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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1928年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在殷墟开始的科学考古发掘伊始, 就开始注重动物遗存的收集与研究, 迄今已经有90年。殷墟动物考古的开始就是中国动物考古的序幕, 因此殷墟动物考古的历程一定程度上是中国动物考古的缩影。本文回顾与反思殷墟遗址动物考古90年发展的历程, 对殷墟动物考古的学术史进行了梳理、总结, 提出殷墟动物考古是整个中国考古学强调科学方法和多学科研究的“殷墟传统”的一部分, 并对殷墟动物考古的未来发展方向提出展望。 关键词:殷墟; 动物考古; 学术史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殷墟遗址的动物考古学研究” (批准号13CKG012) 和“嵩山地区文明化进程与华夏文明的形成”课题 (批准号:D2-2) 共同资助 安阳殷墟是被考古学材料和甲骨卜辞证明了的商代晚期都城, 由于其丰富而重要的考古发现和拥有目前中国最早的系统文字材料而在中国考古学乃至世界考古学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在研究商代历史与社会、中国青铜时代城市化与早期国家发展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自1928年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在殷墟开始的科学考古发掘开始, 中间除因抗日战争等事件中断外, 到1950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开始恢复发掘以来, 殷墟的发掘工作一直延续到现在。90年来殷墟的考古发掘揭露出晚商时期的宫殿宗庙建筑等成组的大型夯土基址、其他中小型建筑遗存、灰坑、窖穴、铸铜、制玉、制骨、制陶等作坊遗址、西北冈王陵区和妇好墓等一批王室、贵族的重要墓葬以及殷墟西区、郭家庄墓地、花园庄东地、大司空遗址等多处墓地, 获取了大量的陶器、铜器、玉器、骨角器、石器、漆木器、刻辞甲骨和动植物遗存等考古遗物, 为研究商文明、中国青铜时代早期国家的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的发展状况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殷墟遗址的考古学研究则涉及了殷墟和商代考古的方方面面, 如青铜器、玉器、陶器等器物, 甲骨卜辞、墓葬与祭祀遗存、聚落形态的研究, 在许多领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对于揭示晚商国家的都城形态、社会结构、物质文化、手工业技术等各方面都有突出的成就。张海曾经指出, 在重建古史的宏大目标之下, 殷墟的发掘绝不仅仅是为了甲骨, 而是通过科学系统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全面复原殷商时期的历史[1], 正因为如此, 也由于领导、主持殷墟发掘的李济的个人卓识和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在殷墟发掘的考古同仁的共识, 殷墟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的获取与研究在殷墟发掘一开始就受到特别的重视, 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殷墟的动物考古工作 (包括动物遗存的获取、鉴定和研究) 在这样的背景下, 对于殷墟研究和动物考古学研究的推动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但在此后较长时间内, 殷墟遗址的动物考古学的工作和研究总体上显得相对滞后, 在殷墟文化的整体研究中成为相对薄弱的环节。