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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宁远败馁之谜——天命汗思想僵化所致 天命十一年初，即蛰伏四年后，努尔哈赤又指挥八旗兵向明朝大举进攻，猛攻宁远。然而，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失败，对其可谓创巨痛深，数月间再难振作，竟在疑恨交加间愀然而逝，留下了不尽的遗憾。 本来，金国自从辽西撤退后，明军便蚕食而入，特别在枢辅督师孙承宗坐镇指挥与支持下，已拓地四百里，甚至兵临广宁，致使金国无所作为。然而，天命十年(天启五年，1625年)十月，最令天命汗疾首蹙额的这位大克星孙承宗，竟被攻讦去职离开辽地，而继任掌权者，采取退缩政策，努尔哈赤顿觉机会来临，故兴师出征。经过两个月的备战后，乃于次年即天命十一年(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十四日，亲率十三万兵，号称二十万，声势浩大，直指明宁前兵备道袁崇焕筑城据守而守军不足二万的宁远，进而趋向山海关。这是努尔哈赤起兵以来，征战出兵人数最多的一次，是欲以泰山压顶之势夺取宁远。十六日行至东昌堡，十七日开始渡三岔河即辽河。十余万大军遍布旷野，南至海岸，北越通广宁大路，平推而进，如风扫残云般地迅速占据右屯卫(今凌海市东南右卫)、大凌河(今凌海市)、锦州，以及小凌河、杏山、连山、塔山。因为在明辽东经略高第弃地收兵撤退令下，此七城军民早已焚烧房舍、谷物仓皇撤逃。唯有袁崇焕坚守宁远不动。二十三日，八旗兵至宁远，越城五里至城南，横截山海大路安营，将宁远与关内联系切断。准备瓮中捉鳖，一举夺下。努尔哈赤对此有十足把握。然而，实际上却出乎预料遭到了厄运，连攻宁远两日，不仅不下，却被城上所发炮火痛击，损失不轻，不得不败退而返。所谓大炮一发“自城外遍内外，土石俱扬，火光中见胡人俱人马腾空，乱堕者无数，贼大挫而退。”[29] 金国于宁远之战中损失兵丁数目，各书记载不一，或谓三千[30]，或谓数千[31]，或谓一万[32]，或谓一万七千[33]，或谓数万[34]，虽皆难以确指，但金国损失重大则确定无疑。至于清官书所谓此战“共折游击二员，备御二员，兵五百”，显见是极力缩小后的数字，而绝非事实。尽管强攻宁远不下，二十六日，金兵渡海攻下明朝储备军粮之地觉华岛，击杀明守岛将士，数万石粮草及所有战船皆被焚毁，使明朝损失不轻，使其宁远之胜大打折扣，而金于回军途中又将右屯卫明囤积之粮草亦加焚毁，可谓意外的战果，但总体说来，此次金国出师则是惨败。 不可一世的努尔哈赤蛰伏四年，一朝发出前所未有的十余万雄兵，竟不敌不足二万之明兵，遭到如此失败，可谓狼狈已极。这对其可谓致命打击，其内心极为沮丧。尽管取得觉华岛之辉煌战果，但不足以抚平其遭到重挫后之烦躁，他无心恋战，乃不稍停留，急速下令撤兵，于二月初九日，返回沈阳。清官书评论道： 帝自二十五岁征伐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惟宁远一城不下，遂大怀忿恨而回[35]。 这是实情。努尔哈赤遭此失败，可谓羞愤交加，竟至乱了方寸，他一改愈挫愈勇，从不言弃，奋斗不息的一贯作风，自败归沈阳之后，并未及时汲取教训，整顿兵马，组织力量，再次向明朝发起攻势，甚至再未言谈及攻明之事。对明朝可谓偃旗息鼓起来。宁远之败已令其百思莫解，无比惶惑，陷入难以自拔之地，而遗恨终生。 