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统治罗马帝国的皇帝”与查理曼的合法性焦虑 公元800年圣诞节(按照当时的历法，圣诞节为岁首，故为801年)，在罗马城西郊的圣彼得墓前，当跪着的法兰克王查理在祈祷后站起来的时候，教宗利奥三世(Leo III，795-815年在位)将一顶皇冠放在查理的头上。这个时候，在场的罗马人齐声高呼：“上帝所加冕的、伟大而和平的罗马皇帝，吾皇查理万岁，战无不胜!”(15)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查理曼加冕称帝事件。 这一段描述来自于《法兰克王国编年史》，该编年史是在查理曼授意之下于他的宫廷中编纂的历史作品，被兰克认为是“代表官方的史书”。对于如此著名的称帝事件，《法兰克王国编年史》竟然会以如此简单的方式加以处理。没有特别的称帝仪式，它留给读者的印象似乎是，查理曼较为被动地接受了皇冠。这种印象因为查理曼宠信的廷臣艾因哈德的证言而得到了极大的强化。艾因哈德在创作于查理曼死后约十余年的《查理大帝传》中说：“他最初非常不喜欢这种(皇帝和奥古斯都——引者注)称号，他肯定地说，假如他当初能够预见到教皇的意图，他那天是不会进教堂的，尽管那天是教堂的重要节日。”(16) 基于这些证言，史学界一度流行“不愿意称帝”的观点，(17)认为查理曼并不愿意称帝。但是，现存最早的历史记载却证明查理曼是愿意称帝的。于称帝4年之后编订的《洛尔施修道院编年史》明确提到公元800年圣诞节前，查理曼在罗马召集大会，商讨称帝事宜。而且该史料称，当大家劝进的时候，查理曼不愿意拒绝。(18)以此类史料为基础，与“不愿意称帝派”争鸣的“愿意派”观点也颇有支持者。 两派相争的结果，是折中派的流行，即认为查理曼是愿意称帝的，但是他不喜欢称帝的仪式，甚至不甘心由教宗来为自己加冕。这种观点以奥地利裔英国学者瓦尔特·乌尔曼的总结最为经典。他认为9世纪的教宗在摆脱君士坦丁堡的皇帝的控制并寻求独立性的过程中，发展出了一套伸张教权的政治理论。该理论以基督教共同体为基础，主张作为一切教会之母，罗马宗座享有对该共同体的最高统治权；王权也是上帝赋予各位国王的，旨在保护基督教社会；认为使徒之首的继承人，罗马教宗可以合法地拥立国王和皇帝，并通过膏立礼将他们的权力合法化并神圣化。乌尔曼还认为整个9世纪的政治史几乎就是教宗用这套方案去迫使政治事实低头(用理论指导现实之意——引者注)的过程。(19) 乌尔曼的分析在一些重要方面犯下了时代颠倒的错误。在论述东西部关系的时候，乌尔曼将罗马教宗与拜占庭方面的复杂关系简单化为教宗的独立运动，将君士坦丁堡、罗马和亚琛之间的多元互动单面化，仅仅看作是由教宗主导以实现教宗至上的目标。从教权与帝权的关系来说，乌尔曼将这个时期的教俗关系仅仅视为几个世纪后趋于激烈的教权与帝权之争的渊源，忽略了罗马教宗与法兰克帝王之间合作的时局，乃至忽略利奥三世与查理曼结好共赢的意图。 教宗利奥三世在799年4月底举行宗教仪式的时候，手下人发动“政变”，其几乎被杀。据说是眼睛被弄瞎，舌头被割掉。随后发生奇迹，眼睛复明、舌头重生，并依靠罗马城内及附近法兰克人的力量逃出监狱，北上越过阿尔卑斯山与查理曼在帕德博恩会面。发动政变者业已提前觐见查理曼告御状。但查理曼还是隆重款待了教宗，并派军队护送利奥三世返回罗马。次年冬，查理曼亲自统帅大军南下，进抵罗马城。利奥三世为了表示感恩，拥戴查理曼称帝。