这既与整个中国考古学学科中动物考古学的发展状况有关, 也与考古工作者对于动物遗存所能解决的学术问题的认识不足有关, 或者说二者互相制约。进入21世纪, 殷墟动物考古又焕发了新的生命力, 这与中国动物考古学科和中国考古学的总体发展密切相关。可以说殷墟动物考古一定程度上是中国动物考古的缩影。2018年是殷墟遗址发掘90周年, 回顾与反思殷墟遗址动物考古90年的发展历程, 对于总结殷墟发掘、研究历史与动物考古学的发展历史, 在未来进一步做好殷墟的动物考古工作与相关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1928年至20世纪末的殷墟动物考古 殷墟发掘伊始, 发掘者们就特别注重对考古材料的全面系统收集和整理研究, 注重不同学科领域专家的合作和多学科研究, 也因此颇为重视对动物遗骸的收集、鉴定和研究, 并把不同种类的动物遗骸资料委托给各个领域的生物学专家研究。李济把殷墟发掘所获的大量哺乳动物遗存委托给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进行鉴定与研究, 最早的一批动物遗存标本由德日进与杨钟健完成鉴定与研究, 其成果在1936年以《On the mammalian Remains from the archaeological site of Anyang》 (中文版为《安阳殷墟之哺乳动物群》) 一文发表[2], 另外一批材料由杨钟健指导刘东生完成, 其鉴定与研究成果在1949年以《安阳殷墟之哺乳动物群补遗》一文发表[3], 遗址出土的个别动物种属如扭角羚则有专题研究[4]。殷墟第三次发掘之后, 李济还请生物调查所的秉志鉴定了殷墟出土字甲所属的乌龟种属[5], 之后卞美年、伍献文也对安阳出土的部分龟类进行了鉴定和研究工作[6], 伍献文还对殷墟出土的鱼骨进行了鉴定[7]。针对不同种类的动物遗存标本, 请各个领域的生物学专家鉴定研究, 为殷墟出土动物遗存的系统、专业鉴定和研究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厥功至伟。后来运至台湾的动物资料中的海生螺贝类部分又由钟柏生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鉴定和研究[8], 这样1949年以前由史语所发掘的各类动物遗存标本大体先后得到了科学的鉴定与研究。 当时对殷墟动物遗存的动物考古学研究是在对动物遗骸进行分门别类的种属鉴定基础上进行的。如经杨钟健、德日进、刘东生等鉴定的殷墟哺乳动物的种类基本涵盖了后来殷墟考古发掘所出哺乳动物种类的绝大部分, 因此商代晚期安阳地区及其附近的哺乳动物群种属构成的基本面貌已经清晰, 在此基础上杨钟健等初步分析了安阳动物群的构成、不同种类动物的数量、野生动物和家养动物的初步判定、外来动物种及其反映的地区间文化交流、各类动物在当时生活中的功用、反映的气候变迁等各个方面。虽然进一步的分析较为简单, 有些分析结论尚值得商榷, 却反映了早期研究者的问题意识及其敏锐程度。此外尤值得称扬的是, 杨钟健、刘东生还提出当时尚未涉及但日后研究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如各种动物在安阳殷墟中的详细分布情形、殉葬动物分布反映的家畜与狩猎问题、动物年龄结构所反映的动物生态、家畜化问题、动物骨骼病理学研究等, 此外还指出应该在鉴定研究中搜集大批近代材料加以比较, 说明他们已经非常重视现生动物标本与考古出土动物标本的比对。这些问题其实正是今天动物考古学研究中已经必不可少的研究内容和手段。他们还呼吁“今后凡从事考古工作, 于搜寻一般考古材料之外, 更须注意与其共生存之动物之采集。材料一多, 地点一多, 自不难推进吾人仅有之知识”[9]。