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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理性反思中寻求借鉴 现代中国实证史学的兴起发展，虽仅是整个新学术体系建设的局部环节，然其建构路径及得失却具有相当的典型性。众所周知，自近代以来在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取径于“西化”还是“本土化”，始终争议不断。对于“西化”，人们理论上多习惯于根本否定，那些公开主张“西化”的人士，亦常被指为“洋奴买办”文人或“民族文化虚无主义者”。然揆诸史实，情况并非如此简单。在现代化进程中，一段时期内或局部出现以“西化”为主流的态势，乃常见之现象，特别是在现代化初期，因认识上的局限，更难以避免。同时，还应看到，倡导“西化”的人中，固然有对民族历史文化丧失信心者，但也有一些是真心希望借此较快摆脱当时中国文化的落后危机而获取新生的，如陈序经、胡适等即是。故胡适等人的实证史学虽具有明显的“西化”倾向，并不含贬意，而只是试图在客观考察和比较的基础上，对学术现代化的进程作些理性的反思。 中国学术明显呈现出现代性质的转型，应在1900年之后。围绕着这一历史变革趋势，学术界提出过种种方案，其中最具影响力和实践操作意义的当推“西化”路径。回首看去，从20世纪初起，在短短的三十年间，中国的整个教育制度、现代学科分类和理论方法体系及其价值评估系统等，无不仿照西方的制度模式，完成了初步但覆盖面十分广泛的转换。史学同样如是。在此风气下，传统史学的体制、概念范畴及关注重心遭到了普遍质疑乃至淡化或忘却，西方现代史学的观念和理论方法遂成一代又一代新人治学的圭臬。 这种趋势的形成，从根本上看，并不取决于个别有影响人士的登高振臂一呼，而乃多重社会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就社会心理层面而言，大致不出两端：一是晚清以来，随着西方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强势压境，传统政治及其文化的弊端暴露无遗，欲振乏力，明显处于弱势，社会上下普遍感到失望，变革呼声日高。二是欲求富强，当时除西方现代文化制度之外，尚找不到其他样板或模式，于是，现代化即“西化”的观念遂大行其道，成为彼时中国文化改造及建设的主流思维与实践定势。 从学术变革的角度看，这一过程的积极意义在于：较快从理论上构建起中西学术沟通的桥梁，拉近了与西方学术界的距离；参照西方现代学术分类体系的图谱重新整合了本土旧有的知识谱系，推进了学术研究的精细化和系统化；并建立起一系列符合现代学术规范的设施及其运作机制，为其长远发展辟出了空间。 但同时应看到，由于这一学术建构框架是在传统文化处于最衰弱低潮时期(20世纪最初30年)确立的，特别是新文化运动时期，在新思想界的激烈抨击下，传统文化几遭全盘否定，对其学术的总体评价不免偏低。作为当年激进反传统的代表人物，胡适的态度自不能例外，加之其哲学上深受西方科学主义的影响，以致倡导的实证史学，除了专重吸收与西方自然科学“暗合”的考据学外，对传统学术中凡属价值观念或稍带“主观”嫌疑的方法，皆一意摈除；至于那些在西学中找不到对应点的内容与方法，则或批或弃，在其方法论体系中自然就难觅踪影了。 这一史学路径，当时就遭到了一些学者的非议。即使是赞同实证史学的王国维与陈垣、陈寅恪，也不愿为此所拘，如对传统史学一贯强调的“通识”，他们便十分重视。考据学的对象是具体史料或史实，其中既有大问题，也有不少只是细琐的历史现象。史家若以一事一物之考证为治史之极则，往往易陷入所谓“碎片化”中而不能自拔。若能在考据中贯以通识，则可以小见大，或从一些“碎片”间的联系去把握某些史事的内在趋势和特点。梁启超称王国维治学，能“从弘大处立脚，而从精微处著力……虽好从事于个别问题，为窄而深之研究，而常能从一问题与他问题之关系上，见出最适当之理解，绝无支离破碎、专己守残之蔽”(58)。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一再强调的“通识”(59)，都是这个意思。正因如此，他们的论著形式上虽考据色彩甚浓，却与不少乾嘉学者易流为支离的琐碎考证不同，其法多能“从小处入手，从大处着眼”，对一事之始末和因果演变作出脉络清晰的贯通疏解。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简牍检署考》《胡服考》《记现存历代尺度》，陈垣的《元也里可温教考》《元西域人华化考》，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等，无不具有这样的特点。 