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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听历史:从史料史观之分到史论之合(3)

http://www.newdu.com 2018-11-02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 桑兵 参加讨论

    三、文白与史论
    史料与史观的纷争,主要是受中西学乾坤颠倒的影响,西式分科架构成为强制中学附从的预设,因而必然要以外来的系统学说条理解释中国的材料,只有调理后的史料才有可能变成史学。可是,尽管史观不少来自其他学科,无论史料还是史观,仍然是历史。史论关系说则将历史与理论并列相对,其中的理论,不仅限于历史领域,不但包括史学理论,还扩展及于历史哲学乃至一切社会科学。
    史与论的平列使得历史的叙事功能被压缩,说理功能则大幅度膨胀,并逐渐演变成用过去的事情讲自己心中的话。而书面语改文言为白话,则导致史与论的进一步分离并更加凸显论的重要地位。
    中国的文字文体数千年一以贯之,历代修史,以记事叙事为主,无论征引官书档案,还是私家著述,一般不须标识注明,能够与著史的文字浑然一体,阅读者也以一体视之,不必刻意分辨。史书虽然取材多源,却文气一贯,天衣无缝,有助于春秋笔法、比兴之类的特有间架方便施展。即使俗谚野语,也会予以雅化。好事者予以指证,实在是多此一举,所谓佛头着粪而已。
    白话改文言,破坏了书面语的古今一致,大多数情况下,所征引的材料与作者的自述在文体形式上差异甚大,使得全篇的文气不能贯通,即使没有阅读障碍,也不易习惯在两种文体之间频繁转换。固有的史书被当成史料,历史论著的文白分别成了史与论的载体,在同文异体的情况下,受白话文教育成长起来的新进,自然会偏重于自幼习惯的语体文。文言改白话的重要理据之一,就是文言不利于说理。与史论关系的畸轻畸重相互作用,用白话说理的论更加受到重视,文言呈现的史则相形见绌。随着时势的变化,史观史论越来越被看重,又进一步加强了作为主要载体的白话部分的重要性。
    古人著书,大都述而不作,隔膜者不知就里,以为抄袭。实则凡是圣贤所言,皆为天下公理,取入书籍,意在传道。官书正史,也是正统观念认定的实事至理。若是一家之言,仅此一说,何必征引,更无须注明。因此,书写习惯,无须分别,即使合本子注,也容易混入正文。在西学的强势作用下,出现所谓著作权版权问题,国人面临两难选择。一方面,晚清以来,官方长期不肯加入版权同盟,以防输入新知遭遇障碍,作茧自缚,另一方面,大量以翻译为著述,引起各种抄袭说的坊间传闻,导致征引注释的不断规范化。由于制定与套用规范为不同语系,时至今日,任何一统江湖的努力仍然是揪着脖领想把自己提向天空的徒劳无功。
    海通以后,中西学如何兼容并蓄,一直困扰着国人。纳科举于学堂,等于容中学于西学。学堂已经西式分科教学,中学要见容于学堂,只能屈从于西学,中体西用事实上演变成西体中用。不仅如此,由于留学大热,回国后各方争相迎聘,掌握话语权,在用人办事时,凸现留学生的作用。风气流被,傅斯年说修史必须留学生,胡适则作势同情未出国门的苦学者,让未留学者或背负保守的骂名,或勉强谈西学而授人以柄。只有陈寅恪敢于指群趋东邻修国史为神州士夫羞欲死之事,且将官派留美学生与北洋军阀练兵并列为两大误国之一。
    在不通西学即不知学问的时趋下,历史论著的体例随之改变,由传统编年、纪传、纪事本末体转向近代西式的章节体。章节体的广泛应用,与写史必须征引注释相互作用,造成引文与行文相分离。这种情况在西文关于中国的著述中本来并不普遍,因为将文言对译成西文,比较困难,所以多采取概括转述方式,而东文著述中则相当常见。近代中国的章节体史书,主要是受日本关于中国著述的影响。清季民初那些译著参半甚至以译为主的教科书或一般通史,形成了近代中国历史书写的基本体例和架构。
    此外,史论关系意见分歧各方对于史料的看法具有一定的共通性,恰恰是这种共通性使得史在与论的比对中处于下风。在形形色色史观派看来,史料不是史学,只有将史料进行系统整理之后,才有可能成为史学。能够将史料系统化的,主要就是史观。傅斯年对于用史观看历史不以为然,因为在他看来,史观属于历史哲学,与历史关系不大,而且欧洲的史观过于受基督教一元化观念的影响。他坚称史学就是史料学,整理史料就是比较不同的史料。可是他与史观派同样将所有传统史书视为史料,而且认为材料越生越好,凡是经过加工,就掺入了主观。这等于将所有材料都当作无意识的客观记述,完全忽视材料记录者尤其是史书撰写者的本意,也是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
    傅斯年的本意,或许在于整理材料的过程中应力求防止掺入主观,结果却导致史料在历史叙述中作为阅读元素的价值大幅度降低。在史论结合的形式下,史料往往是被从原有时空联系中抽离出来作为支撑论点的论据,在相当多的情况下,这导致史料的本意被断章取义或故意曲解。即使用于叙事,如果处置不当,经过名为整理实则主观取舍一过的史料可能非但无助于重现史事,而且导致盲人摸象甚至看朱成碧。更有甚者,既然原来所有史书只是原始材料,必须在理论的条理解释或方法的梳理条贯之下才能升华为史学,则论不仅包含史,而且是更高层次的史,是由史料提升为史学的体现。照此逻辑,看重论而轻视史,当然是顺理成章之事。
    尽管提倡新文学者认定文言不宜于说理,近代主张整理材料以重现史事的学人还是好用文言,陈寅恪一生著文坚持不用白话,学术论著更是坚持全用文言;主张白话的新青年傅斯年虽然觉得文言会有辞不达意的局限,特别是说理的部分,其史学论著还是多用文言。除了习惯使然,征引与自述的一贯,当是重要考量。尤其是比较整理材料以叙事,需要呈现材料之主各自的意思,并将各人的表述按照原有时空位置及联系予以呈现,而不是综合判断后简单地变成自己的认识,并将这样的认识用史论参半、夹叙夹议的方式加以表达。
    普遍而言,在以白话取代文言的情况下,史与论分离的情形进一步加剧,白话作为论的主要载体,所展示的今人意见在相当程度上被当成历史的事实。也就是说,今人所知的历史,尤其是教科书和一般通史,其实相当多的是后来对历史的认识,而不是历史本身。要想知道前事本相和前人本意,还须认真倾听历史的原声。这就要求阅史者改变原有的阅读习惯,将文白史论视为一体。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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