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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明朝末年，女真首领努尔哈赤指挥的金国八旗兵占据广宁之后，近四年间，竟止步不前，甚至畏葸而退，是努尔哈赤恐惧所致；天命汗努尔哈赤推行一系列逆行倒施，竟一路畅行的政策，使金国陷入了难堪的困境，诸贝勒竟然无一仗义执言而尽皆失声的根源，是慑于天命汗的淫威所致；蛰伏近四年后，努尔哈赤统军进攻宁远遭到从未遇到的惨败，而一蹶不振，是天命汗思想僵化所致。对金国天命朝谜案的解析，让人们看清了全面完整的金国天命朝历史以及全面完整的努尔哈赤形象。 关键词：努尔哈赤;天命朝;毁弃广宁;诸贝勒齐喑;宁远败馁 作者简介：张玉兴，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资深研究员。 一、引言 这里所谓金国或称大金国即俗称后金，乃是明万历四十四年(丙辰1616年)，女真(诸申)首领努尔哈赤，于赫图阿拉称天命汗时所建。从此金国天命朝便出现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继而挺进辽沈地区，迁都辽阳，随后占领广宁，而拥有全辽，演出了有声有色的历史活剧。这是努尔哈赤雄才伟略的精彩展示，不仅是女真发展史上，更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大事件。四百年来，人们缅怀评说，深入探讨，不胜枚举。其中多有鞭辟入里，见解精到之论，人们耳熟能详，毋庸赘言。然而，亦有人们未曾留意之处，于是便有极而言之者。 诸如一些很有影响的史家，在阐述努尔哈赤指挥金国八旗大军，进据全辽，创造了惊人的历史奇迹之后，便认为至此努尔哈赤已功果圆满；更断言天命朝对努尔哈赤说来，可用一个“顺”字来概括：一切得心应手，顺畅、顺合，游刃有余而无所畏惧。努尔哈赤已由必然王国飞跃到了自由王国，进入化境，达到了生平中最为理想的境界，无与伦比。这位努尔哈赤几乎是个完人，是天人合一的杰作。然而殊不知，这并非事实。 因为只要细检史事，可以发现天命朝这段历史仍有被忽略处，特别是潜藏着诸多问题，令人疑惑而不得真相者。故存在着疑案与谜案。这就是，清官书档案语焉不详，或模糊处理，故被人们所忽略，而某些史家似乎视而不见，亦不愿提及的事实却是：第一，金国占据广宁之后，它并未发展战胜明军后的大好形势，再接再厉，而是近四年时间内，竟止步不前，乃至收缩而退；第二，天命朝中，特别是进入辽沈地区之后，天命汗努尔哈赤对汉人推行一系列高压政令，结果，造成了社会的极度动荡，使努尔哈赤本人、使金国皆陷入了难堪的困境。然而这本是荒谬绝伦的逆行倒施，却无任何疑义，诸贝勒对此皆缄默不言，且推波助澜，形成举国一致，均畅行无阻，令人惊诧；第三，蛰伏近四年后，努尔哈赤突然统率创纪录的十三万大军，进攻守军不足二万的宁远，却遭自其起兵以来从未有过的惨败，竟而一蹶不振，含恨而逝。以上诸多堪称大不顺的情形皆成谜案，何以发生?其根由何在?说明什么?必须解答。因为这些皆是干系重大、非同小可的问题，如不能解释清楚，则不能全面完整准确地认识历史，认识金国，认识天命朝，乃至认识天命汗努尔哈赤，而成历史之缺憾。 谨于此对金国史事的上述三大谜案略加解析，以抛砖引玉。 二、释疑 (一)天命汗畏葸不前之谜——恐惧所致 努尔哈赤指挥的金国八旗兵以雷霆万钧之势，迅猛挺进席卷辽沈地区，随即于天命七年(天启二年，1622年)初，顺利夺取明之辽西战略重镇广宁，兵锋所指直向山海关。一时之间，金国大有进军关内之势。