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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清军南下与江南地区的北方官僚 多铎部与阿济格部会于西安后不久，清朝便开始了对大顺军与南明政权的征讨。顺治二年二月，多尔衮令多铎“即遵前命，趋往江南”[4]69。清军于五月十五日进入南京，六月中旬自常州、无锡取苏州，又由博洛领兵进杭州、绍兴，并分兵下松江、太仓[4]38。清军在江南的用兵至此皆较顺利，但当年闰六月，剃发令一下，江南绅民掀起了激烈的反抗。宜兴、吴江、松江、嘉定等地皆反，一时间江南形势骤变，甚至两度危及江宁。此后虽经平定，但顺治一朝，江南地方大小叛乱常有。顺治十五年(1658)，江南地方民众配合郑成功、张煌言等占镇江以下多地，再次兵围江宁。 可以说，顺治年间，江南的形势一直非常紧张，特别是苏、松、常、镇四府地方民心未定。对清朝而言，如何治理这一地区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学界不少研究关注了“汉军旗人”这一群体，及其在清朝征服南方时的作用。前辈学人的研究强调汉军旗人由于其身份的“二重性”因而在沟通满汉之间作用突出。但汉军旗人官员的数量毕竟有限，尤其是在面对江南这一形势纷繁的地区时。邓尔麟曾提道：“顺治年间……在苏州府和松江府辖区内的一百名知县中……有四分之三要么是旗人要么来自北方省份。”[16] 进入南京后，清朝改南京为江南省，改应天府为江宁府。但在江南省其他府及州县层面上，清朝基本全盘采纳了明代的行政区划，扬州及苏、松、常、镇五府共领4州25县[17]。古人有云：“吏治必称循良，亲民莫如州县。”(《学古绪言》卷二十)顺治时期，对于从扬州到苏、松、常、镇这一地区而言，在府及州县的基层管理层面，北方籍官僚的数量更多，承担的工作也更为具体。北方官员在这一地区地方官数量上的优势，可以从文后表3清楚地看到。  从文后诸表中可以看出，在扬州及苏、松、常、镇五府，无论是以官员品级，还是以“府”为单位的空间分布来看，除知府之外，北方汉人都占据半数以上的数量优势。知府级别的较高级官员以汉军旗人及辽东汉人为主体，北方汉人次之，并且有些满洲人亦担任知府，较为重要的扬州户部分司也多由满洲人出任。在知县、知州及府属佐贰官等与百姓距离最近、处理具体工作的职位上，北方汉人的数量优势明显，县级官员中，北方汉人官员占比约为56.7％，府属佐贰官员中，这一比例为66.9％；另外，扬州府的满洲人、汉军及辽东汉人官员的比重是五府中最高的，占比约为33.7％，似乎也可窥见清初扬州“南北之奥区”(《乾隆扬州府志》)的重要地位。 三、北方汉人在江南的任官活动 作为清朝这个新生政权的统治阶层，满人十分擅长与新征服地区的汉人(尤其是士人、官僚)合作，这一特点在入关前已有体现。关外的辽东汉人为其入关逐鹿立下了汗马功劳。军事征服后，清朝面临着如何治理江南这一“地冲事繁”之地的挑战。北方汉人官僚为清朝建立并加强对江南统治所做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安定地方，抚民缉盗 顺治年间，江南初克，山海未靖，地方形势相当混乱。一方面，是对清朝的武装反抗，此间既有南明组织的反攻，亦有土寇的叛乱。此时清军四方用兵，在苏南一带驻兵有限，即所谓“是时王师渡江，郡县皆传檄下，仍故吏，易服色而已，无他兵以守也”[18]。剃发令颁行后，江南更是乱象丛生。郎廷佐在向朝廷的揭帖中曾曰：“苏松二郡，财赋甲于天下……然而外滨海洋，内多湖荡，茫茫巨浸，夙称盗贼渊薮。”[19]377苏松巡按芦传亦言：“苏松四郡，古称泽国，外海内湖，盗凭以为窟。”