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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21世纪以来的殷墟动物考古 随着中国动物考古学的发展, 对于动物考古学的研究目标、理论和方法都有了全新的认识。20世纪90年代中叶至今被袁靖师称之为中国动物考古学的发展时期[20], 中国动物考古学的发展随着中国考古学逐步成熟的大背景有了很大的进展。随着这一进展对殷墟动物考古遗存的研究也必定需要融合进这一时期动物考古学新的特点和方法。随着动物考古学科的新进展以及从事田野发掘的考古工作者对全面收集、整理动物遗存的重视, 对殷墟动物遗存进行系统、全面、科学的动物考古学研究以及结合甲骨文、文献研究的新成果的综合研究都显得十分迫切, 新的方法、视角、材料也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2000年, 袁靖师通过对安阳洹北花园庄出土的动物骨骼进行鉴定、分析, 在此基础上进行新的研究[21], 涉及的年代相当于中商时代的洹北花园庄时期, 早于殷墟大司空村一期, 上限接近二里岗期商文化白家庄阶段。这是1950年以后第一次对大殷墟范围内出土的动物遗存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科学整理, 因为之前虽然有少量的动物鉴定, 也仅限于某些遗迹单位中有限种类的动物遗存, 谈不上完整的动物考古学研究。殷墟文化与洹北花园庄期的中商文化是一脉相续的, 对洹北花园庄出土遗存展开的动物考古学研究对于晚商阶段的殷墟动物遗存研究有着重要意义。2001年, 叶祥奎还对殷墟花园庄东地出土的龟甲进行了鉴定[22], 是迄今为止对于殷墟遗址利用卜甲的龟类种属最为科学、准确的鉴定。此后接连有数篇涉及安阳殷墟动物遗存的研究论文, 如对家马的来源和特殊地位[23]、殷墟出土的水牛是否家养以及晚商牛耕是否存在都有较为深入的研究[24]。马思中 (Fiskesj?Magnus) 通过对文献和动物考古鉴定资料的梳理, 探讨了商王和王室的田猎、祭祀活动与商代国家权力的构建与运作的关系, 从人类学的角度对于动物与人以及由此涉及动物在人与人的关系、社会权力的运作方面扮演的角色进行了十分有意义的研究[25]。 自2006年来, 笔者开始对殷墟遗址的多个地点出土的动物标本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鉴定, 目前这一工作仍在进行中。其中一部分成果体现在2009年笔者的博士论文《殷墟动物遗存研究》[26]和此后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发表的相关论文中[27], 一部分成果则体现在对殷墟铁三路制骨作坊遗址出土的以骨料为主的动物遗存的鉴定与相关研究论文中[28], 另外还有多处地点出土的动物遗存已经鉴定但尚未来得及整理发表, 或尚在鉴定、分析过程中。 在笔者的博士论文中, 首次在全面整理安阳殷墟遗址孝民屯等多个地点出土的丰富动物资料的基础上, 对殷墟不同地点出土的动物遗存, 运用最小个体数、可鉴定标本数等定量分析的方法进行量化统计, 探索商代晚期被利用的动物种类、相对丰富程度以及家畜饲养业的规模和结构。通过分析和研究揭示, 晚商时期殷墟出土的动物种类十分丰富, 商人充分开发利用了多样性动物资源, 而家养动物在当时商人的肉食结构占了绝对比重。其中家畜的种类表现出多样化的特征, 古代所谓的“六畜”中的五种猪、牛、羊、狗、马都能够明确为家养动物, 鸡则很可能已经被驯化。总的来说, 家养动物的多样化, 为人们提供了丰富多样的食物资源, 而多品种的畜牧业体系使得商代国家经济基础获得更有力的支持。对动物死亡年龄结构的研究表明, 商代晚期饲养的猪、牛、羊的主要目的都是为人类提供肉食。此外, 动物的屠宰模式也表明, 商代晚期安阳城市居民的动物资源来源主要依靠外部供应, 但也可能有小规模的家庭内部的养猪业、养狗以及为丧葬用犬服务的专业化养狗业存在。