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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年间的北人南任与江南征服——以扬州及苏、松、常、镇为中心(2)

http://www.newdu.com 2018-10-31 《学习与探索》2018年第 孔迎川 参加讨论

    二、清军南下与江南地区的北方官僚
    多铎部与阿济格部会于西安后不久,清朝便开始了对大顺军与南明政权的征讨。顺治二年二月,多尔衮令多铎“即遵前命,趋往江南”[4]69。清军于五月十五日进入南京,六月中旬自常州、无锡取苏州,又由博洛领兵进杭州、绍兴,并分兵下松江、太仓[4]38。清军在江南的用兵至此皆较顺利,但当年闰六月,剃发令一下,江南绅民掀起了激烈的反抗。宜兴、吴江、松江、嘉定等地皆反,一时间江南形势骤变,甚至两度危及江宁。此后虽经平定,但顺治一朝,江南地方大小叛乱常有。顺治十五年(1658),江南地方民众配合郑成功、张煌言等占镇江以下多地,再次兵围江宁。
    可以说,顺治年间,江南的形势一直非常紧张,特别是苏、松、常、镇四府地方民心未定。对清朝而言,如何治理这一地区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学界不少研究关注了“汉军旗人”这一群体,及其在清朝征服南方时的作用。前辈学人的研究强调汉军旗人由于其身份的“二重性”因而在沟通满汉之间作用突出。但汉军旗人官员的数量毕竟有限,尤其是在面对江南这一形势纷繁的地区时。邓尔麟曾提道:“顺治年间……在苏州府和松江府辖区内的一百名知县中……有四分之三要么是旗人要么来自北方省份。”[16]
    进入南京后,清朝改南京为江南省,改应天府为江宁府。但在江南省其他府及州县层面上,清朝基本全盘采纳了明代的行政区划,扬州及苏、松、常、镇五府共领4州25县[17]。古人有云:“吏治必称循良,亲民莫如州县。”(《学古绪言》卷二十)顺治时期,对于从扬州到苏、松、常、镇这一地区而言,在府及州县的基层管理层面,北方籍官僚的数量更多,承担的工作也更为具体。北方官员在这一地区地方官数量上的优势,可以从文后表3清楚地看到。
    
    从文后诸表中可以看出,在扬州及苏、松、常、镇五府,无论是以官员品级,还是以“府”为单位的空间分布来看,除知府之外,北方汉人都占据半数以上的数量优势。知府级别的较高级官员以汉军旗人及辽东汉人为主体,北方汉人次之,并且有些满洲人亦担任知府,较为重要的扬州户部分司也多由满洲人出任。在知县、知州及府属佐贰官等与百姓距离最近、处理具体工作的职位上,北方汉人的数量优势明显,县级官员中,北方汉人官员占比约为56.7%,府属佐贰官员中,这一比例为66.9%;另外,扬州府的满洲人、汉军及辽东汉人官员的比重是五府中最高的,占比约为33.7%,似乎也可窥见清初扬州“南北之奥区”(《乾隆扬州府志》)的重要地位。
    三、北方汉人在江南的任官活动
    作为清朝这个新生政权的统治阶层,满人十分擅长与新征服地区的汉人(尤其是士人、官僚)合作,这一特点在入关前已有体现。关外的辽东汉人为其入关逐鹿立下了汗马功劳。军事征服后,清朝面临着如何治理江南这一“地冲事繁”之地的挑战。北方汉人官僚为清朝建立并加强对江南统治所做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安定地方,抚民缉盗