而明朝朝野上下惊恐万状，人心惶惶，亦大有关门难保之势。然而这两种情形均未发生。且奇怪的是，忽然之间，努尔哈赤竟偃旗息鼓，毁弃广宁，迅速撤兵而回。尤为奇怪的是，此后近四年间，金国竟毫无作为，不仅寸土未得，已得者竟有丢失萎缩，而内部又接连疑窦丛生，甚而人人自危。直至天命十一年(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方发动进攻宁远之战，却战败而馁，又止步不前，迥非敢打敢拼的惯常作风。这里面大有奥秘。究其实，是天命汗的恐惧所致。 原来，此际天命汗遇到了诸多麻烦而深陷困惑之中。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平生以大无畏著称的天命汗，攻入辽地后，遇到了意料不到的麻烦，畏惧起多人来。总体说来，这就是天命汗慑于熊经略、害怕孙阁老、懔于袁兵道，加之恐惧众汉民，竟自缚手脚，接连陷入困境，而丧失了一个个大好机会。 当天命七年正月，金兵攻下广宁后，二月初二，努尔哈赤挥军直指山海关，明辽西之军民悉数溃逃入关，金兵追逐明兵，如入无人之境，大有夺山海关而取之，甚至冲入内地之势。然而，至第二天，即二月初三，已追逐二百里，竟“不得食”[1]。继而得报，逃跑的明经略熊廷弼、巡抚王化贞“已将山海关外村堡居民及其妇孺人皆迁入关内，其庐舍尽焚烧之”[2]，便立即止步不再深入挺进，调转方向，还兵于塔山，随后班师广宁。因为没有后勤供应，且明军悉数迅速撤退之目的不明，贸然追击进攻，没有获胜的把握，只有立即止步班师，这种临事而惧，尚属明智之举。世人可以理解。 但下一步，则匪夷所思了。二月十四日，众福晋欢天喜地从辽东城被接到广宁，然而席不暇暖，三天后的二月十七日，努尔哈赤便令众福晋与己一道，又返回了辽东城。此后，便停止向辽西的一切行动，再也未组织进军。好像一切都已凝固。而畏缩之事继续发酵。 此事一年之后的天命八年(天启三年，1623年)三月二十四日，努尔哈赤下令： 将广宁城内坚固之处一律加以破坏，房屋尽行焚毁，并严查前日焚而未尽之屋，次日再行焚烧，要烧尽了事。将木制城门上所包裹之铁皮剥下后，以火烧毁，城中粮食全部运出，驻军概令退还[3]。 至此，金国将所得的广宁城彻底放弃。一场轰轰烈烈的战争，一份业绩可观的战利，竟以如此方式画上了句号。而后，仍是偃旗息鼓，没有行动。 且不止于此，二年之后的天命十年(天启五年，1625年)，竟又将都城由辽阳迁至沈阳，汗宣布决定后，不由分说，立即行动，两日内即迁移成功，速度之快益发匪夷所思。 事情经过是：三月初，天命汗努尔哈赤召集诸贝勒大臣会议，告诉大家做好准备要从辽阳迁都沈阳。众贝勒惶惑不解，谏阻说：“东京城新筑，官廨方成，民之居室未备，今欲迁移，恐食用不足，力役繁兴，民不堪苦矣。”努尔哈赤遂历数沈阳之优越条件，地理位置重要，便利之处甚多。并言对迁都事，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深思熟虑已久，你们对如此决定竟然反对，不可理解[4]。努尔哈赤这番意志坚定的表述后，众贝勒大臣未再言语。于是努尔哈赤命令立即迁都沈阳。 迁都沈阳完全是努尔哈赤意志的体现，他所陈述迁都的各项理由，看来并未获得众贝勒大臣所理解和认同，从文献所载未见附议甚乃赞美即是明证。因为众贝勒大臣所谏阻之言，确有道理。然而努尔哈赤意志坚定不可动摇，尽管征询未能获得支持，竭力陈述理由，亦说服不了，出现了未获赞同与赞美这一极其罕见的状况。遂不顾众人反对，立即决定宣布迁都，且出人意料的迅速：命令既下，不稍迟疑，不做任何准备工作，立即行动。三月初三日当天离东京城启行，第二天即到达目的地沈阳。 其实努尔哈赤所言皆为托词。