对墓葬和祭祀遗迹中动物牺牲的研究表明, 殷墟墓葬中对牲腿的前后、左右的选择中崇尚使用左侧前腿并且形成定制, 表明商代晚期规范化的用牲制度, 而且有悖于古代文献记载的所谓殷周礼仪之别, 显示殷周礼仪制度的延续性。通过综合对孝民屯北、刘家庄北等地点的祭祀用牲的鉴定分析与以往发掘材料和已发表的祭祀用牲的考古报道, 可以看出商代的祭祀用牲体系在晚商时期显得更为多样化, 牛、羊、猪、狗、马在牺牲中扮演的角色各不相同。其中从早商时期以猪牲为优位的兽牲制度到晚商以牛牲为优位的多元化兽牲制度的转变, 既是商代晚期国家祭祀制度的一个大的转变, 也是是商代畜牧业经济发展的结果。具体来说, 殷墟时期殷墟祭祀用牲中牛牲占绝对优势地位, 其次为马牲, 再次为狗牲, 然后为羊牲, 猪牲则数量相对较少。整个殷墟文化时期牛是最主要的兽牲, 其次马牲也十分多见, 而且集中在某些特定区域如西北冈、同乐花园北以及小屯北组墓葬, 虽然论其普遍性似乎不如狗牲, 但在特定区域由于集中大量出现, 增加了在量上的优势。羊牲的普遍性其实不如猪牲, 但也是因为在两三个特定区域集中大量出现, 在数量上超过了猪。如果不论数量, 仅论出现的频率, 仍当属黄牛占优势, 其次为狗牲, 再次为马牲, 然后为猪牲、羊牲。同时不同功能或性质、不同等级的祭祀区, 祭祀用牲仍然存在差别, 如在同乐花园北遗址所出土的祭牲中以马、黄牛居多, 猪牲次之, 狗发现最少, 而未见羊牲, 而在孝民屯遗址发现多处祭祀坑中以猪为主, 其次为马、黄牛、狗, 未见羊牲, 其背后的原因还值得深入探讨, 可能与殷墟内各个地点的人群或祭祀的级别有关。殷墟遗址不同祭祀地点的祭祀用牲的部位鉴定和用牲方式的确定, 可以看出晚商时期祭祀的用牲方式中整牲和牲体的分解使用也与古代文献的记载多有相合之处, 进一步表明商周祭祀礼仪制度延续性的一面, 许多具体用牲制度也得以揭示。而殷墟丧葬礼仪中的用牲制度在山东滕州前掌大遗址和济南大辛庄商代晚期遗址为代表的商文化辐射区得到认同、遵守, 显示了殷墟作为政治、文化的核心对周边方国的影响, 表现了晚商时期礼仪与政治互动的一个侧面。 笔者近十年来有关殷墟动物考古的论文中, 主要分为三个主题:一是对殷墟出土家养动物的综合研究[29], 二是对殷墟出土的羊和猪以及墓葬中随葬狗牲的专题研究[30], 三是将动物考古引入殷墟制骨作坊与制骨手工业的分析研究[31], 后者包括部分合作研究。 对于殷墟出土家养动物的综合研究[32], 主要是在对孝民屯、白家坟两处地点的动物骨骼全面鉴定的基础上, 对于哺乳动物中猪、牛、羊、马、狗的最小个体数与可鉴定标本数的数量比例进行了量化统计和分析, 也与宫殿宗庙区、铁三路制骨作坊中鉴定的家养动物的种类和数量比例进行了比较研究, 对于殷墟这样的都城遗址的家养动物构成和相对比例的分析考虑了遗址不同区域的差异, 突破了以往遗址动物群的构成和数量比例分析笼统放在一起分析的习惯, 更符合都城遗址不同区域的人群或者不同活动方式中动物资源利用存在较大差异性的实际情况。此外结合动物死亡年龄结构的分析, 可以看出猪、牛、羊的饲养目的也存在差异, 猪与羊主要作为肉用, 牛主要作为肉食, 但也存在部分作为役力使用的情况。此外还结合家养动物骨骼的碳、氮同位素的分析探讨了家养黄牛、猪、狗、羊的饲料构成与饲喂方式。 对于殷墟出土羊的专题研究[33]则首次全面提出了羊的消费、利用方式的探讨方法, 强调要注意具体考古背景的分析、羊在人类利用的动物资源中所占比重的量化统计分析以及死亡年龄结构的探讨, 在结合上述方面的综合分析后还对于殷墟遗址的居民消费、利用羊的方式进行了分析。此外在介绍、引入国外学者研究的产肉、产奶和产羊毛不同目的养羊活动对应的家羊屠宰模式与死亡年龄结构模式之后, 对殷墟出土的羊的死亡年龄结构和屠宰模式进行了深入分析, 提出殷墟时期居民羊肉消费与供应的典型特点可能是以肉食消费为主, 此外最少殷墟遗址某些区域日常消费的羊依赖外来供应, 表明晚商时期可能出现了以供应城市居民羊肉为主要目的的专业化养羊经济。而殷墟墓葬中随葬的羊牲以未成年个体为主, 与殷墟居民日常消费的羊的死亡年龄结构接近, 可能作为墓主人的肉食, 反映了商人丧葬礼仪中“事死如事生”的一面。