努尔哈赤主动出击宁远，志在必得的大战，竟出乎意料的大败；而明朝当权者，几乎皆以为袁崇焕以孤军守宁远必败无疑，竟获得令其意想不到的大胜利。二者反差之大，皆令世人震惊。仔细评量不难发现其中缘由。 明朝宁远获胜最根本一点是知己知彼，采取婴城固守之策。即凭坚城用大炮，实行坚壁清野。这是从实际出发，以己之长攻敌之短的战略方针。而此方针的制定与坚决贯彻者就是袁崇焕。明军统帅人物袁崇焕，是能够取胜的关键所在。他不仅具有强烈的爱国意志，献身边疆，誓复失地，敢打敢拼，坚持到底的英雄气概，更深谋远虑，极富韬略，有周密完整的克敌制胜的战略部署。他清醒认识与把握现实，最知己知彼，面对强敌，深思熟虑，研究对策，特别是精研兵法；他关心时事，留意并及时捕捉、掌握最新的信息，学习、吸纳最新的战略思想，早就定下了切合实际最为得宜的战略方针，而坚持不懈。这其中对他影响最大最深，他最为服膺的则是徐光启的战略思想与主张。 对付气焰已炽的金兵，应该凭坚城用大炮，实行坚壁清野的主张，正是徐光启新近提出的。徐光启，字子先，号玄扈，上海人。万历进士，选庶吉士，此时官至河南道御史，他不仅是博学的科学家更是一位战略军事家。他跟随西洋人耶稣会士利玛窦学天文、历算、火器，尽得其法。而精研军事，研制火器，关心时事，提出诸多有关御虏、练兵、屯田、守城、治历等主张，颇有见地。 天命四年即万历四十七年六月，徐光启鉴于辽左接连溃败，开原陷落，将士覆没，辽阳、广宁岌岌不保，人心惶惶毫无应对之策时，上疏提出： 亟造都城万年台，以为永永无虞之计。《易》称“设险守国”，平居且然，况值门庭之劲寇乎。臣历考前代兵政之弛，兵势之弱，未有如今日者也。居必战之地，无可战之兵，而求万全无害，非有度外奇策，曷克有济?臣再四思维，独有铸造大炮，建立敌台一节，可保无虞。造台之法：于都城四面切附门垣，用大石垒砌。其墙极坚极厚，高与城等。分为三层，下层安置极大铳炮，中层、上层以渐差小。台径可数丈。每台约用惯习精兵五百人。其最大炮位，平时收藏内府，第二三等，藏之戎政衙门。闻有警急，即行修整安置。贼寇攻围，相机施放。虽有大众，一时歼灭矣。 随又指出，因“见在边腹兵马，皆非奴敌”，即现状是明朝内外之兵力孱弱，已非金兵对手，对擅长野战的金国八旗兵不可直接交手硬拼，只有采取“婴城固守之策”。所谓婴城固守，即据城、环城而守之意。他主张的办法是： 大修守御之备，而坚壁清野，使贼退无所掠，进必被歼。即守在辽东，贼必不敢蓦越数城长驱深入[36]。 以此来对抗敌人，消耗敌人。天命六年(即天启元年)四月，当沈阳、辽阳相继失守，辽东战事败坏加剧，徐光启奉召言事，再次强调其婴城固守之策。上疏指出：当力不如敌，难以与之野战之时，“便合婴城自守，整顿大炮，待其来而歼之”。并指出应将大炮置于城上，绝不可置于城外。他说： 奈何尽将兵民炮位置之城外，一闻寇至，望风瓦解，列营火炮，皆为敌有；返用攻城，何则不克?陴无守兵，人知必败，合城内溃，自然之势，是讳婴城自守之名，而甘丧师失地之辱，臣不能为在事诸臣解也。 绝不可讳言防守，要理直气壮地大谈防守，防守不是怯懦，防守即婴城固守恰恰是制敌胜策。他认为“今奴之胜势，已十倍于昔矣。只宜坚壁清野，整备大小火器，待其来攻，凭城击打。”所以要“建立附城敌台。以台护铳(这里指大炮)，以铳护城，以城护民，完全无害之策，莫过于此”[37]。他又反复强调火器之重要： 今时务独有火器为第一义[38]。 火器者今之时务也。……今日之战守而无大小铳炮，犹空手遇虎狼也；有铳而无台，无坚甲利兵，犹手太阿之剑而无柄也[39]。 至此，徐光启提出了婴城固守的完整战略防御体系：凭借坚城使用大炮，坚壁清野，坐以待敌，迎而歼之，且消耗敌力，终致其败。 善于用兵，具有超前意识的袁崇焕正是及时学习掌握，深得此法之奥妙，而完美地应用于战争实践。