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阴世家与明清易代 杨海英 摘要：浙江绍兴山阴吴氏家族，在明清易代史中具有标杆性的意义。以万历九年蓟辽总督兵部尚书吴兑为中心，跻身世家行列。疏支远族的吴宗道曾依托家族势力在东征时与朝鲜建立了密切联系；同支吴大斌、吴廷忠伯侄入辽又出逃，或殉节或为遗民，与毛文龙却势不两立，体现了地方新旧势力在登辽的较量；而吴兴祚八旗新贵背后的血缘关系，被易代的政治背景人为割断，凸显清代官方历史书写的忌讳。比对各有忌讳的官私中外不同来源、面貌的史料，稽钩几位吴氏家族成员的履历，即可看到易代之际世家经历鼎革并维持兴盛的具体情形及特点，也从侧面反映了明朝经营辽东的困难、清承明制的表现方式及清廷塑造国家形象的手段、特点，并可加深对明清国家转型、个人与家族、社会与文化等关系问题多方位、多角度的体验及感悟。 关键词：明清易代 山阴世家 吴大斌 吴廷忠 吴兴祚 绪论 山阴世家是指浙江绍兴山阴州山吴氏家族。以万历年间官至蓟辽总督、兵部尚书的吴兑（1525-1596）为中心，是一支大分第八世的标杆人物。他嘉靖三十八年（1559）中进士，万历六年（1578）任宣大总督，主持过俺答封贡，九年始任蓟辽总督，终以兵部尚书加太子少保致仕。娶妻骆氏、妾王氏及某，育有二子八女。 吴兑姻亲包括绍兴陶堰陶氏（参政陶大年、副使陶大有家族）、会稽商氏（大理寺少卿商为正家族）、峡山何氏（参政何继高家族）、林头王氏（南兵部侍郎王元敬家族）、余姚吕氏（大学士吕本家族）、姜氏（礼部尚书姜逢元家族）等名门望族。吴氏与新建伯王阳明家族的数世联姻，显示双方关系密切：吴兑三女适新建伯王承勋（王阳明孙，父正亿为阳明嫡长男）；吴兑嫡子吴有孚的长女适新建伯王先进（王承勋长男，王阳明曾孙），吴有孚四子吴孟文娶王承勋之女，姑表亲上加亲；而吴有孚次子孟登娶万历朝首辅朱赓之女，也是家族强有力的政治资本。依托政治、经济、乡贯、姻亲关系织就的强力社会关系网，州山吴氏不仅稳居世家行列，也对家族子弟仕途大有裨益。 二支三分第八世的吴宗道（1544-1621），依托本家强大的社会关系，在万历援朝东征（1592-1598）时期，由“策士”起家，从都司到游击，活动能量惊人，博得朝鲜上下广泛关注，至今还在韩国江华岛碑林博物馆中，留下了惟一一块明人纪恩碑。东征战争结束后，为镇江（即今辽宁省丹东市）游击，伙同族侄吴有孚，利用山东海防副总兵的职务便利，以麾下登州水师船队从事海外走私贸易，后被辽东巡按熊廷弼弹劾落职。 该家族的基本状况，虽已有了概述性的梳理，但相关研究仍很不足。如二支三分另外几位由明入清的关键人物，吴宗道的族父吴大斌（1556-1632）、吴大圭（1565-1618）、族弟吴廷忠（1591-1651？）等人，从江南远涉辽东后，通过结识辽东世家李成梁，谋得出路，站稳脚跟。但在女真努儿哈赤势力兴起、攻占辽东后相继逃亡，分别成为明朝的殉节者及遗民，却又与建立镇江奇捷的毛文龙东江势力不和谐，内中隐情尤其令人关注。吴宗道的另一族侄吴兴祚（1632-1697），重要的并不是他作为清初著名“辽人”督抚的经历，而是作为八旗新贵，其家族血缘关系却被明清易代的政治背景人为割断，这种断裂的背后反映了何种事实？凡此种种，都表明这个家族内部还隐藏着诸多等待挖掘的深层秘事，值得进一步深耕细作（具体世系可参见文末所附《山阴州山吴氏世系简表》）。 