他之所以匆促由东京城迁都至沈阳，实为远离祸害之举。因为辽阳之地已令其心烦意乱，即当地汉人猛烈反抗及明朝现实威胁的两方面原因使其如临大敌，危在旦夕，必须马上离开，且刻不容缓。 本来，当天命六年(天启元年，1621年)三月，金国八旗兵以凌厉攻势，攻下明辽东政治中心辽阳之当天，努尔哈赤即决心迁都于此，而诸贝勒大臣皆被说服[5]。遂议定迁都于辽阳城。但迁都不久，努尔哈赤便感觉不妙，担心起防御问题，以辽阳城太大不易防守，遂又决定修筑一规模不大但更为坚固之城，乃立即驱使数万汉人民夫，昼夜不停，建起了“东京城”。虽然如此，努尔哈赤仍对防范存有疑虑，即担心此地之安全问题。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安全问题愈加严重，他的后顾之忧与日俱增，此刻令其极为忧烦的是环辽阳而居的广大汉民，以多种形式，连续不断地猛烈反抗，致使本是“天赐”的兴王要地，顿成危险之区。 当时，努尔哈赤与广大汉人处于尖锐矛盾与对立之中，已不可调和。汉人的反抗除武装斗争，乃至大量逃亡而外，普遍存在的是对八旗官员以及女真平民的投毒与暗杀，自金国挺进辽东之日起，就不断发生这类事件，令金国上上下下防不胜防，一片恐慌。努尔哈赤已看到其所居都城周围，皆是极其凶险的是非之地，难以驻足之区。而且，尤其令努尔哈赤始料未及的是，此时明朝加强了对辽西的防守与攻势，特别是天命七年八月，明大学士孙承宗以兵部尚书原官，所谓“枢辅”身份督师山海关及蓟辽天津登莱诸处军务，坐镇山海关，部署战守，加强了辽西防线。兵锋所及已达广宁右屯卫一带，秣马厉兵，随时有出师大举东进、收复并重建金州、复州、海州、盖州等南四卫之可能。咄咄逼人之势，令努尔哈赤倍感压力巨大而岌岌可危。 为了金国国家安全，未来的大业，趋利避害，必须选择离开都城东京城，而兵贵神速，一刻也不能迟疑，遂进行防御性的战略转移。明人所说： 公(指孙承宗)渐东，奴(指努尔哈赤)惧，遂毁其宫室而北徙于沈阳[6]。 就是看穿了努尔哈赤所以抛弃东京城立即迁都到沈阳的根本原因。这些就是努尔哈赤的迁都隐情。当然，这绝对不能明言，只能意会而已。 总之，努尔哈赤自夺取广宁后，近四年间畏缩无为，完全在于其荒谬政策，激起猛烈反抗后，而害怕众汉人，恐惧孙阁老；而且，还慑于熊经略所致。此刻，熊廷弼虽不在其位，甚至已被处死，然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努尔哈赤对其心有余悸，则是有历史性的。 熊廷弼是努尔哈赤起兵以来所遇到的，令其最为心烦而手足无措的对头。熊廷弼三次赴辽，即一次巡按，两次经略任上，皆令努尔哈赤深感棘手。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熊廷弼按辽期间，奉命勘查，彻底揭穿了总兵李成梁伙同巡抚赵楫，抛弃边外宽甸等六堡之地，拱手付与努尔哈赤的所谓“丧地辱国”、“弃地予夷”之罪。揭露努尔哈赤要挟贪官，借势逞凶侵占边地，并与明边官一道树立所谓互不越界之碑，使侵占合法化之荒谬行为，明确提出毁碑、令努尔哈赤退地，听约束的主张[7]。熊之义正词严，努尔哈赤之诡秘全被戳穿，使之深有无处遁形之感。 熊廷弼第二次莅辽受命为经略，是临危受命，此时明之辽事大坏，而金国连续取得攻下抚顺、清河，大胜萨尔浒，击破开原、铁岭，吞并叶赫的辉煌战绩，八旗军所向披靡，正锐气方刚之时。明之全辽岌岌可危，几乎难保，这是给金国的大好机会。如此刻八旗军乘势而进，必将大胜。然而此事并未发生。金国一举灭掉叶赫后，努尔哈赤竟然按兵不动。所以如此，原来他对熊廷弼心有余悸，摸不清底细，不敢贸然行动。