[19]11另一方面，当此形势未明之际，清朝在该地任命的官员却多有缺逃。时任江宁巡抚的土国宝就曾抱怨“其缺员何异孩提之失襁褓”，苏、松、常、镇四府不少“佐理剧郡之紧员”，要么“迄今一无到任”，要么“杳然不至”，吴江知县甚至“以逃任去”，上海知县蒋开基、江阴知县方亨则“皆以被难”[20]。 可见，顺治时期，善择州县官员以安定民心、抚恤地方是清廷面临的紧要问题。动乱之际，大量北方籍官员赴任江南则更显难得。诸多初任此地的北人官员躬亲平乱，为地方安定贡献良多。顺治二年，胡延年至金坛为知县，“至之日，会湖宼薄城焚县治，掠绅民，邑丞歼焉”。“湖寇”即金坛诸生贺向峻在附近大丕山组织的抗清力量。新降清朝的前明将领刘良佐援兵未至，贺向峻一部便围城而攻北关，胡延年“自临阵杀贼。城赖以全”。此后刘氏兵至进剿，但未过数日，反抗军“复集攻西城”，胡延年又开门作战，擒杀贺向峻，金坛战事渐平(《康熙镇江府志》卷三四)。同年九月，孔允祖“从征至吴江”，为县令，孔氏上任时吴县历经兵火，“空城已三月矣”，允祖“招抚勤血阝，民渐归集”。顺治三年正月，“陈湖诸处，乡兵复起”，松江“湖盗”突至城中，“允祖以大义开晓，盗不从”，故杀允祖而焚县治(《乾隆吴江县志》卷二三)。 顺治十五年，郑成功兵犯江浙，江南海乱再起。不久，镇江陷落，无锡“邑人闻警，思鸟兽散，奸民将藉以鼓乱之”，知县黄之蔚“佩弓矢”，集吏民之“魁岸者”巡行城中，召士民以训谕，告曰：“寇来有令在，毋为讹言煽惑”，境内渐安(《无锡金匮县志》卷一八)。同一时期，在离战场更近的丹阳，知县贺应胜“严为守备，固请巡抚驻防城下，身独卧起军前，悉力筹划”，丹阳赖之以全(《光绪重修丹阳县志》卷一六)。十六年(1659)，扬州知府戈时雍先是压制了城中欲降郑氏的官员，随后“出奇挫其游兵，宼引而南”，乱后戈时雍又将扬州城“告变者”名录付之一炬，保全百姓(《乾隆河间府新志》卷一二)。可见，顺治年间，扬州到苏、松、常、镇一带，不仅有清与南明两朝的军事对抗，民间乘势作乱者亦不在少数，这都对当地百姓安危造成了相当大的威胁。众多急任江南的北方官员，或临阵指挥，或亲配弓矢，以文人之身，为清初江南的稳定立下彪炳之功。 另外，初至江南的清军，面对地方的激烈抵抗，其在不少地区采取的措施亦是相当激进。扬州、嘉定、江阴、昆山等地皆有大规模的屠杀事件发生。尽管如此，清朝派往此地的北方汉官还是起到了一定的“缓冲”作用。顺治二年，常州知府江都人宗灝“贪狠阴鸷”，时多铎攻江阴，驻兵常州府。宗灝进请多铎屠城，言曰：“常民乱萌已形，不速屠，民且立叛。”多铎信之，将行出兵时，武进县知县孙振先以死相争，“叩头出血，以一家保全城不反。灏怒挥刃胁之，左右鞭笞乱下，振先伏地无异词”，常州百姓方得免于屠城，后人立碑以念振先(《康熙常州府志》卷二一)。十年(1653)，上海县有“海寇犯境”，后驻兵上海附近的苏州总兵王燝诬县民通贼，“为乱谋，劫仓库”，上海知县阎绍庆“抵死拒之”，保全甚众(《嘉庆松江府志》卷四三)。 (二)恢复基层行政 晚明江南地方富甲天下，清初北方残破，兵事不断，财政严重吃紧。清朝欲平江南，一则以其漕粮财税供北面之需，二则为进图全国提供保障。顺治年间江南的吏治腐败比较严重，马国柱于江南任总督时就曾多次奏报地方官员贪污等事，如无锡守备章振威“身为营弁不思束兵防汛，恪尽职守，乃躬行索扰，违禁厉民，致营兵高云龙、张德耀等劫诈横行，地方受害”。②又如江南常镇兵备道陈服远因贪渎而致地方“怨声载道”。③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清朝初入此地，漕粮财税诸要务千头万绪，亟须得人以梳理江南基层的政务与财政。 完成这些纷繁细琐的基层工作，离不开北方官员的付出。