对于殷墟出土猪的专题研究[34]重点对殷墟孝民屯遗址出土家猪的死亡年龄及宰杀模式进行分析, 试图从一个侧面探讨中国古代早期国家的城市居民尤其是非从事生计经济的专业化工匠获取肉食的来源、方式, 以了解晚商城市的食物供应等问题, 提出在当时人养猪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取肉产品, 殷墟一、二期时孝民屯居民可能主要靠自己养猪获得猪肉, 这一阶段孝民屯遗址是一处普通聚落;而殷墟三、四期时该地点居民日常食用的猪肉则很可能主要依赖外来供应, 这一时期孝民屯遗址为铸铜作坊遗址, 从事非生计经济的专业化铸铜工匠的猪肉消费并非自给自足。殷墟遗址获取家羊和家猪的来源和供应特点, 体现了晚商都城的居民肉食的消费和供应特点, 从中可以观察中国古代早期国家时期聚落城市化后的城市供应问题及相关的社会复杂化现象, 表明动物考古在社会复杂化与城市化进程研究中有其独特的价值。 殷墟的墓葬中大量存在殉狗现象, 笔者通过对商文化墓葬中随葬狗牲的研究, 认为这种习俗在中原地区起源于二里岗文化上层, 一直延续到西周时期。通过死亡年龄分析, 殷墟遗址晚商墓葬所随葬的狗牲年龄明显是经过人为选择的结果, 说明晚商时期殷墟居民的丧葬礼仪中使用狗牲偏好年轻个体, 特别是1岁以下的幼年个体, 但基本不随葬2个月龄以下的狗。殷墟墓葬殉狗多用年轻个体, 可能有两个原因, 一是避免杀掉已经在商人日常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那些成年狗, 二是出于节省经济成本的考虑, 因为年龄越大的狗需要耗费人类更多的食物和精力去喂养和调理。此外晚商以犬殉葬之风的盛行可能导致专门提供丧葬礼仪所需犬牲的专业化养狗业应需产生, 也就是说有一部分墓葬中的狗牲, 可能是从专门的养狗户那里买来, 因为殷墟墓葬中盛行殉葬幼年的狗, 正常情况下, 不可能有丧事时死者家庭都正好有幼狗, 除非商代晚期殷墟居民家家养狗, 也都有母狗可以年年下仔, 自己不养狗的家庭可能通过购买获得用于殉葬的狗;养狗的家庭如果不是正好有幼年狗, 又不想杀掉在家庭日常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成年狗, 也可能会去购买幼年狗[35]。该文的分析, 试图通过动物考古与墓葬用牲制度的研究, 探讨更深入的文化与社会问题。 殷墟的考古发掘揭示, 晚商时期生产骨器的作坊已经发现数处, 与骨器制造有关的骨料等遗物数量惊人, 这些都显示了晚商时期制骨手工业的规模巨大, 专业化程度很高。研究殷墟的制骨作坊与制骨手工业, 对于复原骨器手工业的工艺与流程、生产规模以及从制骨工业的角度探讨当时手工业的专业化、经济乃至社会政治等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自2009年开始, 笔者与Roderick Campbell (中文用名江雨德) 、何毓灵等合作对河南省安阳市殷墟铁三路等大型制骨作坊遗址中出土的与制作骨器有关的动物骨骼遗存 (既包括成品、不同阶段的半成品及废品, 也包括坯料和边角料等废料) 进行了合作研究, 在骨料、骨器与半成品的分析时引入动物考古的方法进行骨骼鉴定、观察、测量、称重、量化统计等研究。对殷墟铁三路制骨作坊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进行分析时, 设计了对所有骨料按单位称重、浏览与对抽样单位出土动物骨骼全面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第一次由动物考古学的专门研究人员介入, 设计了对骨料鉴定、观察、测量、称重的纪录方法与要点, 并在分析完一个具体考古单位的样品后进行总结, 对纪录方法进行适度的调整, 有时候还返回原单位进行再观察。在分析抽样单位出土的动物骨骼时, 对每一件骨骼进行了编号。鉴定动物具体种属时采取谨慎保守的态度, 不能鉴定到具体的种则不过度鉴定, 例如对于可能为黄牛的骨片有的只鉴定到如大型牛科动物或大型哺乳动物的动物分类单元中。