    顺治年间,江南初克,山海未靖,地方形势相当混乱。一方面,是对清朝的武装反抗,此间既有南明组织的反攻,亦有土寇的叛乱。此时清军四方用兵,在苏南一带驻兵有限,即所谓“是时王师渡江,郡县皆传檄下,仍故吏,易服色而已,无他兵以守也”[18]。剃发令颁行后,江南更是乱象丛生。郎廷佐在向朝廷的揭帖中曾曰:“苏松二郡,财赋甲于天下……然而外滨海洋,内多湖荡,茫茫巨浸,夙称盗贼渊薮。”[19]377苏松巡按芦传亦言:“苏松四郡,古称泽国,外海内湖,盗凭以为窟。”[19]11另一方面,当此形势未明之际,清朝在该地任命的官员却多有缺逃。时任江宁巡抚的土国宝就曾抱怨“其缺员何异孩提之失襁褓”,苏、松、常、镇四府不少“佐理剧郡之紧员”,要么“迄今一无到任”,要么“杳然不至”,吴江知县甚至“以逃任去”,上海知县蒋开基、江阴知县方亨则“皆以被难”[20]。
    可见,顺治时期,善择州县官员以安定民心、抚恤地方是清廷面临的紧要问题。动乱之际,大量北方籍官员赴任江南则更显难得。诸多初任此地的北人官员躬亲平乱,为地方安定贡献良多。顺治二年,胡延年至金坛为知县,“至之日,会湖宼薄城焚县治,掠绅民,邑丞歼焉”。“湖寇”即金坛诸生贺向峻在附近大丕山组织的抗清力量。新降清朝的前明将领刘良佐援兵未至,贺向峻一部便围城而攻北关,胡延年“自临阵杀贼。城赖以全”。此后刘氏兵至进剿,但未过数日,反抗军“复集攻西城”,胡延年又开门作战,擒杀贺向峻,金坛战事渐平(《康熙镇江府志》卷三四)。同年九月,孔允祖“从征至吴江”,为县令,孔氏上任时吴县历经兵火,“空城已三月矣”,允祖“招抚勤血阝,民渐归集”。顺治三年正月,“陈湖诸处,乡兵复起”,松江“湖盗”突至城中,“允祖以大义开晓,盗不从”,故杀允祖而焚县治(《乾隆吴江县志》卷二三)。
    顺治十五年,郑成功兵犯江浙,江南海乱再起。不久,镇江陷落,无锡“邑人闻警,思鸟兽散,奸民将藉以鼓乱之”,知县黄之蔚“佩弓矢”,集吏民之“魁岸者”巡行城中,召士民以训谕,告曰:“寇来有令在,毋为讹言煽惑”,境内渐安(《无锡金匮县志》卷一八)。同一时期,在离战场更近的丹阳,知县贺应胜“严为守备,固请巡抚驻防城下,身独卧起军前,悉力筹划”,丹阳赖之以全(《光绪重修丹阳县志》卷一六)。十六年(1659),扬州知府戈时雍先是压制了城中欲降郑氏的官员,随后“出奇挫其游兵,宼引而南”,乱后戈时雍又将扬州城“告变者”名录付之一炬,保全百姓(《乾隆河间府新志》卷一二)。可见,顺治年间,扬州到苏、松、常、镇一带,不仅有清与南明两朝的军事对抗,民间乘势作乱者亦不在少数,这都对当地百姓安危造成了相当大的威胁。众多急任江南的北方官员,或临阵指挥,或亲配弓矢,以文人之身,为清初江南的稳定立下彪炳之功。
    另外,初至江南的清军,面对地方的激烈抵抗,其在不少地区采取的措施亦是相当激进。扬州、嘉定、江阴、昆山等地皆有大规模的屠杀事件发生。尽管如此,清朝派往此地的北方汉官还是起到了一定的“缓冲”作用。顺治二年,常州知府江都人宗灝“贪狠阴鸷”,时多铎攻江阴,驻兵常州府。宗灝进请多铎屠城,言曰:“常民乱萌已形,不速屠,民且立叛。”多铎信之,将行出兵时,武进县知县孙振先以死相争,“叩头出血,以一家保全城不反。灏怒挥刃胁之,左右鞭笞乱下,振先伏地无异词”,常州百姓方得免于屠城,后人立碑以念振先(《康熙常州府志》卷二一)。十年(1653),上海县有“海寇犯境”,后驻兵上海附近的苏州总兵王燝诬县民通贼,“为乱谋,劫仓库”,上海知县阎绍庆“抵死拒之”,保全甚众(《嘉庆松江府志》卷四三)。
    (二)恢复基层行政
    晚明江南地方富甲天下,清初北方残破,兵事不断,财政严重吃紧。清朝欲平江南,一则以其漕粮财税供北面之需,二则为进图全国提供保障。顺治年间江南的吏治腐败比较严重,马国柱于江南任总督时就曾多次奏报地方官员贪污等事,如无锡守备章振威“身为营弁不思束兵防汛,恪尽职守,乃躬行索扰,违禁厉民,致营兵高云龙、张德耀等劫诈横行,地方受害”。②又如江南常镇兵备道陈服远因贪渎而致地方“怨声载道”。③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清朝初入此地,漕粮财税诸要务千头万绪,亟须得人以梳理江南基层的政务与财政。