袁靖师曾指出, “严格地说, 中国动物考古学研究开始于1936年, 德日进、杨钟健通过对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动物遗骸进行研究, 发表了《安阳殷墟之哺乳动物群》, 对出土的动物遗骸进行种属鉴定及一定程度的量化统计, 由此拉开了中国动物考古学研究的序幕”[10], 高度评价了殷墟在初期阶段的动物考古研究对中国动物考古学研究的奠基作用。殷墟的考古发掘者如李济等人对动物遗存的鉴定与相关研究的特别重视也为中国考古学多学科研究的传统起了个好头。比如李济在讨论殷墟俯身葬墓时, 对于墓18·4随葬的羊腿联系文献中的记载有所讨论, 认为:“恰给《既夕礼》中‘彻者入, 踊如初, 包牲, 取下体’那一段文字一个顶好的物证, 可以说是周朝的礼了;但周公制礼也不过是一番点缀描画的工夫, 并不是完全的创造, ‘周因于殷礼, 所损益可知也’, 所以三礼所记, 沿习甚远, 连孔子都承认, 我们焉知这不是商朝的习惯?”[11]他从殷墓中动物用牲与殷周之礼的损益沿袭着眼, 联系古代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的动物遗存, 虽然没有进一步做深入研究, 也说明他对殷墟出土动物的关注, 背后都有深入的史学问题意识。 1949年后, 迁往台湾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对殷墟发掘的资料进行整理的过程中, 不断涉及殷墟出土的动物资料。李济因为在其主持安阳发掘之初, 就十分重视对动物遗骸的收集和研究, 在这一时期他关于安阳和中国文明的一系列论文和文章中也自然没有忽略殷墟发现动物资料的重要意义, 对动物家养问题、外来动物反映的对外交流、商王室的狩猎范围都有所论及, 虽然囿于资料和治学领域, 他只能是在杨钟健等人鉴定研究的结果上发表一些简单的意见, 但说明殷墟考古与殷商文化中与动物有关的发现与相关问题, 都一直在李济的视野之中。在墓葬和建筑基址等考古报告不断发表的过程中, 石璋如等人对各类遗迹和地层中出土的动物遗存及其与相关考古遗迹的关系等有一些较为细致的介绍, 并根据特殊的动物埋藏 (有动物牺牲的祭祀坑等) 对与之相关的建筑遗迹的功能、性质进行了探讨。尤其值得重视的是石璋如于1950年所撰的《河南安阳小屯殷墓中的动物遗骸》一文[12]。在这篇文章中石先生对德日进、杨钟健所鉴定的动物遗存按出土背景分为三类, 分别是穴窖中所出之动物遗骸、穴窖墓葬混合之动物遗骸、殷墓中所出之动物遗骸, 并分类介绍了不同出土背景中的动物遗骸的的发掘年代和出土地点, 比如在介绍穴窖中所出之动物遗骸时指出这些动物遗存的所属时代包括仰韶期 (即仰韶文化时期) 、龙山期 (龙山文化时期) 、小屯期 (即晚商时期或殷墟文化时期) , 并追忆了发掘时不同时期的动物骨骼所反映的动物种类。出于历史的原因, 石璋如先生在指出德日进、杨钟健、刘东生的问题同时, 也提出“并非评议德、杨、刘三位先生之作法不当, 乃是给他们的论著作一个小的脚注”。石璋如先生还指出, 杨、刘所撰之文最大的贡献, 是“使世人知安阳殷墟哺乳动物群之全貌”, 但其中统计各类动物的数字, “不能十足地代表了殷墟动物群的全貌, 因为在发掘时有许多腐朽了的动物骨骸都未采集回来, 故不能列入统计之内。”而且据他说, “动物的骨骸标本, 大如头骨, 腿骨, 小如牙齿, 趾骨, 均经编号, 注明其出土地点和层位”, 这些都有留存史语所的记录和杨钟健、刘东生的存所原稿, 如果将来要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找到这些记录和原稿, 应该可以作更具体的研究, 比如联系更具体的考古背景作不同时期或晚商时期不同分期的研究。如果不是因为特定历史原因, 海峡两岸的殷墟发掘物和记录分隔两岸, 对于殷墟动物考古的研究肯定可以作更深入、全面的讨论。石璋如先生此文的重点是讨论安阳殷墟的动物祭祀坑 (石璋如称之为“出有动物的墓坑”) 中的动物骸骨, 这些动物骸骨与石璋如所说“穴窖遗迹”中动物骨骼的出土情况不同, 都是完整的, 是“当时有意的整体瘗埋, 只要未经后世盗掘者所破坏, 或骨骸本身未朽腐, 它们都是完整的”。石先生的文章中对马、牛、羊、鸟、犬、猪等动物祭祀坑分别进行了介绍和讨论, 他还指出, “殷墓中的动物群, 除马骨外在穴窖内的堆积层中, 均可找到;但穴窖内之堆积层中的动物群, 在殷墓中只能找到一部分”。