而数月过去，熊廷弼一切安排就绪，特别是其周密的“南顾、北窥、东逼”的“渐进转蹙”[8]方针之制定与全面部署，努尔哈赤已无隙可乘，迟延数月后，虽一再出击而皆难奏效，这是惧怕熊廷弼而不得不吞下的苦果。努尔哈赤对熊廷弼真是捉摸不透。 熊廷弼当沈阳、辽阳相继失守，辽事大坏之时，受命为经略第三次赴辽，虽然提出“三方布置”[9]之策，有渐次收复失地之雄心，然而由于朝中党争激烈，与巡抚王化贞矛盾甚深，龃龉不断，最后被金国所乘，明之全线溃败，熊廷弼、王化贞皆逃入关内而丢失广宁，乃至全辽。努尔哈赤既得广宁后，并未继续乘胜追击，而是毁弃广宁，全线撤退。仍是摸不着头脑，不知熊廷弼有何奥妙部署，对熊廷弼仍存恐惧所致。 一朝迟疑，步步被动。努尔哈赤而后再想出击，已绝无可能，因为孙承宗以枢辅督师辽东，以实力绝对压缩了努尔哈赤的空间。清官书《明史》载称： 承宗于辽前后修复大城九座、堡垒四十五座、练兵十一万、建立车营十二、水营五、火器营二、前锋后劲营八，造甲胄、器械、弓矢、炮石、渠答、卤楯之具，合计达数百万，拓地四百里，开屯五千顷，岁入十五万石[10]。 这是客观的记述，是非常了不得的成就。这使明之辽东即将完全断送之际，出现了渐次恢复的曙光，孙承宗实际已是努尔哈赤的克星，使其疆土日蹙，无所作为，完全遏制了金国。所以，努尔哈赤恐惧孙阁老，数年间竟毫无作为。 天命十一年正月，努尔哈赤在孙承宗被攻讦离开辽地之后，以为大好时机来临，便发动了进攻宁远之战。结果被明宁前兵备道袁崇焕痛击，出现了自起兵以来，从未遇过的大败，令其惊慌失措，惊恐之余，更不敢进行反击。而这时，袁崇焕的宁远已消耗严重。有记载称： (袁崇焕于宁远大战之)次日，拾敌矢十余万枝，见城上大小穴至七十余，而查硝磺库亦已尽，危矣哉！[11] 宁远被攻，穴城至五十余窦，垂破矣……老酋宵遁[12]。 明军形势可谓岌岌乎殆矣！遭到惨败的金兵此时如果继续猛击，明军宁远城必将难保，而惨败无疑。但努尔哈赤却丢掉了惯常败而不馁，愈战愈勇，敢打敢拼之精神，而采取撤退。这完全是被袁崇焕打得蒙头转向，而失去了理智，是对袁恐惧不已所致。 以上就是努尔哈赤率金兵挺进广宁后的四年间，所以偃旗息鼓的真相所在。是其方寸已乱，处处不顺畅所致。这种情形的发生，反映了努尔哈赤精神的又一方面。 (二)诸贝勒齐喑之谜——慑于天命汗淫威所致 天命汗努尔哈赤进入辽沈地区之后志满气骄，不经意间走上了自己的反面，推行了一系列暴政，有些堪称惨绝人寰，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不仅激化了社会矛盾，更使金国、使他自己陷入了困境。然而奇怪的是这些荒谬绝伦的虐政，竟在大金国里畅行无阻，诸贝勒大臣无一异议，无任何反对，无一人仗义执言，堪称奇绝之事。何以至此，值得深思。 这些弊政，诸如：合食同住令。“诸申人、汉人同住一屯，同食其粮，同用草料喂养牲畜。”[13]即强迫汉人接纳并供养女真之令；迁移汉民令。强制驱赶汉人，即将汉人由祖居之地迁往生疏处所，凡不能迁移者，全部杀掉，宣称：“凡各处之人，尔等若不从速迁往所指地方，亦照此诛之也。”①；掠富杀贫令。即掠夺富户，诛杀无粮者。金国对治下之民，凡富裕者允许其存活，则敲诈掠夺之，而贫无食粮者则肆行杀戮，对此荒谬至极的举动，努尔哈赤毫不隐晦，公开发文，令众贝勒大臣严格执行：“有粮人入城留之”[14]，无粮者尽行杀掉，“选派人员前往各处，杀无粮之汉人”[15]，此可谓历史奇观；追杀逃亡。处于水深火热中的金国汉人，实在难以忍受暴政，遂不顾风险，抛家舍业，奔上逃亡之路。努尔哈赤对此绝不放过，不论逃亡者逃向朝鲜、逃向关内，或者跨海逃向山东，则一律追杀，进行残酷镇压。凡捕获之男子，“尽杀之，妇孺充俘”[16]；乙丑大屠杀。