    完成这些纷繁细琐的基层工作,离不开北方官员的付出。“两淮盐课当天下漕粟之直,国家仰给甚厚。”(《万历扬州府志叙》)为经理两淮盐政,清初于扬州设巡盐御史,顺治一朝该职半数由北人出任,顺治十七年(1660),因两淮“盐引拥积”,御史李赞元奏请“见年额引,以积引附销,每引加盐百斤,以使商”(《康熙扬州府志》卷十),并条奏盐政八款,切言两淮盐政之要[2]1022。清初,长洲县“大兵后,商旅裹足”,知县田本沛“乃给贴通贸……兼以催科廉恕,折狱敬慎,清漕弊豁”(《乾隆富平县志》卷七)。
    清初地方财政的一大特点,是诸多事项收归官办以降低行政成本,增强政府控制力,例如驿传制度“由佥派到雇募,由民当到官当”[21],漕运“改军民交兑为官收官兑”[22]。顺治年间,江南地方的北方官员有力地推动了这一进程。昆山知县邓秉恒针对胥吏征收钱粮“欺隐百端”的情况,“分上中下三等摘比法收解”,不再假手胥吏(《嘉庆东昌府志》卷三十)。吴江知县毛漪秀在任时,“于漕米力行官收官兑法,条折银令自封投柜,按县额图额,每限完三十分之一,计荡折验征,多寡得均无可那避,一时称为催科良法”(《乾隆吴江县志》卷二三)。顺治十七年,丹阳知县王用六“功令绅衿逋赋者,悉令奏销,用六检诸生赋不及额者,计数百金悉捐俸偿之以全完报部”,次年江南奏销案发,“丹阳独免,士民感其德”(《康熙镇江府志》卷三四)。
    值得注意的是,“推官”在顺治年间对江南的社会稳定与秩序恢复所起的作用。清初沿明制,于各府设推官,职司刑狱勘问[23]。顺治一朝,扬州及苏、松、常、镇五府在任推官共36人,皆为汉人,其中北方籍贯者28人,占总数的7/9。晚明以来,江南地区即多诉讼,士绅肆虐地方,清人赵翼言之曰:“前明一代风气,不特地方有司私派横征,民不堪命。而缙绅居乡者,亦多倚势恃强。视细民为弱肉。”[24]明清之际更是由于政权更迭,地方积案众多。刘毓桂任扬州推官时“剖决明析,平反冤狱”,“为政宽和”(《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卷四五)。顺治八年(1651),常州府推官刘元运代地方士绅向江宁巡抚土国宝申请“免杂汛差徭”;刘氏后任毕忠吉在常州“引经断狱,人称铁面”,并且严格监督漕粮交兑,以防运丁盘剥百姓(《康熙青州府志》卷一六)。刘源深任于镇江府时,该地海疆初靖,“诸奸贼者奸猾之徒,率污良善,株连蔓引动至数百人”,刘氏“偕诸刑官会勘之……独执笔按簿,剖决精详,一时良善,赖以全活甚众”(《咸丰大名府志》卷一九)。
    (三)重塑文化
    江南向称文渊之地,士子学人为天下望;清初,胜朝“遗民”以江南为最。清朝以异族入主,在江南不仅要面对武力抗争,更需解决如何与江南众多士人相处的问题。相比满人或旗人,北方汉人更能理解江南文化,与南方士人、遗民的交往也更便利。
    王士祯任扬州推官期间,与江南文士交游颇广。甫至淮扬,他便探访故明遗老邵潜,“予下车徒行入……出市沽留饮,予为引满数觞,尽饮而罢”[25]。方文、计东等吴地文人与其皆有交往。汪琬与之往来甚密,王氏赴任扬州时,便有《送王十一之任扬州》等文以赠,日后更是亲赴扬州与之相会[26]。王鑨是入清后昆山首任知县,工诗赋、喜书画(《乾隆续河南通志》卷五六),是书法家王铎之弟,又为当时著名的戏曲作家,善与文人交。姑苏多梅,昆山梅花亦向为文人所好,王鑨修植境内马鞍山之梅,以山麓梅花峪中梅岩书院为“课士之所”(《道光昆新两县志》卷四)。甲申变后,曾“悲昆山”[27]的归玄恭亦有诗曰:“积雨一旬阻游兴,马鞍山下独寻花。雨后看梅第一家,不辞百盏醉名花。”(《道光昆新两县志》卷四)张京尹为清代镇江府首任通判,其归乡时方文有诗《送张眉令归永城》赠之(《嵞山集再续集》卷三)。宋之普知常州府时,不仅有诗追念东林书院及高攀龙[28],更在其任间檄除东林地税(《康熙常州府志》卷一五)。