一 “东宁镇抚”吴大斌 吴大斌，是吴氏族人入辽的领头人，在明清易代过程中成为殉节者。他是吴兴祚的亲伯祖，也是吴宗道的“族父”，在《山阴州山吴氏族谱》中被称为“东宁镇抚”，事迹见载于该谱《晴川公小传》。原文略云： 幼应童子试，不售，乃弃举业……留仲弟镇川公事母，偕季弟越川公遨游海内，以冀其遇。至辽左，遂寓居焉，凡族人有志四方者多往归之……初谒宁远伯李公，扺掌而谈天下，旁若无人。宁远公遇之如上宾，诸当事莫不欲延公为幕，莫可得也。万历丙辰，辽左失守，公遂浮海抵登州，守土者闻公至，咸以机务就问……无何，登州为孔帅所陷，欲劫公以去……遂绝食十一日，临诀嘱子侄辈曰：吾死，若等以抚櫬出郭事告之，必不阻，因而为归计可也。公官东宁镇抚，不屑就吏，故其宦绩不传。宠母吴安人属公家孙媛，而宠实公家外孙，故得备闻公之行实如此云。 传文作者是吴大斌的玄外孙、吏部员外郎何天宠。吴大斌因家贫前往辽东谋生，结识辽东势家李成梁后，站稳了脚跟，就任东宁卫镇抚，却因建州女真兴起，浮海流亡山东登州，终受迫于东江旧将孔有德，绝食自尽，以脱子侄辈险境。需要注意的是，若无一支大分吴兑任蓟辽总督的背景，吴大斌会不会起意从江南远涉辽东、能否有机会得谒李宁远且得两说，更何况“抵掌而谈”？何天宠难免有避实就虚之嫌。乾隆《绍兴府志》所载吴大斌事迹，大致根据谱传改编： 吴大斌，字叔和，山阴人，六岁而孤。天资高迈，能博闻强记……事母至孝，家贫，薄游辽左，遂寓居焉，族人多往归之。初谒宁远伯李公，扺掌而谈天下，旁若无人。诸当事欲延致之，莫能得也。万历丙辰，辽左失守，大斌浮海至登州。孔帅陷登州，欲劫大斌以去。大斌曰：“吾家世清白，岂可就辱？”因集其从难子侄，而告之曰：“今日之事，义惟有死而已。汝等偕死无益，盍各为计。”遂绝食十一日，临死与子侄辈诀曰：“吾死，若等以抚櫬出郭，必不阻，因而为归计可也。”《州山吴氏谱》 两相对照，有四点值得注意。 第一，府志省略了谱传吴大斌“官东宁镇抚”这个细节。东宁镇抚即东宁卫镇抚，明代卫所掌管刑狱的武官，从五品；所镇抚从六品，除刑狱外，还监管盐场火丁、卤丁、卫所仓储等其他事务。驻所在今辽阳旧城，辽东都司所在地。初设于洪武十三年（1380），以故元归附人编成南京、海洋、草河、东宁、女直五千户所，分居女真、高丽、蒙古、汉军官兵，是明代卫所系统中一个特殊的军卫：华夷杂糅，居民“基本上是女真系及朝鲜系住民”，还有少数蒙古人和汉人。汉语在当地通行，非汉居民则操女真、朝鲜、蒙古语等，常充当翻译和使臣。故努尔哈赤曾视辽阳为自己的地盘：“辽东地方之东宁卫国人，本为我属。”吴大斌任卫镇抚的时间不可考，谱传所谓“不屑就吏”，当不以镇抚官品不高失载，乃因辽左失守去职，与浮海至登州也可印证。何天宠所记的重要细节，被府志作者删去了。 第二，吴大斌前往辽东的时间，当不早于吴兑履任蓟辽总督的万历九年。“族人多往归之”透露了吴氏族人前往辽东谋生、发展有相当规模。万历丙辰1616年，是中国历史上明清时代的分界点。这一年，明东北边外建州女真首领、58岁的努尔哈赤被尊为英明汗，正式建立了金（俗称后金）政权，开始天命元年。次年，即以“七大恨”揭竿反明，陆续攻占铁岭、抚顺、清河、开原、辽阳、沈阳等地，导致已在辽东站住脚跟的吴氏族人，颠沛流离，命运遭遇迥然各异。 第三，天启元年（1621）三月二十日，辽阳被后金攻陷，时为天命六年。明辽东经略袁应泰、巡按张铨、分守道何廷魁、监军道崔儒秀等，或自刎自缢，或被俘杀，辽东遂为乱世。