《教宗列传·利奥三世传》中如是讲述称帝的缘由：“我主耶稣基督的圣诞日，所有人再次云集上述圣彼得大教堂，可敬的、大方的教士(即教宗利奥三世)亲手用珍贵的皇冠加冕他。其时，在上帝和天国钥匙的持有者圣彼得的默许下，全体罗马的忠臣们发现他如此地偏爱、保护神圣的罗马教会及其代表，就齐声高呼：‘为上帝所加冕的虔诚皇帝，伟大而和平的皇帝查理万岁，战无不胜!’在举行礼拜使徒圣彼得的神圣法事之前，还奉了诸多圣徒之名，他被所有人立为罗马皇帝。同一天，神圣的教士和教宗用油膏立了已故的查理——他杰出的教子和国王。”(20) 教宗的这一合法性主张，在拜占庭方面也得到了部分人的认可。创作于813年左右的著名编年史《提奥法尼编年史》对查理曼的膏立仪式不无讥讽，但对合法性则没有表达任何异议。“这一年，12月25日，第9小纪，法兰克王查理，被教宗利奥加冕称帝”。而在三年前的记载中，利奥开始担任教宗时，提奥法尼斯说起这件事情的根由：“为了报答查理，12月25日，第9小纪，利奥在圣彼得教堂将他加冕为罗马皇帝，从头膏到脚，穿上帝袍，戴上皇冠。”(21)当然，提奥法尼号称忏悔者，因为反抗拜占庭皇帝推行的破坏圣像运动而殉道，罗马教宗则支持他的主张，他重视罗马教宗的权威。 但诚如乌尔曼所承认的那样，教宗的说辞并不能让查理曼满足，教宗提供的合法性辩护中没有彰显查理曼的赫赫战功。正是在这一点上，《洛尔施修道院编年史》的说法颇为不同。这部编年史基于“实力论”提供了一套称帝理由，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因为东部的皇太后海伦娜废黜儿子君士坦丁五世的帝位，自己称帝导致女性坐上帝位，但实际上使得东部的帝位出现空缺；第二是由于查理曼控制了帝国昔年的各个首都；第三便是全体基督教臣民的请求。“因为那时希腊方面让出了帝王的名号，他们让女性统治帝国。出席会议的使徒宗座利奥和全体神圣的教父们，以及其他基督教徒们认为，他们应该提请法兰克王查理为皇帝。因为他控制了罗马、这座皇帝们曾经的驻跸之所，以及位于意大利、高卢和日耳曼尼亚的其他皇帝驻跸之所。既然万能的上帝将这些驻跸之所赐予他，所以也就理所当然，在上帝的庇佑之下，在全体基督教人民的请求之下，他应该拥有这个名分”。(22)随后，该编年史提到了查理曼不忍拒绝全体基督徒的请求，答应称帝。看来这种劝进在当时确实发生了作用。而且从查理曼使用的帝号来看，查理曼确实从骨子里是认可这种实力论的。 查理曼称帝之后，并没有急于使用新的帝号。流传下来的一份由查理曼于801年3月4日签发的文书，里面并没有提到查理曼的新头衔。这份文书是在圣彼得墓前签发的，在教宗利奥三世的建议下，查理曼确认由阿雷佐(Arezzo)教堂控制被锡耶纳(Siena)主教夺取的修道院(圣阿姆萨努斯修道院)及其教堂。在这份文书中，查理曼仍然自称：“蒙上帝恩典，法兰克王和伦巴第王、罗马权贵查理。”(23)第一份使用新称号的文书，出现在2个多月后，即5月29日。此时查理曼离开了罗马启程返回法兰克尼亚。在途经博洛尼亚的时候，他签发了这份文书。在这份处理教产争议的文书中，查理曼自称：“奉圣父圣子圣灵之名，为上帝所膏立的、尊贵的奥古斯都、统治罗马帝国的、伟大和平的皇帝查理，在上帝的仁慈恩典下也是法兰克王和伦巴第王。”(24) 这个酝酿达半年之久的名号，颇值得推敲。“统治罗马帝国的皇帝”，显然是以君士坦丁堡的皇帝为参照而提出来的一个称号。这个名号不仅表达了查理曼统治罗马帝国的实力和既成事实，更极其恰当地反映了查理曼在面对东部帝号之时的矛盾心态。