的相遇，而我们每次相遇时，他和我进行的讨论都和前一次衔接得天衣无缝。”德裔美国史学史大家伊格尔斯（Georg Iggers）也在唁函里盛赞张芝联，说“他是一个有着特异素养的人，一个受到欧洲文化和中国文化双重浸染的世界公民”。 但这位“世界公民”又和康德这个“世界公民”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康德一辈子没出过哥尼斯堡城，而张先生则几乎游遍了天下。他不像所谓“标准”学者们那样爱坐冷板凳，只是这好像也没有妨碍他成为一个优秀的学者。先生有一本国外演讲集，名曰《重逢》（Renewed Encounter），其“前言”是香港爱国企业家董建成写的，里面就赞佩有加地提到芝联先生“从来就不是一位‘坐家的教授’（armchair professor）”，因为“作为公民，他热衷于捍卫他的国家的正当利益，反对错误政策、虚假报道和野蛮行为”。[11]这说明先生非常关注社会政治现实，有强烈的公民责任感，他之所以要满世界奔波并到处发表演说，只是因为他感到，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化，他有义务施展他特有的学问和才干，向外国多宣传真实的中国，以推动中国更好地走向世界。记得先生曾告诉笔者，他这样做其实是出于一种“责无旁贷”的冲动，因为他感到自己在这方面能比一些对外宣传的官方传媒做得更好。法国著名汉学家玛丽安·巴斯蒂夫人也在她为《重逢》这本书写的序言里说：“20年来，张芝联每年都应许多学者团体的邀请出访，每次都会碰到一些不同的人，讨论一些不同的问题。正是这种鲜活且不断更新的经验，让他得以深入各民族的历史记录，并利用过去的智慧和不同的文化，在中国人和欧洲人之间展开富有成效的对话”；“他那一代人中，像他那样那么执着地、运用那么多聪明才智来拥抱世界的人，实属凤毛麟角。”[12]无怪乎先生能在国际学界得到“学术交流大使”这一罕见的雅号，而如若没有一流的学识，谁能得到这样的殊荣？ 而且先生常去国外，也不只是为了宣传真实的中国。更多的其实还是为了了解国外的学术动态，以便促使中国的学术同世界接轨来提高自己的水平。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先生就持续关注过西方当代史学研究动态。当中国的大门于1979年重新打开时，先生如久旱逢甘霖，当即利用一切机会出访了西方许多国家，四处收集学术信息和图书资料。中国史学会1980年重新加入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之后, 每次国际历史学家大会，先生必定参加，并利用其娴熟的英法双语能力, 广交朋友。笔者曾随同先生出席过2000年在挪威奥斯陆、2005年在澳大利亚悉尼召开的国际史学大会，实地感受过先生参加这种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时的严肃认真态度：我发现相当一些国内学者参加这种国际会议时大部分时间都在游山玩水、看异国风情，而先生却不辞辛劳，每天都坚持到会，聆听他关心的各种主题发言并参与讨论。“这样确实很累，”他告诉我，“但值得。要知道能这样集中了解国外学术动态的机会，五年才有一次啊。”就是凭着这种对学术极端认真的态度，先生赢得了国外学界的广泛尊重，并使他结交到了许多著名的学者朋友，而这些朋友后来也对他提供了许多真诚的帮助——帮助他把中国数十名他认为是可造之材的青年人送到国外进修或读学位，而他们学成归国后也确实都成了中国世界史学界的骨干。 可见一个学者的价值和地位，并不能只按那种老一套的标准来评判。何况，实际上还有更科学的评判标准，那就是学者的学术影响力。也就是说，一个学者的价值大小和地位高低，主要应取决于他对于学科发展的正面影响程度。而说到这种学术影响力，张芝联先生的情况就只能以“非同凡响”来形容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