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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实证论于19世纪末传入中国，对其后中国史学的现代转型起着重要的推进作用。从20世纪初十余年新思想界涉及实证论的文字看，人们最感兴趣的无疑是其以观察和实验手段研究社会，以及社会现象和发展有“法则”可寻之新观念，它对当时史学界兴起以探求“公理公例”为目标的历史科学思想产生过相当的引导和催化作用。不过，此种现象在新文化运动前后却发生了显著变化，大多数实证史家关注的重心已转向如何将之用于史料和史实的具体考证，对西方现代史学的借鉴主要是朗克等人鼓吹的“客观主义”史学，而非先前孔德、斯宾塞和巴克尔等所倡探求社会历史法则的门径。而从当时崇尚实证的史家看，其现代史学的建构则大致形成了两种路径：一是以西学为准则的“以西融中”模式，一是希望以中国文化精神为根本依托而兼采域外新理论和新方法的路径。深入比较两者的异同和得失，对于新时代中国史学的发展当不无裨益和启示。 关 键 词：现代中国 实证论 实证史学 建构路径 作者简介：胡逢祥，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历史学系教授。 项目成果：本文系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研创新计划重大项目“重构中国：中国现代史学的知识谱系(1901-1949)”(项目号：2017-01-07-00-05-E00029)的阶段性成果。 实证史学作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的主要流派，对现代中国史学的整体发展和形塑，影响至深且远。目前学术界的相关论述不可谓不多，然细加审视，仍有剩义可寻。如来自西方近代科学的实证论，在改造历史学这类传统人文学科的过程中，与其原先的治学方法特别是人文思维方式究竟处于何种关系?其内在的冲突或接榫又是如何展开的?历史学被提升为“现代科学”后，是否意味着实证论已成其“重建史实”的唯一支撑?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史料的实证考据究竟能达到何种程度的“客观”?人文方法在其中是否仍有发挥的余地?若然，则如何实现其与“科学实证”的互补?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探讨。本文试结合其中某些问题的思考，就现代中国实证史学的建构路径及流别再作考察，略抒管见，以求教于通人方家。 一、实证史学的输入及其概念流变 “实证”一词虽早见于中国传统典籍，然本意皆指“确凿证据”，并无方法论之含义，从《水经注》的“盖沿历之实证，非为谬说也”，到清阎若璩《四书释地又续》“古人文义有从实证出者”和皮锡瑞《经学通论》所谓“朱子可谓搜得真赃实证矣”①等，无不如此。直到近代西方实证论的传入，始成一专门术语。 实证论(positivism)作为一种哲学观和方法论，系19世纪前期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孔德(Auguste Comte)创立，它实际上是当时西方自然科学迅猛发展在思想界的反映。其说以为，人类社会及其主流思维模式在经历了神学和玄学阶段后，现已进入科学或实证时期，为人类思维趋于成熟之阶段，其标识性特征是“认定一切现象皆受不易的自然法则所支配”，欲知此现象界之法则，端在观察和实验，即通过具体现象的归纳进而求得科学定律。在孔德看来，数学、天文学、地球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的研究均先后进入实证阶段，唯社会现象因最富个性、最为错综复杂，仍徘徊在外，值此科学日见昌盛之际，自当摆脱神学和玄学束缚，以实证方法究其运作变化法则，使之同登科学之殿堂。如此，“则近代人之哲学系统实际可臻完备，而一切现象咸可分别归入五大范畴焉。一切基本概念既调合一致，则实证状况于以告成”②。这一理论不但确立了实证社会学的地位，还激发起人们探寻社会历史规律的信念。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孔德所说“现象界之法则”，只是指人所能感知的现象界因果法则，至于超乎感觉经验之外的宇宙本体或事物内在本质，依然在不可认知之列。这表明其理论明显存在着经验主义乃至某些不可知论的倾向。孔德的上述基本观点，不久就得到了英国学者斯宾塞(H.Spencer)、巴克尔(H.T.Buckle)等人的呼应，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实证论在19世纪末传入中国。严复1895年发表《原强》《救亡决论》等文，不仅介绍了西方学术“一一求之实事实理，层累阶级，以造于至大至精之域，盖寡一事焉可坐论而不可起而行者”，具有“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验之物物事事而皆然，然后定为不易”的特点，还力赞斯宾塞的社会学说“精深微妙，繁富奧衍，其持一理论一事也，必根柢物理，征引人事，推其端于至真之原，究其极于不遁之效而后已”③。其所译斯宾塞的《群学肄言》，更是反复论说社会学足以成为一门探究社会发展“公例”之学的理由，认为“群之事变，其葛深隐，常过于他学之所治，则其术固不得入他学之至简。类同事之变，以见其会通，其所会通者，常出于至宽之涂，而大其时地之界限。