一方面他很谦卑，并没有完全采纳上面讨论过的合法性建议，像东部皇帝那样径直自称皇帝，而是自称为“统治罗马帝国的皇帝”。另一方面这个称号也隐隐透露出面对拜占庭皇帝的存在之时，查理曼充满了傲慢之情。这个称号暗示，查理曼才是帝国的实际统治者，拥有帝国的实际权力，而在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只是空有名号而已。查理曼的态度大抵折中于名实之间，在推崇自己的实力的同时，又承认了称号的临时状态。它预示着此后的历史发展，将是取消这种临时性的帝号，获得实至名归的帝号。 这个时候在查理曼的宫廷中编修的官方史书《法兰克王国编年史》，曾运用过类似的“名实理论”(Nomentheorie)，来处理查理曼的父亲矮子丕平(Pippin Ⅲ，751-768年在位)的称王活动。据这部编年史的叙述，公元749年，时任墨洛温王朝宫相的矮子丕平派遣使者前往罗马，面见教宗，请示“法兰克王国的诸王事宜”，并向教宗提出了一个著名的问题：由空有王名而无王权的人担任国王，或者由拥有王权的人担任国王，哪个更好一些?教宗的回答颇有理论水平。他主张，应该让拥有王权的人担任国王，以免秩序颠倒，天下大乱。因此，由教宗授权，丕平称王。(25) 称帝与称王的程序又有所不同。称王可以依赖于教宗的权威，通过废黜墨洛温王室的“伪王”来实现。但是称帝之后，有帝权实力的查理曼与有帝王之名的君士坦丁堡罗马皇帝，却并不存在事实上的彼此替代关系。因此，如何使得自己名副其实、理所当然地成为皇帝，获得满意的合法性，还是一件令查理曼头疼的事情。这就是查理曼皇帝的合法性焦虑。这种焦虑来自于名不副实，帝王的实力、教宗的感恩、全体基督徒的推举，都不能让查理曼消除心中的这种焦虑。在治国理政的时候，这种名实不副的焦虑感一直伴随着查理曼。 当查理曼考虑帝位传承的时候，这种焦虑感体现得最为明显。公元806年，在最终发布分国诏书、安排帝国和王国的传承规划之时，一方面查理曼并没有公开提到帝号的处置，但另一方面，他实际上完全是以皇帝的身份来处理帝国和王国的传承(a deo conservatum regnum atque imperium)，让儿子们继承帝国和王国(a deo conservati imperii vel regni nostril heredes)，他也要求儿子们和忠臣们像效忠皇帝和国王那样效忠于他(patri a filiis et imperatori et regi a populis suis)。(26) 这份分国诏书流传下来两类凡5份抄本，这两类抄本提到的查理曼的称号并不相同。其中一类使用的名号一如他在称帝之后的诏书中所使用的新名号，为“统治罗马帝国的皇帝”。另一类抄本，则用了另外的称号：“皇帝、凯撒查理、战无不胜的法兰克王和罗马帝国的领导者、虔诚快乐的征服者和胜利者、永远的奥古斯都，致神圣教会的全体忠臣们、现在和将来的全体天主教民众以及帝国之内和他统治之下诸族群。”(27)第一类的中古抄本(British library Egerton Manuscripts 269)为孤本，来自9世纪晚期10世纪初，第二类的中古抄本有两份(Gothano 11和Vaticano 3922)，比较晚出，有残缺。一份如此重要的文献留下两种不同的称谓，一份自称为“统治罗马帝国的皇帝”，一份则包含“皇帝”和“罗马帝国的领导者、征服者和胜利者”，充分体现了查理曼皇帝对待自己帝号的矛盾心态。 实际上，查理曼是在等待君士坦丁堡方面的承认，才能消除自己的合法性焦虑。为此，查理曼坚持不懈地派遣使者前往君士坦丁堡，与那里的皇帝谈判，执着地寻求对方的承认。