而且，一经认定便积极准备，且得到了当年枢辅督师孙承宗的坚定支持，目标得以实现：不仅在其亲自督催下修筑了坚不可摧宁远城，并有预见地将全国仅有的三十门西洋大炮，除京城已安置十九门外，其余十一门，全部安置于宁远城上，并周密部署其他配套火器。于临战之前实行坚壁清野。这是最实实在在的备战，为婴城固守创造了充分的条件。显见凭坚城用大炮，是针对实际，避开金国八旗兵善于野战，冲锋陷阵，勇不可当的凶焰，使其无所施其技，而扬长避短，足以消耗敌人、战胜敌人的长策。 明宁远守将及广大军民的上下一心，同仇敌忾，是获胜的保障。所有军民在袁崇焕敢打敢拼精神鼓舞下，皆具有抗敌的决心与勇气，而满桂、赵率教、左辅、朱梅、祖大寿、何可纲、金启倧等将领，皆意志坚定，勇于负责，同心同德，共担抗敌大任；且防守分工明确，军纪严明。尤其是袁崇焕亲督内丁“专一城内搜拿奸细”[40]，彻底粉碎敌人从内部策应之图谋。终于击败远道而来的强敌，取得完胜，固然在情理之中。 金不知己彼，糊涂浪战。关键是天命汗努尔哈赤思想僵化，反常所致。金致败之因则与明朝截然相反，是莫名其妙地毫不知己亦不知彼状态下，糊糊涂涂地投入战斗，终致惨败。 本来努尔哈赤一向知己知彼，用兵如神。当临战之际，无不以各种侦察手段，全面彻底地掌握敌情，权衡利弊，召集众贝勒大臣，据以制定战略战术方针，细商切实可行之对策。更以充分准备，甚至全民动员，趁时趁势出击，而一举制胜。战时，更充分发挥众人才智，往往四大贝勒、众小贝勒，乃至八旗将领，皆能奋勇当先，独当一面，战胜攻取，实现总体目标。努尔哈赤可谓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然而，此际努尔哈赤竟完全背离此惯有做法，已完全不顾众人，不与众议，而纯属一人动作。 努尔哈赤自金国夺取广宁旋即撤退而归的四年间，并未蓄积力量，秣马厉兵，以备再次出击攻明。而是忙于处理内部诸多棘手的问题。他杀入辽沈，挺进广宁，可谓一路顺风，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一切敌人皆不在话下，而志满气骄，莫可谁何。但又困于立储，其诛杀重臣阿敦及谋臣额尔德尼、严惩养子达尔汉侍卫扈尔汉、严惩治第一都堂额驸乌尔古岱、惩戒四贝勒皇太极；乃至变本加厉地推行荒唐政策，诸如掠富杀贫，乙丑大屠杀，将贤良诸生几近杀绝，搞社会大倒退的编庄，等等，皆在此时发生。以致金国国内，淫威之下，尽皆失声。他耳边已听不到任何不同声音。他陷入了困境。而当突闻明枢辅督师孙承宗一朝去职，便自行决定出击，实是毫不知己彼的懵懵懂懂的行动。 闭目塞听，对敌情全然不清。努尔哈赤对明朝此际的变化，对袁崇焕非比泛泛的军事战略战术思想，丝毫不知。特别是袁崇焕发誓万众一心守宁远，并筑坚城，备置大炮的最新事态竟全然不了解。金国本来善于广布谍者、细作对明朝进行侦探，然对袁崇焕更新的战略部署，筑坚城、用大炮、婴城固守、坚壁清野的诸多举措，似乎竟毫无所见，毫无所报，或者即有所见，因不懂最新的战略战术，特别是新式火器为何物，而以惯常思维判断，亦不明其奥妙所在。所以即便笼统上报，努尔哈赤亦不以为然。这样，不知敌情，不知有重大变化的敌情，便无应变措施，无针对性的准备。故在严酷的现实面前重重碰壁： 奴攻宁远两昼夜不下，环城挖掘六七十处，城根脚俱大石竖砌，入地深五尺许。城外矢尽粮绝，城上火炮齐发，钩梯战车尽行烧毁，红巾裹尸，哭声震地[41]。 藐视轻敌，打无准备之仗。努尔哈赤自恃八旗军所向无敌，乃神武之师，而明军皆属不堪一击之辈，战胜攻取皆不在话下：“丙寅春，奴以十万众薄城下，视宁城为辽、广故事，直欲靴尖踢倒”[42]。