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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治意识与学术 陈寅恪虽说过“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的话，(67)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关心时政或学术研究中毫无政治寄托，事实上，目前陈寅恪研究中出现的争议，有些正是因此而起的。兹就其中与之关系最直接的所谓“遗少”情结与1949年去留大陆问题，略抒管见，并对其政治倾向和心曲，及与学术之关系试作研判。 关于前者，民国时学术界已有不少议论，直至20世纪90年代，周一良犹谓：“胡适先生曾说过，陈先生有‘遗少’味道。我于此语一直有同感。”(68)当然，也有人对此不以为然。(69) 平心而论，陈寅恪的某些言行，的确不免给人留下前清“遗少”的印象。如其早年生活的光绪、宣统时代，本清王朝内外交困、走向全面崩溃的衰世，然在他的笔下，却是“犹是开元全盛年。海宇承平娱旦暮，京师冠盖萃英贤”的升平景象，甚至感叹“回思寒夜话明昌，相对南冠泣数行。犹有宣南温梦寐，不堪灞上共兴亡”，以及“故国华胥今梦破”(70)等，明显流露出对晚清社会的某种温情乃至眷恋。而观其行止，对民国建立以后的政权始终采取一种若即若离的姿态。虽然他于“一战”中断留学回国期间，在地方和北京的政府机构做过一些文员工作，但这些职务，都属临时性质，皆非夙志所在。在他看来：“我侪虽事学问，而决不可倚学问以谋生，道德尤不济饥寒。要当于学问道德以外，另求谋生之地。经商最妙，Honest means of living(谋生正道)。若作官以及作教员等，决不能用我所学，只能随人敷衍，自侪于高等流氓。误己误人，问心不安。”(71)后虽纯为一书生，然基本立足地，始终不是北大和中央大学等官办色彩较浓的大学，而是长期任教清华。这种选择，看似一种机缘，其实亦未尝没有特殊的考量。盖清华当时主要靠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运作，即便成为“国立”大学后，依然如此。一般来说，其办学经费系从国内百姓负担的“赔款”中直接截留，存在着一定的独立操作空间，受官方的控制也会少些，这一点，或正契合了陈氏希望尽量摆脱官方束缚，追求现代学术独立的理想。更值得注意的是其与史语所的关系。尽管在发展和建设中国现代学术方面，他与傅斯年等志同道合，并担任国家行政当局设立的最高学术机构中研院史语所“专任研究员”和第一组(历史组)主任，却始终不愿正式到位，而只是承担了兼职研究员的工作。抗战中，他一度不得已离开了清华，傅斯年有意请他到内迁至四川南溪李庄的史语所全职坐镇，但当他收到该项聘书后，立即“于两小时内冒暑下山，将其寄回”，(72)表示从本人身体和整个家庭的现状考虑，宜先在桂林广西大学任教一个时期再徐图内迁。而与此婉拒姿态形成对照的则是，当其半年前困居香港时，却向人吐露过欲回北平执教辅仁的意愿。(73)后来入川，选择的也是到成都燕京大学任教而非赴史语所。这些耐人寻味的现象，似都隐隐透出其欲与官方刻意保持一定距离的“心曲”。 但另外，也须看到其观念与通常所谓的“遗民”明显不同。首先，从他1922年冬与游历德国柏林的李璜等每周聚谈中，“于畅饮淡红酒而高谈天下国家之余，常常提出国家将来致治中之政治、教育、民生等问题大纲细节，如民主如何使其适合中国国情现状，教育须从普遍征兵制来训练乡愚大众，民生须尽量开发边地与建设新工业等”(74)情况看，足证其政治上乐见现代民主国家之成功，而非如一般遗老之惓惓于前清王朝及其帝制。