后金军入城时，“民家多启扉张炬若有待，妇女亦盛饰迎门。或言辽阳巨族多通李永芳为内应，或言降夷教之也”。辽阳城溃卒约万人渡河，余者均被俘或屠戮：“一酋挟利刅倨坐城闉，令鱼贯出，拊其背而送之，刅加于颈，无一免者。已杀数百人，臂竭，刅堕地，一人跽而进，延颈就死，尽如惛癫。”屠杀触目惊心，侥幸逃脱的“武弁、青衿携家航海流寓山东”，成为劫后余生的流民。 山东巡抚王在晋曾谈到辽民渡海避难，“蚁聚鳞集”，导致登州米价骤涌，“民无半菽，市鲜一廛”，招练使也不得不从登州移驻潍县。在安置辽民分处直隶、山东的过程中，产生争攫、窃刼、叛逆作乱、勾引、外泄内溃等“五患”，都使明政府的努力出现流弊。但至天启二年十二月，直隶顺天、永平、河间、保定等府，通州、涿州、武清等县，花费安插银22698两，报过安插辽人13414户，收回安插辽人执照13285张，均已“造册缴送部科，具䟽报明”完成，“计户给之，虽少而单贫，受惠总以相补”。安置辽人数万当无疑义。这就是东宁镇抚吴大斌流亡登州的背景。 第四，崇祯五年（1632）正月初三日，原属毛文龙东江旧部的孔有德等率军反叛，攻破登州城，登州道宋光兰、监军道王征及府、县官等皆被俘虏。吴大斌也被迫绝食死难，以换取族人脱离险境。时间当在破城不久的年初。 以上四点中有三个时间节点，都涉及明清易代史中的重大事件。乾隆《绍兴府志》所删的吴大斌官东宁镇抚，反而最不起眼。但恰恰是这个小细节，却隐藏着明亡清兴的大关键。入关前清朝前世臣属于明的往事，终清之世都是禁区，直到民国后被清史开山鼻祖孟森揭穿为止。纂修于乾隆五十七年的《绍兴府志》，虽已不再忌讳记载入关前后抵抗清军的明朝忠臣义士，但仍遵循清朝统治的惯行，在有选择提倡和无选择的严禁下，府志作者删除这个关键性细节，也就不奇怪了。因此，私家谱牒中保留下来的历史另一面相，就显得弥足珍贵。 此外，朝鲜使臣李民窚记载吴大斌流寓登州前到过镇江，这里涉及了另一个层面的重要史实。天启三年六月二十一日，朝鲜奏闻使李民宬在山东登州陈梦琛庄园见到几位宾客，其中一人即吴宗道的“族父”吴大斌： 吴相公大斌送示诗稿，乃与登州兵宪及乡绅所相唱和者……吴公号晴川，越州山阴人，故游击宗道之族父也。宗道东征时以都司来驻我国，宣庙见其揭帖亟加称赏，命承文院裒集前后之揭缮写以进，后终于镇江尤吉。晴川来从镇江，今寓登州之开元寺，与田一井、刘国缙、陈梦琛爲吟禊，重厚温雅且有诗声，见重于士大夫。 李民宬透露的信息十分重要：第一，吴大斌为吴宗道的“族父”，曾在吴宗道生前“来从镇江”投奔他。第二，吴宗道终（辞世）于镇江尤吉，此“尤吉”当为“游击”音转。万历三十七年，吴宗道因经济问题，遭辽东巡按熊廷弼弹劾，被革去镇江游击一职。被革职后的吴宗道，依然居住镇江直至终年。而东宁镇抚吴大斌逃出辽阳后，最先投靠的就是这个被革职的族侄，嗣后才流寓登州。吴宗道被熊廷弼弹劾时年已65岁，辽阳陷落时是77岁，至天启二年已辞世，被辽东都司马骢称为“先母舅”，这是朝鲜接待使李廷龟透露的消息，其告别马骢诗略曰： 平生知己石楼翁，高义堂堂国士风。 十四年来空洒涕，三千里外喜逢公。 李廷龟回忆称吴宗道为知己、国士，可见两人关系不浅。从天启二年回推14年，正是万历三十七年，吴宗道被熊廷弼弹劾、从镇江游击任上被革职的时间。由此推断吴宗道辞世的时间，当在天启元年三月之后，天启二年五月之前。 在此，马骢的身份也成为问题。马骢，字最白，会稽人，万历四十六年武举，曾任登州参将，崇祯五年底，被东江叛军所杀，阖门眷属皆死节。