他对于殷墓与穴窖中动物群的来源和性质都有所讨论, 甚至颇有一些后来考古埋藏学研究的意味, 指出殷墟“穴窖中的堆积层系人们食剩用废的残遗, 那么其中的动物骨骸, 则一部分当为食用动物, 一部分为工业废料, 一部分则为死亡后而弃置者。另有一部分则系后人扰乱, 把墓葬中的兽骨而杂入被扰过的灰土坑中了”, 至于殷墓与穴窖中的动物群则“大异其含意”, “就埋葬的形式与其相伴出土的遗物而论, 则殷墓中的六种动物, 可能有五种不同的用途”:马是“服用动物”, 因为它的出土处每与车与人在一起, 它的主要用途是服而不是祭, 更不是食;牛、羊、狗是“祭用动物”, 狗还是随用动物, 牛与羊还是燎用动物, 猪与鸟则还是食用动物。石璋如讨论殷墓中的动物, 一般都结合考古出土背景和卜辞、文献, 结论较为令人信服, 也为殷墟的动物研究或动物考古研究作了很好的示范, 即动物考古研究既要结合具体考古背景、发掘过程、埋藏情况来作分析, 也要结合文献包括出土文献记载如卜辞来作全面的研究。 唯一对运至台湾的动物资料进行动物考古学的鉴定研究工作的是钟柏生对殷墟海贝 (实际包括部分海产螺类) 的研究[13]。他对史语所藏殷墟出土的海贝进行了系统的种属鉴定, 探讨了这些种属的海贝在今日分布的海域、栖息环境, 并参考殷代的气候推断殷墟出土贝类 (尤其是货贝) 的殷代产地;另外他还对汉以前贝的名称, 殷墟货贝的种类、断代、人为加工方式的变迁进行了探讨。 1950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恢复对殷墟的发掘之后, 考古工作者采集了大量的动物骨骼标本, 其中有一些重要发现, 如颈下系铜铃的象, 表明当时可能已经有驯养的象[14]。此外1987年在小屯东北地甲组基址范围内发掘的一座灰坑中发现丰富的鸟骨遗存, 经侯连海鉴定有雕、耳鸮、丹顶鹤、翠鸟、褐马鸡和家鸡等种属[15], 使我们对当时鸟类遗存的种类和丰富性有所认识。在小屯东北地H1中还发掘出鲟鱼的骨片[16]。海贝和海螺类在殷墟墓葬中有大量出土, 其中妇好墓曾由杨思谅鉴定有红螺、阿拉伯绶贝、货贝三种螺、贝类[17], 但出土的螺、贝类多数并未做过全面专业的鉴定。这些都为殷墟动物遗存的研究补充了新的弥足珍贵的材料。 对于殷墟中动物的仪式性埋藏如墓葬和遗迹中的动物牺牲, 一直是考古学、商史学界的重要研究课题。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对殷墟发现的动物牺牲和祭祀卜辞中的牺牲都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较为充分的研究, 对殷墟或殷代动物牺牲的种类、数量、来源以及祭祀牺牲所反映的殷人宗教、礼仪、社会政治诸多方面都进行了探讨[18]。 可以说, 1949年以来到20世纪末对殷墟的动物遗存的发掘、收集与研究是与中国考古学以及动物考古学在这一阶段整体发展的特点相对应的。袁靖师把20世纪30至90年代中叶都称之为中国动物考古学的形成时期, 是中国动物考古学从无到有, 从鉴定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遗骸, 到围绕这些鉴定结果开展研究目的、资料的采集方法、对人类与动物相关的行为、古代的气候变迁、实验考古等多个方面的探讨等等的学科形成时期, 但中国的动物考古学研究在这一时期尚不属于考古学主流, 不足之处也显而易见, 比如在发掘过程中忽略对动物遗骸的采集, 不少学者把动物考古学研究仅仅视为做一个种属鉴定, 大多数研究报告缺乏量化的统计, 研究人员数量极少, 利用碳稳定同位素开展研究的进程没有持续等等, 这些状况是和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大趋势密切相关的, 那个时期属于中国考古学的开始阶段, 中国考古学研究重心主要在于建立考古学文化谱系[1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