其次，在文化上，不少人因其始终十分强调尊重和继承传统，而将之定义为文化“遗老”。但实际上，现代史上与陈氏同持此文化保守主义立场的学者尚有章太炎、柳诒徵、蒙文通、钱穆，以及现代新儒家等，何以这些人均未被冠以“文化遗老”，而独独陈寅恪就非得与“遗老遗少”扯上关系？这显然也是说不通的。 可见，用简单的政治标签很难解释陈寅恪的复杂个性。应当看到，陈氏所处的是古今中西冲突交汇的社会大变局时代，他本人既深受官宦家族深厚的传统义理教育，又经国外长期留学而受到西方现代学术思想的训练，身上折射出传统与现代观念的斑驳色彩并非不可理解。在“五四”以后新派人士群起争说现代社会及其制度与传统已截然不可并存之际，他却认定传统依然值得尊重，谓其本根未死，他日阳春气暖，终必复振。(75)这一性格决定了他在接受现代民主，极力倡导“独立之精神，思想之自由”的同时，仍对传统伦理保持着相当敬意，甚至发出过“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76)的感慨。理解了这点，便不难看出其诗文中流露的某些恋旧感情，实非眷恋于前清政权(因他本未仕清，即使按照传统伦理，亦毋须为亡清“守节”)，更多的当出自对祖、父辈清季遭际和功业未遂的同情与孝思，当然根本上，则是对民族文化传统的依恋。至于其不愿与民国政权接近，其中既包含着这份内心挥之不去的情结，也与对民国政治的失望有很大关系，其《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所谓：“自戊戌政变后十余年，而中国始开国会，其纷乱妄谬，为天下指笑，新会所尝目睹，亦助当政者发令而解散之矣。自新会殁，又十余年，中日战起，九县三精，飚回雾塞，而所谓民主政治之论，复甚嚣尘上。余少喜临川新法之新，而老同涑水迂叟之迂。盖验以人心之厚薄，民生之荣悴，则知五十年来，如车轮之逆转，似有合于所谓退化论之说者。是以论学论治，迥异时流，而迫于事势，噤不得发。因读此书，略书数语，付稚女美延藏之。美延当知乃翁此时悲往事，思来者，其忧伤苦痛，不仅如陆务观所云，以元佑党家话贞元朝士之感已也。”(77)便是这种复杂纠结思想的写照。 此种执着于传统伦理的倾向，有时还反映在他对某些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标准中。如1917年梁启超积极参与段祺瑞马厂誓师，支持平息辫帅张勋和康有为等遗老在北京发动的“丁巳复辟”，此事就梁氏维护共和政体和反对帝制死灰复燃的政治立场论，无疑具有正面的意义。但陈氏却从传统伦理的角度作了批评，讽之为“旧时龙髯六品臣，后跻马厂元勋列”，直到晚年，犹称梁氏在通电中斥张勋为唐末朱温属比喻不当，而“诋及南海，实可不必。余心不谓然，故此诗及之”。(78)以梁曾为清朝臣子而反对清室，并公然诋斥乃师康有为，未免过分了些。当然，从总体上看，陈氏对这份情感的把控，还是有分寸的，如对近代史，即自承虽然熟悉，“不过我自己不能做这方面的研究。认真做，就要动感情。那样，看问题就不客观了，所以我不能做”。(79)这里所谓的“动感情”，同样是指对祖、父辈而非清王朝，读其《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即可明显感受到这一点。 至于1949年陈寅恪“去留大陆”的真实心迹，经学术界多年讨论和材料的逐步充实，基本史实已较清晰：与胡适同机南下，是判断国共可能划江而治，自己在国民党治下多年，文教界人脉也广，生活会比较习惯，而对未来的共产党政权却不免陌生，担心不能适应，故对邓广铭说：“胡先生因政治上的关系，是非走不可的；我则原可不走。但是，听说这共产党统治区大家一律吃小米，要我吃小米可受不了，而且我体弱多病，离开美国药也不行。所以我也得走。”