虽然，既有其会通矣，会通斯有其公例，有公例则可本之以明事变之由，而即此遂得以成学”。据此，“群之有学，固可决耳”④。20世纪初，孔德其人其学通过章太炎、王国维等被译介到国内。1902年，章太炎翻译出版了日本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其中提到：“初言社会学者，为法人欧哥斯德·廓模德(即孔德)。其所著《实验哲学》始见索西奧罗其衣(sociology，社会学)”⑤。同年，王国维也在所译《心理学》(元良勇次郎著)中指出：“法国之硕学孔德分一切学问为六种，以自简入繁为先后，即数学、星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社会学是也。”⑥ 当时学界对“实证”一词译法颇不一致，除章太炎译作“实验”外，1902年王国维所译《伦理学》(元良勇次郎著)在述及孔德的社会三阶段论时，亦谓：“第三级，实验之时(positive state)也。在此时代，万事无不由实验与观察，而自天然之事实中得抽象之概念，名之曰天然法”⑦。次年出版的浮田和民《史学通论》的几种中译本则均译为“实学”，称：“法国奧格士德·肯特者，创社会学，立历史上之三大法则，云社会者必经过神学的思想、哲学的思想、实学的思想”⑧。而1901年出版的桑木严翼《最近独逸(今译“德意志”)哲学史》(东京专门学校出版)和1906年出版的岡岛诱《最近西洋哲学史》(东京博文馆出版)日文原版则表述为“实证哲学”和“实证论”。按照日本学者小林郁的说法：“孔德之philosophie positive，在日本原被译为积极哲学、实验哲学、实理哲学、实证哲学。因孔德将以前的哲学称为‘消极哲学’，从对立的角度言，其哲学似可称为‘积极哲学’，但这难免会陷入与消极哲学的简单对立之中。‘实验哲学’的称呼展示了孔德重视实验法，但这样似乎只强调了经验论(empiricism)，这点孔德是绝对反对的。另外，把握科学整体的总脉络以求得其逻辑规律是孔德最终的理想，这样来看，称其哲学为‘实理哲学’好像是最适切的。可惜孔德也仅仅止步于‘理想’二字而已，其自身亦明瞭这点，所以这个词也未能概括其哲学。孔德注重事实的论证，为求得与科学整体研究法的一致，其所提出的规律十分重视整体内部相互间可能的融合，从这个角度看，其哲学最合被称为实证哲学，这个词已久为学界使用”⑨。可见最后多采用“实证”这一译法，是日本学术界比较选择的结果。 今所见国内刊物上明确译为“实证”的，较早见于罗振玉、王国维所编的《教育世界》。1906年，该刊以“法国实证哲学家孔德”为标题登出一张孔氏照片。次年，王国维又在杂志上发表《自序二》，采用了“知识论上之实证论”的提法⑩。此后，这一哲学方法论概念术语渐为学术界所通用，讨论实证论或实证主义的文章日趋增多，如绾章译桑木严翼的《实证主义与理想主义》、毛坤的《实证时代之宗教观》、林宝权的《孔德实证哲学原理》、刘节译《实证哲学与孔德》、吴霆锐译《孔德之实证社会思想》(11)等。 从20世纪最初十余年新思想界涉及实证论的文字看，人们最感兴趣的无疑是其提出的以观察和实验手段研究社会，及其社会现象和发展有法则可寻之新观念。梁启超参照浮田和民《史学原论》介绍孔德和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观以及巴克尔的文明史观，在《新史学》中一再强调“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12)。章太炎也通过译作《社会学》向人们详细介绍“社会历史研究法”，称：“小则以此研究一社会，大则遍施于人类社会之全体。所研究者，第一原人之状态，第二组织社会之次序，第三种种分业之起原，第四种种制度之发现，第五制度之变迁沿革。于此五者知其微旨，则可以知今世社会单复异形进化异度之故，又可以知现在过去诸社会其文野不同者，特人类进化之异其阶梯耳”(13)，并据此提出了治史当“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的主张(14)。王国维表达了同样的关切，谓孔德“学说中社会进化之法则占重要之地位。彼谓人类之进步必经许多之阶级，而于各阶级中，其法律、风俗、习惯各不同，此必然之理也。故欲知今日之人类，不可不知历史上过去之人类，不由历史而以抽象的方法建立道德上及政治上之理想者，其必无效矣。凡法律及道德之改变，其势力全决于社会之动力。此见解不但广行于其学派中，凡今日有教育之人皆深赞之者也”(15)。 这对当时史学界兴起以探求“公理公例”为目标的历史科学思想起了相当的引导和催化作用。诚如1930年代徐炳昶所说：“在十九世纪中叶，大家受了黑智尔及孔德两派哲学的影响，前者把历史看作绝对理性的发展，后者更笃实地指明历史为社会科学所必不可缺底根基，于是历史科学的地位突然增高。研究历史的人突然增多。一方面对于批评史料的方法有极缜密的研究，对于古人所传说，不经过一次深刻的批评和拣择者，绝不与以迅速的轻信。另外一方面，史料的来源，却尽量地扩大。不惟对于各种文字的著录要尽量地采取和研究，就是不包含文字著录，凡存于地上地下的遗迹遗物均尽量地整理、发掘。另外对于世界上尚留遗的各种浅化民族(指原始民族——引者注)的研究，也可以帮助我们作历史上的比较。于是吾人对于人类历史的知识，不仅如从前一样限于有文字著录的数千年，却将自有人类以来数十万年的经历，广搜博证，浏览其变化，寻求其因果，而后历史乃得成为一种独立的科学。”(16)实际上，这也可视为对中国现代史学初兴的一种概括。 