又如在史考和史论关系的处理上，傅斯年极力主张：“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份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60)，硬把史料解释层面的工作排除在“近代历史学”的殿堂之外。王国维与陈垣、陈寅恪则不然。陈寅恪主张治史应在搞清史实的基础上，“有新的理解，或新的看法，这就是史学与史识的表现”(61)。陈垣指出，司马迁、班固以降，史论尤繁，“自清代文字狱迭兴，学者避之，始群趋于考据，以空言为大忌”，其实，不少史论“皆足代表一时言议，岂得概以空言视之”(62)，肯定了史论在史学中的作用。从实践看，王国维倡导的“知人论世”(63)，陈寅恪在中古史研究中对种族与文化观念的发挥，以及陈垣在《通鉴胡注表微》等著作中极力寻绎民族思想，倡导“有意义之史学”，都反映出趋于兼重史考和史论的倾向。 至于有着明显文化保守主义情结的一批学者，对胡适一派的史学路径更表示了公开反对。现代新儒家熊十力即指责其“多以琐碎而无关大义之考据是务，岂不惜哉!历史之学，《春秋经》之枝流余裔也。治史必究大义，本天化以征人事，鉴既往以策方来，其义宏远。若专考琐碎事件，何成史学?”(64)钱穆亦批评胡适等人“震于科学方法之美名，往往割裂史实，为局部窄狭之追究。以活的人事，换为死的材料。治史譬如治岩矿、治电力，既无以见前人整段之活动，亦于先民文化精神，漠然无所用其情。彼惟尚实证，夸创获，号客观，既无意于成体之全史，亦不论自己民族国家之文化成绩也”(65)。柳诒徵等人则强调继承传统史学的“经世”精神，称“治史者必求其类例，以资鉴戒。则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又为史术所最重者也”(66)。 虽然这些主张更注重传统史学继承的理念与实践，因自身认识上的局限，亦存在种种不足粗糙之处，但对于那种唯“西化”是从、过于轻视传统的偏颇，无疑包含着一种合理的针砭与回拨。应当看到，传统史学中此类遭到胡适等人轻视的非实证类方法，虽不如一般形式逻辑概念来得清晰和易于把握，但同样是前人学术经验的深刻总结，有的则是社会和精神现象自身复杂特性的反映，在历史研究领域与逻辑方法上实有着相当的互补性，故不能简单套用西方实证科学的标准加以衡定和取舍，而应从理论上加强梳理和价值发掘，使之发挥应有的作用。 比较上述两种现代中国实证史学的建构路径，至少给我们留下了以下两点思索： 首先，实证论的加入直接触发了近代史学科学化的契机，使追求历史“法则”和史料史实的精确性成为一时风会，也使一些人认定实证方法乃历史研究的不二法门。但是，历史学与自然科学毕竟大不一样，其研究对象除一小部分遗存的古人生活残迹和文献中保留的残影外，绝大多数已一逝不返，更何况被视为“客观”对象的史料自身也或多或少羼杂着种种人为主观成分。事实上，当客观历史变为由史料构成的“历史”时，两者已存在一定的距离，而通过史料研究重新获得的“历史本体”，同样会与前两者有所不同，这与一般自然科学研究对象的相对稳定和可反复验证形成了鲜明的差异，由此大大制约了其“自然科学化”的程度，也不能不使实证方法在史学领域施展的范围受到一定限制。可见，面对如此复杂而变动不居的社会历史，希望完全按自然科学的模式来构建现代史学，显然是不现实的；面对如此丰富而多元的人类思想行为，试图单凭实证方法来探究其内在的一切，显然也是不敷其用的。故从总体看，历史研究仍离不开诸如“了解之同情”，依据片段史迹和史料进行合理推测等带有人文意识的思维方式。也就是说，尽管实证是治史应持的基本态度与方法，仍应兼取人文或其他类型的有效方法，才能对人类历史这一特殊的领域展开多层次的、更为深入的研究和理解。 其次，中外史学的会通是现代史学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早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唯在如何把握中外史学结合的“度”上，各派一直争论不休。在这方面，片面强调本土文化体系自足的观念固不足为训，而专以西方现代性为取舍准则的建构模式，亦往往因轻视或排斥传统史学积累的人文要素，易致方法上的偏狭，或因附会西方的理论模式，对本土历史及其社会形态造成曲解。就当代中国史学建设而言，我们在这方面仍面临着两大课题：一是如何在进一步引入和学习外来新理论、新方法和研究成果中保持一份清醒，克服“洋教条主义”，真正做到取其所长，知其局限。在传统史学的研究上，则应特别注意发掘和清理过去一度被低估的那些理论与方法范畴，以更充分地发扬其现实价值。二是如何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真正融通中外而又特具中国个性的现代史学理论方法体系。相信经历了中国现代史学史的上述经验教训后，当代史学学科体系建设将会更趋理性，胸襟更博大，步履更为坚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