    除了主动与本地文人交往,建筑营造亦是推动江南文化重建的重要途径。江左屡经战乱,各地遭受破坏严重。诸多任职于此的北方官僚,在有限的财政状况下,或重修旧处,或营造新所,以促江南基层社会恢复正常。这些官员尤其重视文化场所的建造,如常熟知县郭保之修启圣祠(《光绪常昭合志稿》卷一四),宜兴知县吴一鲲捐俸金修尊经阁(《光绪增修宜兴县旧志》卷四),金坛知县赵介重修学宫、建修真观等(《康熙金坛县志》卷十)。另外,政府衙署重修及与民生相关的工程亦不在少数。如宋之普重修常州府治(《康熙常州府志》卷一二),杜漺于扬州任兵备副史时报修河道,后又造救生船专救覆溺者(《咸丰武定府志》卷二三),松江知府张铫整修海塘(《乾隆华亭县志》卷三),事如此者,所在多有。
    虽然总体上,顺治朝北方汉人官僚在江南多尽己所能,造福一方,但亦难避免有个别官员施政不仁。如常熟知县瞿四达“凡获盗,令指富人为窝党,逮系狱,入财即释,以其财分馈(沈)碧江”(《道光苏州府志》卷七十),史载其“极贪酷,比较钱粮即过销单,必加夹打,云以惩后”(《光绪常昭合志稿》卷四八)。又有金坛知县任体坤“贪黩性成,甫抵任,则辇帑数千金,归其家”(《民国金坛县志》卷十二之二)。
    四、结语
    顺治一朝,北方汉人官员在中央与江南地方政局中的优势较为明显,这是由顺治朝的南北形势差异决定的。晚明以降,江北之地久罹战乱与灾荒之苦,士民希冀有一政权稳定地方,清朝顺应了这一潮流,并且迅速与北方士绅积极合作。故总体上,北人官僚对清朝的认同感,此阶段间要强于以江南士人为核心的南方官僚。而此时清朝上层激烈的“南北党争”,或许也折射了这种现象:顺治年间以冯铨为首的北党与以陈名夏为首的南党之间争斗不绝[29],南党前后核心陈名夏、陈之遴皆获罪甚重,名夏论绞,之遴免斩而流徙辽东;在处理丁酉科场案时,顺治帝亦态度不同,“江南闱案部议轻而谕旨重,顺天闱案部议重而谕旨轻”[30]。顺治一朝,满洲上层对南方士人的不信任始终存在,加之北方官员在朝野上下的优势,可能都使得顺治时“北党”较为得势。这一状况在康熙朝发生了较明显变化,随着南方士人在科考中的崛起,康熙中后期之汉人重臣徐元文、张玉书、张英、李光地皆为南人,江南地方的州县官亦不再以北方官僚为主。
    综而论之,北方官僚群体对清初江南的州县治理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构成了此一时期清军金戈铁马行于江南的另一面。北方官员南任期间,在安定地方、恢复吏治、重建文化等方面勠力而为,可以说这是清朝得以在江南站稳脚跟、缓和与江南地方矛盾,进而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将江南纳入其统治的重要依靠,也为之后康熙等朝皇权积极介入江南社会文化治理奠定了基础。
    注释:
    ①“南北”作为明清鼎革之时的重要话题,“南与北”的界限与范围一直未有清晰的界定。魏斐德认为此时官僚中的“北人”主要来自直隶、山东、河南、山西(参见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第271页)。笔者认为在魏斐德所列四省之外,加入“陕西”亦为妥当,这个北方省份在清初同样是不少仕清官员的来源地,故而本文提到的作为“北人”来源的“北方地区”即以这五省为主。
    ②参见马国柱:《为营弁章振威等贪污事》,第一历史档案馆藏02-01-02-1752-007。
    ③参见马国柱:《为朝觐事(关于纠拾劣官陈服远等)》,第一历史档案馆藏02-01-02-2139-020。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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