这是努尔哈赤于天命十年(1625年)十月初四日颁布的，“着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各往其屯。去后，分别屯中之汉人。”凡认定为奸细、煽惑本地乡民者、皆非我保举之官，或系原为明朝之官员，乃至书生、大臣等，皆要“甄别正法”[17]，即进行屠杀，是历史罕见的一场广泛的屠杀，此年为乙丑年，故称“乙丑大屠杀”。令下，乃遣八旗大臣分路前往，进各屯堡杀之。《满文老档》明确记载道：“经此次诛戮，贤良书生尽被杀绝”[18]；编庄。努尔哈赤宣布大屠杀之同时，决定对所留下之人，所谓“当养”之小人进行编庄[19]，实际是将国中全部土地收归国有，以强制手段将汉人世代经营的土地加以没收。一纸文下，所有辽东汉人的私产，无论贫富，顷刻之间化为乌有，一律被金国剥夺。这是毫无隐讳的大掠夺，使封建土地关系一夜之间变成奴隶制。造成社会大颠倒、大倒退、大混乱。 总之，努尔哈赤自攻进辽沈地区之后，所强制推行的一系列政令皆属逆行倒施，造成社会大动荡，演变成大灾难的弊政，而严重威胁金国的统治，然而却又无一例外地得到身居要职的金国八旗诸贝勒大臣的坚决支持与贯彻执行。在他们身上似乎反映不出理性和良知。这是极其怪异的现象。 难道金国八旗诸贝勒大臣对汗之政令，皆心悦诚服，认识完全一致?对努尔哈赤的悖情悖理，甚至灭绝人性的仇视汉人、屠戮汉人的政策，所造成的民不安生，社会的极度动荡，而严重危及金国统治，实际亦是危及自身的恶政，皆视而不见，心安理得?他们皆是一群没有头脑的赳赳武夫，皆属浑浑噩噩，麻木不仁之辈吗?非也。 其实，过往历史已经证明，八旗诸贝勒大臣大多有自己的思想与见解，其思想敏锐，求实求真，敢想敢说、敢作敢为，极少忌讳，遇事挺身而出，具有突破一切束缚的主动进取精神气概，甚至否定父汗的指令与安排，一往无前而夺得胜利。对此，努尔哈赤曾予以支持，并欣赏与自豪。 诸如，天命三年(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四月，金国首次向明发难，十四日夜，八旗兵已临近抚顺时，忽然遇雨，努尔哈赤则以阴雨，不便前进，决定回兵。大贝勒代善当即提出反对意见说：“兴师已至其境，若回兵，吾等更与大明和好乎，抑为敌乎?且兴兵之名谁能隐之?天虽雨，吾军有雨衣，弓矢各有备雨之具，更虑何物沾濡乎！且天降之雨，乃懈大明之人，使不意吾进兵。此雨有利于我，不利于彼。”努尔哈赤赞许其言，遂继续进兵。而抚顺战役后的四月二十一日，八旗兵已班师出边，忽传明广宁总兵张承胤率兵追来，代善及皇太极得报，立即率兵迎战至边，并报告天命汗。努尔哈赤以“彼兵非来与我为敌，必不待我兵也。”下令停兵回撤。代善则说：“彼兵若待，我兵则战，若不待，必自走矣。吾欲乘势袭其后，不然我兵默默而回，彼必以我为怯不敢战也。”[20]反对回撤而坚持迎击，获准。终以锐不可当之势，击败明兵，击杀张承胤等众多明之兵将，而获得大捷。天命四年(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萨尔浒大战时，当三月初三日晚，已取得西、北两路胜利后，忽得南、东两路明军，向都城赫图阿拉袭来之报。努尔哈赤即令侍卫扈尔汉领兵先行前往迎击。自己则率诸贝勒大臣等领大兵至界凡，行谢天祭祀典礼。这时，代善考虑既有险情，不能置敌于不顾，遂主动提议说：“吾领从者二十人，扮作小卒前探消息，待祭旗后，汗可率众兵而徐进。”获准后，遂率众起行。四日晨，努尔哈赤又令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皆率兵前行。皇太极见状，乃请示汗亦欲与大贝勒同行。