不过，这种以孔德、斯宾塞和巴克尔思想为主要参照系的实证史学观念，到新文化运动前后却有了明显的变化。其时大多数实证史家对西方现代史学的吸收往往更注重于方法论，特别是德国朗克学派的治史理念。事实上，朗克(Leopold Von Ranke)的史学本不以“实证”名于世，且不赞成历史有规律可寻，但由于其强调严格依据史料，不偏不倚地反映历史真相的“客观主义”治史态度和方法，与实证主义提倡的治学原则颇为一致，故一般也被归入实证史学的范畴。1919年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中就将朗克派史家朗格诺瓦(Charles-Victor Langlois)和瑟诺博斯(Charles Seigniobos)合著的《历史研究法入门》列为讨论史料整理和审定方法的重要参考书。1920年代中期以后，该书的中译本《史学原论》(李思纯译，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曾一度风靡学界。傅斯年亦引朗克史学为同调，并熟读该派史家伯伦汉(Ernst Bernheim)的《历史学导论》(17)。与此同时，他对历史哲学却颇表轻视，谓“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同人之治史学，不以空论为学问，亦不以‘史观’为急图，乃纯就史料以探史实也”(18)。“历史哲学可以当作很有趣的作品看待，因为没有事实做根据，所以和史学是不同的”(19)。他甚至说：“现在的科学家没有一个相信因果律的，尤其是自然科学家没有一个会相信因果律的，只有宗教家才会相信因果律。”(20)而原先主张历史有“公理公例”可寻的梁启超，这时在接触了柏格森、詹姆士、李凯尔特等人的学说后，也认为“历史现象最多只能说是互缘而不能说因果”，“当然不能又认他受因果必然法则的支配”(21)。 史学界这一主流观念的转向并非偶然。英国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曾作过分析，谓19世纪末20世纪初“历史学界的重大争论是在以孔德和巴克尔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和以德罗耶森、里克特(一译李凯尔特)以及温德尔班为代表的唯心主义之间展开”的，结果是双方达成了事实上的妥协，“在理论上，大多数历史学家接受唯心主义的立场，将历史学与科学严格地加以区别，强调直觉是历史学家处理历史的最终手段；但实际上，大多数历史学家的方法论却以实证主义为依据，也就是说，历史学家的主要目标有两个，一是发现‘新事实’，一是‘通过历史的批判’来消除谬误”，“即将历史学家的工作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个是搜集和准备资料阶段，第二个是解释资料和表述成果阶段。前一个阶段以实证主义为主；在后一个阶段中，历史学家的直觉本能和个性起主要作用”(22)。寻求社会历史发展的“公理公例”显然已非他们的关注点。 西方史学观念的这种流向转变，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19世纪西方自然科学取得的一系列成就，曾使人们普遍对认识世界和社会充满了信心。在“从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潮流”冲击下，一些西方学者把生物学、地理学、数学等自然科学方法和成果引入史学领域，认为史学也完全可以成为物理学一样精确的科学。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由于物理学的一系列革命性的发展，特别是爱因斯坦相对论和普朗克量子力学的产生，从根本上动摇了伽利略和牛顿建立的古典物理学基础。与此同时，数学、化学、生物学也经历了相应的“危机”，遂致旧自然哲学观上建立起来的机械决定论大受冲击。加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也使人们对现实产生了悲观的幻灭感。思想界的震波在历史学、心理学等人文学科领域引起了连锁反应，不少西方学者抛弃了“决定论”而转向相对主义和不可知论。在他们眼里，历史学应放弃寻求历史发展规律这一大而无当的奢侈目标，踏踏实实地以搜集史料和考证一事一物作为自己的职志。中国史学界出现的上述现象，与当时西方史学界的风气转变恰好是一致的。 徐炳昶曾对这一时期国内实证史学的发展状况有过描述：“民国五六年以后，梁启超、胡适诸先生因受西方的影响，盛倡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之说，而后历史学的面目焕然一新。史料的搜集、整理、批评，在这将近二十年中，实有极重要的进步。虽说有时怀疑太过，引起笃信好古者很有理由的反抗，但这些却是历史科学进步历程中所必经过底阶段，不足为病。另外一方面，地上地下遗物遗迹的搜求和发掘，更足以扩充历史的范围，证明或改正历史书上所载茫昧的事实(王国维先生从甲骨文材料证明《史记·殷本纪》中所载先公名字之可靠与微误，其尤著者也)。对于浅化民族比较史料的搜集，虽着手较晚，而业已开始。实证的阶段已经确实地走到。”(23)其透出的信息同样是：此时实证史学的主流建设思路已非先前孔德等人所倡探求社会历史法则的门径，而是按照德国朗克学派的客观主义和胡适等人提倡的实验主义展开的，其工作重心已完全转向了以史料和史实考证为主的一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