艾因哈德说：“在他接受了尊号以后，却能平心静气地容忍着由此引起的敌视和罗马皇帝的愤怒。他以他的豁达大度克服了他们的敌意，论起胸襟开阔来，他无疑是远远超过他们的，他常常派使臣到他们那里去，称他们为他的弟兄。”(28)不管查理曼是否真如艾因哈德所言的那样胸襟开阔，但为了能够成为东部皇帝的“弟兄”，获得他们的认可，他确实经常派遣使节前往并不承认自己的“弟兄”那里去。 这一持续不懈的努力在称帝之后的第11个年头终于迎来了转机。811年，君士坦丁堡方面派遣使者到意大利，求见查理曼的儿子、意大利王丕平(Pippin of Italy，781-811年在位)，请求和平。丕平将使节送往亚琛，面见查理曼。 这个使团至关重要，因为它最终使查理曼的帝号获得了君士坦丁堡方面的承认。可能这一结局并非君士坦丁堡方面的原意，因为使臣只是被派遣到意大利王丕平那里去的。诚如查理曼在致东部皇帝的国书中所言：“尽管他并不是被派到我这里来的，但就如同派到我这里来的一样，我非常高兴地听取他的来意，非常慎重地加以关注，与他进行了交谈。”(29)换言之，君士坦丁堡方面只准备与意大利王丕平协商和平事宜，并不准备承认查理曼的帝位。但是，加洛林方面刻意将和平与帝位认可捆绑在一起。 为了达成协议，查理曼派出了一个高级代表团回访君士坦丁堡，成员包括巴塞尔主教海铎(Haido)、都尔伯爵胡格(Hug)、斯巴达人利奥、出生于西西里的伦巴第人艾奥(Aio)，以及威尼斯公爵维勒里(Willeri)。812年君士坦丁堡的尼塞弗鲁斯皇帝(Nicephorus I，802-812年在位)战死，米哈伊尔(Michael I，812-813年在位)继位，他也派遣了高级代表团回访查理曼，确认和平条约。君士坦丁堡方面正式认可了查理曼的帝号，“在教堂里面，他们从他手中接过和平条约，用他们的方式，即希腊语，向他致敬，称他为‘皇帝’和‘国王’(imperatorem et basileum)”。(30) 813年年初，在致君士坦丁堡皇帝米哈伊尔的国书中，查理曼改变了自己的称号。“奉圣父、圣子和圣灵之名，查理，蒙上帝仁慈之恩典，皇帝和奥古斯都、法兰克王和伦巴第王，奉我主永恒的耶稣基督之名问候尊贵的兄弟，荣耀的皇帝和奥古斯都米哈伊尔”。(31)查理曼仅仅保留了“奥古斯都和皇帝”，去掉了“统治罗马帝国”，与东部皇帝平起平坐，从而为多年的合法性追求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同年，查理曼将唯一在世的儿子阿奎丹王路易(即虔诚者路易，Louis the Pious，813-840年在位)招到亚琛，为他举行帝王加冕仪式，亲手将皇冠放到儿子的头上，立他为共治皇帝。 因此，查理曼在称帝之后使自己名副其实的关键性环节，还是在于君士坦丁堡方面的认可，即那个古代罗马帝国的直接继承者的承认。这个获得认可的过程相当漫长，直到12年之后才最终修成正果。傲慢的、有实力的查理曼在谦卑地苦苦等待空有帝名的君士坦丁堡方面的承认之时，难免会时有不耐之感。只有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们才可以理解查理曼称帝事件中最难以解释的那句重要话语，即艾因哈德转述的查理曼不愿意称帝的说法。(32)看来，即使是政治军事强人查理曼，也有他独特而强烈的合法性焦虑和诉求，以及为此忍受漫长的苦苦等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