“两淮盐课当天下漕粟之直，国家仰给甚厚。”(《万历扬州府志叙》)为经理两淮盐政，清初于扬州设巡盐御史，顺治一朝该职半数由北人出任，顺治十七年(1660)，因两淮“盐引拥积”，御史李赞元奏请“见年额引，以积引附销，每引加盐百斤，以使商”(《康熙扬州府志》卷十)，并条奏盐政八款，切言两淮盐政之要[2]1022。清初，长洲县“大兵后，商旅裹足”，知县田本沛“乃给贴通贸……兼以催科廉恕，折狱敬慎，清漕弊豁”(《乾隆富平县志》卷七)。 清初地方财政的一大特点，是诸多事项收归官办以降低行政成本，增强政府控制力，例如驿传制度“由佥派到雇募，由民当到官当”[21]，漕运“改军民交兑为官收官兑”[22]。顺治年间，江南地方的北方官员有力地推动了这一进程。昆山知县邓秉恒针对胥吏征收钱粮“欺隐百端”的情况，“分上中下三等摘比法收解”，不再假手胥吏(《嘉庆东昌府志》卷三十)。吴江知县毛漪秀在任时，“于漕米力行官收官兑法，条折银令自封投柜，按县额图额，每限完三十分之一，计荡折验征，多寡得均无可那避，一时称为催科良法”(《乾隆吴江县志》卷二三)。顺治十七年，丹阳知县王用六“功令绅衿逋赋者，悉令奏销，用六检诸生赋不及额者，计数百金悉捐俸偿之以全完报部”，次年江南奏销案发，“丹阳独免，士民感其德”(《康熙镇江府志》卷三四)。 值得注意的是，“推官”在顺治年间对江南的社会稳定与秩序恢复所起的作用。清初沿明制，于各府设推官，职司刑狱勘问[23]。顺治一朝，扬州及苏、松、常、镇五府在任推官共36人，皆为汉人，其中北方籍贯者28人，占总数的7/9。晚明以来，江南地区即多诉讼，士绅肆虐地方，清人赵翼言之曰：“前明一代风气，不特地方有司私派横征，民不堪命。而缙绅居乡者，亦多倚势恃强。视细民为弱肉。”[24]明清之际更是由于政权更迭，地方积案众多。刘毓桂任扬州推官时“剖决明析，平反冤狱”，“为政宽和”(《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卷四五)。顺治八年(1651)，常州府推官刘元运代地方士绅向江宁巡抚土国宝申请“免杂汛差徭”；刘氏后任毕忠吉在常州“引经断狱，人称铁面”，并且严格监督漕粮交兑，以防运丁盘剥百姓(《康熙青州府志》卷一六)。刘源深任于镇江府时，该地海疆初靖，“诸奸贼者奸猾之徒，率污良善，株连蔓引动至数百人”，刘氏“偕诸刑官会勘之……独执笔按簿，剖决精详，一时良善，赖以全活甚众”(《咸丰大名府志》卷一九)。 (三)重塑文化 江南向称文渊之地，士子学人为天下望；清初，胜朝“遗民”以江南为最。清朝以异族入主，在江南不仅要面对武力抗争，更需解决如何与江南众多士人相处的问题。相比满人或旗人，北方汉人更能理解江南文化，与南方士人、遗民的交往也更便利。 王士祯任扬州推官期间，与江南文士交游颇广。甫至淮扬，他便探访故明遗老邵潜，“予下车徒行入……出市沽留饮，予为引满数觞，尽饮而罢”[25]。方文、计东等吴地文人与其皆有交往。汪琬与之往来甚密，王氏赴任扬州时，便有《送王十一之任扬州》等文以赠，日后更是亲赴扬州与之相会[26]。王鑨是入清后昆山首任知县，工诗赋、喜书画(《乾隆续河南通志》卷五六)，是书法家王铎之弟，又为当时著名的戏曲作家，善与文人交。姑苏多梅，昆山梅花亦向为文人所好，王鑨修植境内马鞍山之梅，以山麓梅花峪中梅岩书院为“课士之所”(《道光昆新两县志》卷四)。甲申变后，曾“悲昆山”[27]的归玄恭亦有诗曰：“积雨一旬阻游兴，马鞍山下独寻花。雨后看梅第一家，不辞百盏醉名花。”(《道光昆新两县志》卷四)张京尹为清代镇江府首任通判，其归乡时方文有诗《送张眉令归永城》赠之(《嵞山集再续集》卷三)。宋之普知常州府时，不仅有诗追念东林书院及高攀龙[28]，更在其任间檄除东林地税(《康熙常州府志》卷一五)。 