遂高枕无忧，有兵不练，而军事呈荒废状态。战后敢言的汉人谋臣刘成学上书道： 汗自取广宁以来，马步之兵三年未战，主将怠惰，兵不恋战也。且车梯藤牌朽坏，械不锋利，汗轻视宁远，故天降劳苦于汗也[43]。 虽措辞婉转却点到了问题的实质。 思想僵化，以短击长。努尔哈赤正因为不了解变化的敌情，仍想当然，以守旧思路、按老办法备战出击，绝无认真研究形势已经变化了的对策，自恃并陶醉在八旗之骑射武功：“睨过坚城，冲犯内地，倏往倏来”，“横行冲突，莫可与敌者”；“铁骑奔驰，冲突蹂躏，无不溃败”[44]等惯常优势，仍旧以为用铁骑、弓箭、大刀、长矛，猛势出击即可解决一切问题。结果这些老办法、老旧武器在新战略、新火器面前，完全失效，明之大炮“一发决，血渠数里，伤数百人”[45]，而自取其辱。 一人独断，众无作为。汉谋臣刘学成上书中有：“今汗与诸大臣等，若父子一心，上合天意，下顺民心而行，焉有不可”[46]之句，实是对金国当时存在上下不和谐，彼此思想壅塞等问题表示担心的委婉说法。以往，努尔哈赤挥兵作战，无不调动方方面面之积极性，特别是诸子侄、八旗贝勒众大臣之积极性，出现人人献计献策，奋勇争先之热烈景况，“出兵之时，无不欢跃，其妻子亦皆喜乐”[47]，人的积极性得以充分发挥，其中多有创造性之举，故战事进展往往出乎想象的顺畅。然而此次自金国建立以来出兵人数最多的征战，竟未出现这些场面。清官书对此重大战事，皆语焉不详。纪事翔实广泛的《满文老档》对此事竟然一字不记，而《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满洲实录》，乃至《清太祖高皇帝实录》亦皆仅仅记述努尔哈赤“率诸王统大军征明”，或“率诸贝勒大臣统兵征明”的简略过程，不见任何诸贝勒大臣之表现，显见这只是努尔哈赤一人行动，众人皆无条件地被动服从。惯常所见的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发挥众长之事，完全不见，可谓是努尔哈赤一人在唱独角戏。而且是不知己彼，严重脱离实际，懵懵懂懂地糊涂浪战，终致大败。清官方典籍这种处理方式，实是极力遮掩乏善可陈的难堪之事，为尊者讳。宁远大败更充分暴露了天命汗努尔哈赤逆势而动的不顺畅，达到登峰造极。 三、启示 金国天命朝谜案的解析，让人们看清了全面完整的金国天命朝历史，看到了全面完整的努尔哈赤形象。本来，天命朝这些谜案皆是客观存在，是金国总体历史的构成部分，只是由于人为的忽略或遮掩，似乎并不存在。所以人们对这段历史的认识呈模糊状态，而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然而隐蔽一旦暴露，问题一经挑明，随而深挖细究，揭示史事之原委及诸多相关联之真相，则诸疑冰释。人们于是得以清楚看到金国发展竟有如此复杂的历程，清楚看到努尔哈赤并非完人，他有功有过、有顺有逆的真实状况，而获得了完整的历史认识。人们通过这次质疑解惑，所获教训深刻、启示深刻，更加明晰了史家该如何治史、如何汲取历史教训。 必须从全局、从整体中观察与探讨问题。人们，尤其是一些论者之所以对天命朝谜案视而不见，或见不深究，不以为然，实因缺乏整体、全局意识，而囿于片面之见所致。任何事物都有各自完整的历史，即相对独立的完整演变过程。研究历史不可离开特定历史的总体环境。即便所探求是某些问题，或某一方面之事，亦必须将其置于总体、全局之中加以认识。否则仅据片面的、局部的、孤立不完整的历史，所做的考察，得不出准确的结论，甚而南辕北辙。诸如，面对金国占领广宁后努尔哈赤畏葸不前之事，乃至众贝勒失声现象，必须认真思索：有否先例?