(80)不意国民党政权很快分崩离析，从目前披露的1949年5月10日陈寅恪致香港马鑑和陈君葆函，以及同月28日傅斯年复朱家骅函和31日史语所向台湾省警务处申办陈寅恪一家入境的电文稿(81)看，此时身处广州的陈寅恪确有过移居港台的准备。不过据其信中所说，此乃“万不得已”之计，非至绝望则“决不轻动也”。(82)所谓“万不得已”，当指陷于无法维系正常生活和工作的困境而言。后因各方信息表明，形势并非如此悲观(其时自然不可能预知后来会有对他精神压力很大的各种运动和“文革”发生)，而台湾方面的境况反甚显窘迫。1949年7月，赴台的史语所考古组成员高去寻在给夏鼐的信中即称：赴台后“终日苦痛(已非苦闷)，焦急如待决之囚，两鬓顿成斑白，皆台湾之行所铸造成者也。考古组已垮台，中国考古之学，不绝如缕，今日继续起衰者，则舍兄其谁。弟过去即作如是观，今日尤然，故切盼兄能早日赴宁，或更转平，目下思永先生及照林兄，颇有重振此学之力也，兄乃考古学之巨擘，亦应体会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之句”。(83)陈寅恪虽未见高函，但对此情况亦当有所闻。这些，应是他决意留在大陆的现实原因。 需要指出的是，在上述问题的探究中，不少人试图把陈寅恪的“去留”直接作为判别其在国共政权间进行政治选边的依据。对此，笔者不敢苟同。因为事实上，陈寅恪对国共政权都有所不满，即便离开大陆到台湾，也不见得表明他愿意追随国民党政权。应当看到，在决定人生行止的大关节上，陈氏心中实另有一种更深的系念，那就是对自己民族国家的认同和挚爱。这种系念，不但承袭了深厚的传统文化理念，也表现出鲜明的现代政治意识。 “民族国家”是近代兴起的政治概念。在中国传统社会，族类观念虽早已存在，但并未与“国家”形成自觉的联系，“国家”一般被视为某个集团或家族建立的政权，故在旧时代，一朝之亡，即为一国之破亡，“忠君报国”亦被合为一种不可分割的德行看待。但近代“民族国家”则是民族共同体和国家合而为一的产物。理论上，它代表了境内所有民族或政治集团、阶层的最高共同利益，也因此而得到所有成员的认同。在这种语境下，国家已不再是某一政权的对等词，换言之，政权可以兴衰或改易，而民族国家却是国人始终不可背叛的安身立命之地。正是这种系念，将之与国家命运拴在了一起，成为其政治意识的根本立足点。这不但足以解释抗战中他在香港身陷极度困厄而仍能坚拒敌伪威胁利诱的行为，事实上也是其1949年宁留故土的重要原因之一。明乎此，方可解释何以他在20世纪50年代后对政府推行的不少文化政策和思想运动表示不解或不满的同时，又会在1951年发文重提《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涉及的唐对突厥政策，“愿与当世好学深思读史之有心人共参究之”，(84)有意提醒政府从中吸取智慧，“独立自主，自保其民族之道德、精神、文化，而不应(向苏联)‘一边倒’”。(85)并对新中国取得抗美援朝和中印自卫反击战的胜利、1963年以后国民经济的逐步好转，以及1964年我国原子弹试验成功等深表关注和欣慰。(86)从这一角度看，其“文革交代”中所说的：“当广州尚未解放时，伪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多次来电催往台湾。我坚决不去。至于香港，是英帝国主义殖民地。殖民地的生活是我平生所鄙视的。所以我也不去香港。愿留在国内。”(87)自非权应一时之言，而是道出了某种真实的心声。 此种政治意识，正是陈寅恪在历史研究中特重民族文化的兴衰传承和中国古代民族冲突融合之迹的考察，并将之与争取现代民族国家独立自强的思索紧连在一起的根源所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