在鉴定动物骨骼为哪一类骨骼时, 结合骨骼的形状、厚度、大小以及骨骼内壁的形状、纹路、是否有松质骨等具体特征来全面分析, 最终较为具体地把大多数的骨片鉴定到具体的骨骼类别, 为深入、准确地分析具体骨骼的取料、加工方式提供了形态学鉴定和定量统计的基础。通过第一阶段的鉴定与初步分析, 我们对殷墟时期铁三路制骨作坊反映的选料、取料、预成形、加工等一系列制骨手工业流程和工艺以及制作的骨器种类和主要产品有了较为明晰的认识, 对制骨工业的规模和相关的手工业生产组织有了一定的了解。比如动物考古分析使我们对于骨料的来源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根据我们对铁三路制骨作坊出土的动物骨骼分析, 骨料来源为黄牛、水牛、猪、羊、鹿等动物的骨骼, 其中以黄牛的骨骼占绝对多数。骨料既有动物的肢骨, 也有动物的下颌骨、牙齿, 还有角, 其中以肢骨占多数, 其次为动物的下颌骨和鹿角。动物的肢骨骨料以家养动物的肢骨为主, 少见野生动物肢骨, 具体到种属来说以普通黄牛的肢骨为主, 另有少量的圣水牛、绵羊、猪、鹿的肢骨, 偶见马的肢骨。黄牛的肢骨骨料来源包括除指/趾骨外的所有长骨, 而以掌跖骨为多。用来制作骨器的骨骼基本上是完整骨骼, 因为发现的制骨的余料基本都是骨骼的关节部位和带锯口骨干残片, 基本未见有普通消费肉食时截断骨骼的断口方式, 但骨骼上也常见割痕等屠宰痕迹, 说明当时选取的为剔取肉后的完整骨骼。制骨作坊出土骨料的动物种属构成和骨骼种类、部位组成都与以往经过动物考古学分析的殷墟白家坟东地、孝民屯、机场南路 (新郭家湾) 等地点日常消费的动物骨骼组合存在较大的差异, 其骨料来源应该不仅限于制骨工匠日常消费的动物, 可能还从来自王室、贵族或其他群体日常消费、宴享中食用的动物的骨骼中挑选获得, 并且在此之前割取肉块时有意保存骨骼的完整。可见引入动物考古的分析, 对于骨料的来源、制骨手工业与商王室等贵族的祭祀、宴飨活动的关系都有更深入的认识。此外动物考古的引入还使得我们对晚商制骨工艺和制骨工艺的标准化程度等有了新的认识。骨料与骨器的骨骼形态鉴定, 使得我们对于制骨取料的方法能有更精细的认识, 当时制骨根据要制作的骨器特点, 针对不同骨骼部分的形态特点采取不同的方法截取坯料的因形取料、省工原则。比如根据不同骨骼的具体形状和其他骨骼特征一般有相对固定的锯切方向, 锯取骨干后还根据不同骨骼的形状、尺寸、骨质密度在不同部位下锯, 截掉骨骼的不规则部位, 获得制作预制骨器所需要的理想坯料。与取材活动有关联的骨骼遗物包括坯料 (多为出现意外破损、开裂的坯料) 、边角料、余料, 从保留和“遗失”的骨干残片所在部位我们可以复原各种骨骼的取料方式和预想获取的制骨坯料是什么。从观察分析的结果来看, 殷墟不同时期不同骨骼的取料方式总体上来讲较为固定, 每种骨骼都有相对一致的几种模式化的取料方法, 但也有所变化。还有动物考古的量化统计方法引入制骨研究后, 使得我们对于殷墟制骨手工业的规模的认识有了定量统计的基础。根据我们对铁三路制骨作坊的抽样分析, 在我们抽样区内, 平均每平方米区域出土作为骨料的牛骨保守估计约有6~7头牛的骨骼, 按殷墟现有的最少三个制骨作坊的面积保守估计可能也在6万平方米左右, 则可能有三四十万头牛的骨骼被消耗。不考虑制作的其他骨器, 这三个制骨作坊光制作的骨笄最保守的估计也有近千万件之多。如此大量的骨笄, 远超过王室与贵族的消费需要, 因此殷墟制骨作坊生产的产品不仅仅面向都城遗址居民, 作坊制作的部分骨笄可能销售到都城以外供其他聚落居民使用。 近年来, 殷墟遗址的动物考古与其他科技考古领域如古DNA研究、同位素研究学者合作也日益密切, 这也是中国动物考古学的发展进程和趋势的反映。其中赵欣对殷墟出土马骨的古DNA研究涉及马的基因谱系、毛色的分析 (未发表) , 闫灵通博士论文分析了殷墟遗址出土的黄牛、绵羊、小鹿、猪和狗的骨骼骨胶原中碳氮稳定同位素组成, 分析了各自的食性和饲养方式差别[36]。赵春燕采用锶同位素检测技术和分析, 推测殷墟遗址不同地点出土的马中既有当地出生的也有非本地的[3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