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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史论关系，为治史必须面对却长期聚讼纷纭的问题。此事因缘于清季以来史料与史学的区分，并由民国时期史料与史观的纷争而日益凸显。文言改白话，造成著史和读史时引文与行文的进一步分离，使得历史意见与时代意见更加隔膜。20世纪50年代以来，史论关系经过持续争论，依然莫衷一是。受此影响，治史日渐重视说理，相对忽视叙事，举证为据的办法，往往脱离材料的时空位置及联系，用后出外来的架构系统条理裁量史事，把后人的认识当成历史的事实。应当努力从倾听历史的原声中把握前人本意和史事本相，寓说理于叙事之中，视引文行文为一体，呈现历史原汁原味的无穷精彩。 关 键 词：史料 史观 史论关系 文白 史学理论 作者简介：桑兵，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在史论分别、文白不一的情况下，治史如何把握求真与讲理，表达如何协调叙事与论述的关系，已经成为一大难题。有鉴于此，有必要梳理一下这一聚讼纷纭的悬案发生衍化的渊源流变，进而探寻两全其美的解决之道，为来者提供有效的取径和做法。 一、史与论 1949-1966年间的史学界，出现过相当多引起普遍关注和广泛参与的学术争鸣，其中之一，便是史与论的关系。在所有学科都必须以理论为指导的认定下，史学自然不能例外。但是，在学理上，史与论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在实践中，又应该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却是聚讼纷纭，令人感到相当棘手。由于意见不一，无所适从，于是学界展开热烈而持久的讨论。这场争论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一直持续，中间虽经文革停顿，可是“文革”结束后再度接续，前后时断时续进行了30余年。讨论由“以论带史”引发出“论从史出”“史论结合”，成为史论关系认识的三种基本取向，围绕这三种取向，在相互批评和争辩中，还出现“以论代史”等衍伸的变相[1](P65-69)。 讨论莫衷一是，后来只能不了了之，相关的问题并未得到解决。直至今日，史论关系仍然困扰不少新进乃至成名学人。可是，无论意见如何分歧，一般而言，历史论著有无理论，俨然已经成为衡量水准高下程度深浅的标尺。所争主要在于以什么为理论，或者说什么才是正确、恰当、具有说服力的理论。治史当然不能有论而无史，否则就不成其为史学，但如果被认为有史而无论，立意就不免等而下之。由此可以看出，尽管史论关系没有定论，尽管人们对于以什么为论后来实际上取法各异，言人人殊，却不仅大都并不否认论的重要，而且相对于史，似乎还显得更加重要。虽然人们习惯声称事实胜于雄辩，可是在最应看重事实的史学领域，其实却是以雄辩为高明，事实只是基础初步。相比较于史事不清，史料不足，没有理论或理论不足，更加备受诟病。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倾向，是因为历史论著的主要功能无形中已经由叙事转向说理。本来治史首要求真，可是误读一切历史都是自己心中的当代史，以为真相不在、不可求，或是碍于材料太多，头绪纷繁，剪不断理还乱，干脆宣布无法还原。尽管名义上还要求出真相，实际上却认为真相不会自动显现，只有符合一定之理的事实才是真。结果，类似于字还没有识完微言大义已出的情形日渐普遍，事实不详而认识层出不穷，在史学领域似乎已成常态。不要说思想史、学术史等领域，多半向虚，所说大都自己心中自以为是的历史，即使研究人、事、机构等实而又实的题目，也将评判认定放在澄清还原之上，往往是发表了一大通“我”认为的说理，实情究竟如何，还是让读者一头雾水。越来越多的历史认识变得众说纷纭，于是悬而未决的史论关系再度浮现，即使不再专门讨论，具体研究和写作时，还是会面临如何处理的棘手难题。 民国以来，治史尤其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往往好将材料与论述分别，引文单纯作为证据，支持引号之外作者表述的论点，从而形成一种普遍定式，引号中的征引文字多数情况下无形中成为单纯的史料，引号外的表述才是正论，代表作者想要表达的观点。