努尔哈赤说：“汝兄扮作哨探，前听消息，汝可随我同行。”皇太极却不同意而坚持说：“大兄既已独往，吾等何故留后。”[21]说罢不待准许，便率兵行动，直奔前方。这种有思想、有韬略，遇事直抒见解，甚至违背汗意，敢想敢为的主动进取、敢于负责的精神，是金国的优良传统，是政治生活的常态，十分可贵。 然而此刻这种精神面貌竟荡然无存，一切黯然，呈万马齐喑的状态。其实，这种极不正常的现象完全是努尔哈赤造成的，是其淫威之下，已彻底毁坏了金国的政治生活。造成人们不得不自缚手脚，而噤若寒蝉。因为，就在萨尔浒大战获胜不久，金国政治生活发生巨变，接连出现许多大案、要案，搅动得金国统治高层人心惶惶，政治空气骤然间窒息与凝固。 天命五年三月，大福晋阿巴亥被小福晋塔因查揭发与大贝勒代善有暧昧事称：“大福晋曾二次备办饭食，送与大贝勒，大贝勒受而食之。且大福晋一日二三次差人至大贝勒家，如此往来，谅有同谋也。福晋自身深夜出院亦有二三次。”天命汗闻听此言，随即派遣达尔汉侍卫、额尔德尼巴克什等四臣调查核实而回报属实。汗随即说：“我曾言，待我死后将我诸幼子及大福晋交由大阿哥代善抚养。因有此言，大福晋倾心于大贝勒，闲来无事，一日遣人来往二三次矣。”说罢颇为恼怒，且“不欲加罪其子大贝勒”[22]，遂借故以大福晋隐匿并随意赐予村民财物之事，而将其休离。但对代善却耿耿于怀。汗没事找事，弄巧成拙，自找难堪。嫌怨于并无过错的代善，毫无道理。半年后的九月，便在代善虐待并欲加害前妻之子硕托事上，大做文章。随即下令严惩代善：剥夺其太子名号，即废黜其储君地位②。其实，代善次子硕托放荡不羁，与一群同病相怜的纨绔子弟，互相勾结，寻欢作乐，多有一些荒唐淫乱之事，且非止一日。代善对其极其厌恶，而父子矛盾不可调和。代善甚至请示父汗要亲手除掉这个逆子。硕托为躲避惩罚，乃与同伙逃亡入明境旋又逃回。努尔哈赤将此事完全归罪于代善。此刻竟召集会议，以父汗与代善孰是孰非，令诸贝勒大臣立即站队表态。除莽古尔泰开始就与汗站在一起外，阿敏、皇太极，及侍卫扈尔汉等齐齐站起，移到汗这边来，至此彻底孤立了代善。显然这种处理方式，过于感情用事。从代善所遭的无妄之灾中令人深感汗之喜怒无常，臣下动辄获咎，罪不可测。诸贝勒受此负面刺激，得出教训：为保身固位，只有小心再小心。 而且自代善丢储君之位后，金国诸皇子即诸贝勒间觊觎太子之位者大有人在，为夺得此位，皆在明争暗斗，以求一逞。当金国挺进辽沈地区后发生了谋臣阿敦被杀事件，清官书说阿敦获罪之名是，“调唆大贝勒、莽古尔泰贝勒与四贝勒不和，诋毁国政，并用谗言调唆其他小贝勒”[23]。这虽然从侧面反映了诸贝勒彼此之间各个较劲，争斗激烈之情形，但语焉不详。朝鲜史书却道出了详情。原来，自代善被废太子后，努尔哈赤以未再立接班人而不释于怀。一日，出于对谋臣阿敦的极大信任，乃密问道：“诸子中谁可以代我者?”阿敦说：“知子莫如父，谁敢有言。”努尔哈赤一定要他明确说出自己的看法，阿敦乃说道：“智勇俱全，人皆称道者可。”努尔哈赤说：“吾知汝意之所在也。”朝鲜史书说这是指皇太极。实际上阿敦所瞩目的也正是皇太极，只不过未明言而已。然而，阿敦行动不慎而将此事泄露，造成代善与皇太极、莽古尔泰，乃至阿济格间的矛盾加剧。进而导致努尔哈赤责问阿敦，随“以为交构两间，锁扭而囚之密室，籍没家赀”[24]。旋被幽杀。显然，阿敦成了汗的诸子争夺储君的牺牲品。然此事之发生，又深刻教训了诸皇子，使之力图避免出现政治错误，而断送前程，故多三缄其口，而少说为佳。而紧接其后出现的严惩扈尔汉、冤杀额尔德尼及惩治乌尔古岱等事件，更无疑向诸贝勒敲起警钟，令其不寒而栗而得出反面教训：绝对不能违背汗意，不可稍有闪失，必须处处留神，谨小慎微，绝对谨遵汗命，否则必将有灭顶之灾。 