除了主动与本地文人交往，建筑营造亦是推动江南文化重建的重要途径。江左屡经战乱，各地遭受破坏严重。诸多任职于此的北方官僚，在有限的财政状况下，或重修旧处，或营造新所，以促江南基层社会恢复正常。这些官员尤其重视文化场所的建造，如常熟知县郭保之修启圣祠(《光绪常昭合志稿》卷一四)，宜兴知县吴一鲲捐俸金修尊经阁(《光绪增修宜兴县旧志》卷四)，金坛知县赵介重修学宫、建修真观等(《康熙金坛县志》卷十)。另外，政府衙署重修及与民生相关的工程亦不在少数。如宋之普重修常州府治(《康熙常州府志》卷一二)，杜漺于扬州任兵备副史时报修河道，后又造救生船专救覆溺者(《咸丰武定府志》卷二三)，松江知府张铫整修海塘(《乾隆华亭县志》卷三)，事如此者，所在多有。 虽然总体上，顺治朝北方汉人官僚在江南多尽己所能，造福一方，但亦难避免有个别官员施政不仁。如常熟知县瞿四达“凡获盗，令指富人为窝党，逮系狱，入财即释，以其财分馈(沈)碧江”(《道光苏州府志》卷七十)，史载其“极贪酷，比较钱粮即过销单，必加夹打，云以惩后”(《光绪常昭合志稿》卷四八)。又有金坛知县任体坤“贪黩性成，甫抵任，则辇帑数千金，归其家”(《民国金坛县志》卷十二之二)。 四、结语 顺治一朝，北方汉人官员在中央与江南地方政局中的优势较为明显，这是由顺治朝的南北形势差异决定的。晚明以降，江北之地久罹战乱与灾荒之苦，士民希冀有一政权稳定地方，清朝顺应了这一潮流，并且迅速与北方士绅积极合作。故总体上，北人官僚对清朝的认同感，此阶段间要强于以江南士人为核心的南方官僚。而此时清朝上层激烈的“南北党争”，或许也折射了这种现象：顺治年间以冯铨为首的北党与以陈名夏为首的南党之间争斗不绝[29]，南党前后核心陈名夏、陈之遴皆获罪甚重，名夏论绞，之遴免斩而流徙辽东；在处理丁酉科场案时，顺治帝亦态度不同，“江南闱案部议轻而谕旨重，顺天闱案部议重而谕旨轻”[30]。顺治一朝，满洲上层对南方士人的不信任始终存在，加之北方官员在朝野上下的优势，可能都使得顺治时“北党”较为得势。这一状况在康熙朝发生了较明显变化，随着南方士人在科考中的崛起，康熙中后期之汉人重臣徐元文、张玉书、张英、李光地皆为南人，江南地方的州县官亦不再以北方官僚为主。 综而论之，北方官僚群体对清初江南的州县治理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构成了此一时期清军金戈铁马行于江南的另一面。北方官员南任期间，在安定地方、恢复吏治、重建文化等方面勠力而为，可以说这是清朝得以在江南站稳脚跟、缓和与江南地方矛盾，进而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将江南纳入其统治的重要依靠，也为之后康熙等朝皇权积极介入江南社会文化治理奠定了基础。 注释： ①“南北”作为明清鼎革之时的重要话题，“南与北”的界限与范围一直未有清晰的界定。魏斐德认为此时官僚中的“北人”主要来自直隶、山东、河南、山西(参见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第271页)。笔者认为在魏斐德所列四省之外，加入“陕西”亦为妥当，这个北方省份在清初同样是不少仕清官员的来源地，故而本文提到的作为“北人”来源的“北方地区”即以这五省为主。 ②参见马国柱：《为营弁章振威等贪污事》，第一历史档案馆藏02-01-02-1752-007。 ③参见马国柱：《为朝觐事(关于纠拾劣官陈服远等)》，第一历史档案馆藏02-01-02-2139-02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