因为只有这样在纵向连贯比较中，才能发现问题而确定其性质。考究个案，亦不能仅仅就事论事，还须横向考察诸多关联，乃至问题的来龙去脉。而宁远之战何以惨败，不仅考察金国历来之战略方针，更考察当时明金双方战略之异同，则自然会清楚暴露出此时天命汗未能与时俱进的思想僵化问题。此皆是从全史角度出发，全面深入探求，进而认识其所展示的历史真谛，而得出真实有益的历史经验与教训，获得历史启迪。 必须详尽占有史料。全面占有史料，结论必须以坚实可靠的事实为根据，这本是常规常理。然而问题又往往出现在这里。某些史家评论金国天命朝及天命汗时之所以得出与事实背离的结论，其症结就在于不经意间迷信一方文献、一种史籍，过于注重清人之档案、史籍，而忽视其他，且未能深究清人典籍固有的欠缺与问题，竟而被其左右而出现偏差。只有利用多方文献、多种史籍，旁搜博采，深入挖掘，比照研究，追根溯源，方能实事求是，准确还原完整的历史，弄清真相。此次解析金国天命朝诸谜之过程，再次验证这个普通的道理。即不仅须要重视清人之典籍，更须充分重视与利用相关的明人及朝鲜典籍；很多情况下，明人及朝鲜典籍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揭示出重要的问题。正因为如此才避免认识的片面性，人们方能得窥天命朝的历史全貌。否则孤陋寡闻，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不可不慎。 必须严肃客观地对待历史，不可偏颇。此次解析再次告诉人们，尤其是治史者之治史态度必须端正，行为要有规范。有人之所以无视金国天命汗自攻进辽沈地区，特别是占据广宁之后已陷入困境，呈现了诸多“大不顺”的事实，却危言耸听地做出“大顺”的结论，如此持偏执谬，就在于太感情用事，随心所欲，不能客观正确地对待历史，不能科学辩证地认识天命朝与天命汗，而存在绝对化的偏颇倾向。以为天命朝天命汗一切皆好，不能非议。殊不知，这种认识完全背离实际。天命汗是位伟大的人物，但其伟大、恢弘的同时，又有渺小、狭隘与狂虐，可谓英明与不智集于一身。如果出于偏爱，表述时对凡不利于金国及天命汗之史料皆视而不见，加以忽略，甚而故意遮掩真情，隐恶扬善，便不是信史。而以此得出的结论绝不可信。过犹不及，实是步入歧途、深陷谬误的自欺欺人，无异于反面教材。它警示人们，治史者必须凛然史家之操守，端正史心，严肃史责。即以客观公正的态度，以严肃、严谨，积极奉献社会并高度负责的精神对待历史，深入审慎研究，认真梳理辨识，以辨明是非，展示真相，寻求真谛。唯其如此，方能向人们展示出完整准确的历史、总结出真实有益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注释： ①《内阁藏本满文老档》(太祖朝)第117页。按《满文老档》将此条上谕置于二月初三日，而所谓“照此诛之”，指大贝勒发兵攻拒不迁移的义州城，屠戮三千人之事，乃在二月初六日。这样，这条上谕是事先谈论事后之事，此悖谬不通。天命汗之此谕只能在二月初六日之后，而非之前。显见《满文老档》文献排列出了错误，谨此订正。 ②据日本学者冈田英弘：《清太宗继位考实》论述，此《考实》载台北《故宫文献》第三卷第二期。按，冈田英弘《考实》乃据台北“故宫博物院”景印刊行的《旧满洲档》中《昃字档》末尾四页残篇，及用此《旧档》中的《藏档子》《无编号残档》的“错简断片”，加以研究印证，以所发现之材料归纳写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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