达尔汉侍卫扈尔汉的遭遇很能说明问题。努尔哈赤养子，竭诚效力三十余年，权倾一时的总兵官、掌握实权的第一都堂扈尔汉，天命八年三月，仅因其胞弟首告纳贿，便被革职，降为三等总兵官，又降为副将。最后身死亦不得宽恕。何以如此?努尔哈赤指责其“居心奸慝”[25]，《满文老档》称其“晚年心变，因悖逆而降其职”[26]。所谓“奸慝”“心变”“悖逆”何所指?原来是天命六年闰二月，努尔哈赤追究上一年即天命五年八月，进攻蒲河城，追击沈阳明兵时，因右翼大贝勒代善及达尔汉侍卫扈尔汉曾派遣人员前往阻止，贻误了战机，下令审议定罪。众审事官遂根据实情将所拟定惩处条款奏报于汗。汗则怒责众审事官未按其意图处理，是“以非为是”，并加罚银。扈尔汉听罢气愤地对汗说道：当时是汗派遣名叫阿都的执旗往传禁令，大军才听令停止进攻的。这种顶撞实际上道出事情的真相，无疑暴露汗在说假话，很令其难堪，努尔哈赤当即厉声怒责：“以是为非，变色强辩，欲何为耶?”[27]当即令于法司内画地为牢，将扈尔汉羁禁二日。但此事并未就此完结，随后对其惩处便不断加码，终致严惩后，绝不宽恕。很显然，这是冒犯了汗的绝对权威而招致严惩，终生不得翻身。 额尔德尼之获罪被杀，更属离奇。为满洲崛起、金国发展，竭诚奉献毕生精力的一代杰出人物的额尔德尼，创制满文、开创记档先河、谋划政权建设、编纂法典成书等诸多成就，在金国无人企及，是努尔哈赤最为倚重的智囊人士。然而天命八年五月，被控告受贿及藏匿东珠等物，努尔哈赤当即发话道：有藏匿等物，即献出。献则无罪。额尔德尼直言回绝道：东珠是我个人所买，没有受贿，没有藏匿，拒绝认罪。但最后还是遵照汗令交出了自己的东珠等物，然而，努尔哈赤还是自食“献则无罪”之言，下令将其杀掉[28]。随后汗在众人惊诧中，对此举作了长篇辩解，不仅反证了额尔德尼确实无罪，更泄露了所以诛杀额尔德尼的奥秘，在于不能容忍其与四贝勒皇太极联系密切，其有参与汗诸子争位事之嫌，这更令人悚然，益发深感动辄获咎，罪不可测。 接连的惩处已充分说明在努尔哈赤那里，已没有什么真理、正义，有的只是蛮横与霸道。对他来说已无所谓里表，他说一是一，错误也是正确，一切已不容商量，完全无理可讲。如果执意求实较真，轻则遭到谴责、严惩，重则丢掉性命。对天命汗的一切措施、政令，毋庸思考，毋庸置疑，而忠心进谏亦不可，只有绝对服从。严酷、惨烈的现实令诸贝勒大臣心有余悸，真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人人自危。这深深地教训他们，让其惊悚地看到，动辄取咎，言则获罪。还是明哲保身，少说为佳。于是在天命汗的淫威之下，皆但求保身，什么社会安定，金国前途，已全然不在话下。所以，至此之后，金国里便无一点活气，众皇子，众贝勒大臣便死一般地沉寂，面对荒谬，不仅熟视无睹，集体失声，无一异议，任其恣肆，且推波助澜：积极贯彻。于是天命汗努尔哈赤的一切荒谬举措，便没有任何阻挡地一路畅行。 金国里，这种舆论一律的现象是极其危险的。多年来经战争洗礼，培育养就的八旗勇武精神，临场尽情发挥的聪明才智，不断完善的能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诸贝勒大臣念兹在兹的责任心，至此已一概皆无。这时只剩有天命汗一人的思想与政策，至此，努尔哈赤大施淫威，言出令行，自以为得计，其实已完全脱离实际，得不到忠言规劝，完全被架空，完全自我孤立，陷入了寸步难行的荒诞陷阱，已无任何顺畅可言；他违背规律，逆势而行，处处不顺到了极点，这是他自己的大不幸；自然导致金国危机重重，这更是金国的大不幸。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