更有甚者，即使所征引的材料已经说得很清楚，还是要用自己的话概述一遍。有一种说法叫做夹叙夹议，这也被不少人认为是史论结合比较好的体现形式。这与傅斯年等人将材料整理好以呈现史事的主张明显有别。 久而久之，便形成一种习惯，阅读时史与论是分离的，引号外的议即论，更加受到重视，而引文部分则是必须有却不大看，至少是不大留意，除非对议的部分有所疑虑，才会认真审视一下史料是否吻合论点或能否提供充足的支撑。在传统史书里，间中也会出现议，如《史记》的“太史公曰”和《资治通鉴》的“臣光曰”。只是《太史公书》本来未必是专门史书，《资治通鉴》也是写给治国平天下的君臣看。况且，他们的议与论从史出的论看似相近，却与后来的论主要所指的理论，基本不是一回事。尤其是两位司马的曰毫无疑问是个人的议论，关乎对史的认识，却不会与史相混淆。 近代以来的史论结合，容易导致一种偏向，也就是事实上反映了史论分离的状况，并且进一步加剧史论分离的趋向，使得历史本来的叙事功能大幅度下降。作为历史原声的史料，沦落到次要和从属的地位。人们往往关注论著的主要观点，而不大注意支撑这些观点的史料是否已经历各种必不可少的复杂验证，更加不关注可否用这些史料准确重现历史的本事。所写的历史，很大程度上是在谈作者个人对历史的认识，而又将五花八门的认识美其名曰见仁见智。至于所认识的历史究竟如何，反而变得相当模糊。 诚然，史家不妨对历史表达意见，不过前提应该是将史事述说清楚。而要将史事述说清楚，并非轻而易举之事，不能完全依靠自己的认识或意见，恰好要想方设法抑制自己的主观，以免任意驰骋，脱离事实约束。其主观能动作用应该体现于研究的过程中，应如何最大限度地限制自己一定存在的主观不至于过度放任，而不是在表述的过程中频频走到前台亮相。正如文学形象的塑造是由其生动典型的言行呼之欲出，如果作者不时加注或旁白，就很是煞风景。 其实，史论关系问题，并非20世纪50年代才突然出现。它与清季以来中国史学革新变动所产生的新问题紧密关联。20世纪开篇，梁启超在《清议报》发表《中国史叙论》，就石破天惊地提出“中国无史论”，不仅无史，就是想从中搜求材料，“亦复片鳞残甲，大不易易”[2]。即使像《资治通鉴》这样“最称精善”的史书，“今日以读西史之眼读之，觉其有用者，亦不过十之二三耳。”[3](P1-11)以“今日”和“西史”的眼光看出来的中国无史，当时已经引起争议，却并不影响中国古代只有史料没有史书的看法日趋普遍。 既然旧史书只是史料而非史，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才能有史。当时主张的重要取径之一，就是需要用社会学的观念，研究撰写民众的历史。梁启超认为：“自世界学术日进，故近世史家之本分，与前者史家有异，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2]也就是说，单纯记载事实，还不能称之为史，必须进而说明事实之间的关系及其因果，才有可能成为史。据此提出的创新史学的界说，就是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社会进化观念、人类群体中心以及用各种社会人文乃至自然科学为参照，则是达到上述目的的主要凭借[4]。 那时的章太炎同样举目西望，与梁启超心心相通，不谋而合，高度赞同梁启超的见解主张。章太炎早有修《中国通史》的志向，他受各种西方社会学书的启发，并且购求日本人译著的《史学原论》及亚洲、印度等史，“新旧材料，融合无间，兴会勃发”，欲将心理、社会、宗教诸学，熔于一炉，进而宣称：“所贵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则于典志见之；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则亦必于纪传见之。”[5](P167-168) 梁启超与章太炎关注史学的目的，首先都在政治，都想借此发明社会进化的公理公例。说得直白些，就是用中国的材料和史事，证明社会进化的一般性原理的普遍适用。其中关于史事因果联系的说法，后来梁启超基本放弃，承认历史事实并无因果关系。但是，史料与史学从此渐趋分离，最后导致民国时期学术界意见纷纭的史料与史观纷争，史与论的关系即由此演化而来。有鉴于此，要认识史与论的关系，有必要重新检讨清季以来史料与史观分别的渊源流变，尤其是民国学术界关于史料与史观的各方意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