乾隆四十一年，赐谥节愍，祀忠义祠：“聪[骢]坚守一月，请援不至，至溃围出战，被创者十有六，乃被擒，不屈而死。” 府志重在表彰忠义，详尽描述他尽忠的细节，却不载其就任登州参将前的任何经历。借助朝鲜《光海君日记》，可知天启二年，马骢曾代表辽东都司与朝鲜谈判，被称为“马都司”。 《崇祯长编》所载马骢之死，与乾隆版《绍兴府志》迥然不同： 山东抚按朱大典、谢三宾等射书登城，谕降原任参将马骢结龚正祥等十六人谋内应，事洩，俱死之……骢，绍兴人，素有机智，城破为贼用，能得其欢心，每与密室画计。至是呼之使出，冀骢动故主之思……骢与被擒副将龚正祥及陷贼旧将陈朝柱、龙韬、董溢、洪声、刘应宗、岳永陞等十六人，设誓歃盟，共拟擒贼以献者。谋既定，将于明日元旦有德、仲明行香水城时缚之，各官秉甲待晓。夜过半为永陞门役苏有功所告。未明，二贼遽召诸将悉斩之，内应事遂不成。 孔有德等叛明后，扣留登州城内军民为人质。参将马骢表面上与孔有德合作，暗中却响应朱大典、谢三宾等人的书约，密谋元旦在孔、耿等人行香水城时施行绑架。行动前却因隔墙有耳，计划泄露而被杀害，同死者还有副将龚正祥等16位将官，时间为崇祯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次年二月望日，孔有德、耿仲明等相继浮海而遁，登城围解。《绍兴府志》言其战死，与《崇祯长编》出入极大。马骢谋内应而被杀的细节，实际上关系到东江叛将与登州将官间的矛盾，实由来有自。 天启元年七月，东江总兵毛文龙突袭镇江，与城内故将里应外合，成功擒杀了后金守将佟养正，成为明清易代史中的著名事件，也奠定了毛文龙的历史地位。 镇江奇捷。先是，辽东巡抚王化贞塘报标下练兵游击毛文龙报称：……比时有辽左卫廪膳生员王一宁因辽城被䧟，父子直往朝鲜投揭国王，借兵恢复辽左……因至朝鲜弥串堡地方，潜令镇江避难人民，暗通镇江士庶，咸共响应……千总张先祖等持枪先登，众人一齐登城，喊声大震，一拥杀入。陈良策同弟陈良汉等自内杀岀，内外夹攻，贼尽皆胆落，四下奔命。佟养真率夷众及家丁七十余名迎敌，家丁章得化等直前奋击，佟养贞被击仆地就缚，其子佟丰年及家丁七十余人一时斩获殆尽。 这段记载错讹颇多，对勘《东江疏揭塘报节抄》所载毛文龙之疏，人名及细节各有繁简，佟养真（贞）之名就出现了三种写法，令人生疑。但天启元年七月十九至二十日，镇江经历了一场激变，入据椴岛的明将毛文龙，联合镇江城内汉将、后金游击佟养正的中军陈良策、良汉兄弟，执杀了佟养正父子，创造了“镇江奇捷”却昙花一现，终以援兵不续再陷。 吴大斌渡海登州前，先到了风声鹤唳的镇江，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呢？此时的镇江，正处在明朝与后金激烈争夺的风尖浪口，双方拉锯战如火如荼。风烛残年的吴宗道此后即不存于世，或当死于事变。吴大斌投奔吴宗道，至少说明他们之间维持着族戚之谊。吴大斌逃离辽阳、登陆镇江，与毛文龙所言“镇江避难人民，暗通镇江士庶，咸共响应”有何关系？吴宗道去世，镇江复陷后，出现吴大斌天启三年六月与朝鲜使臣李民宬会面登州的场景。上文已述及，此处不赘。 要之，作为州山吴氏二支三分的穷宗吴大斌，带着兄弟子侄及部分族人前往辽东，通过未曾明言的吴兑这个靠山，结交宁远伯李成梁而打开门路，得任东宁镇抚。但清代官书或方志，都失载吴大斌及族孙甥马骢等曾为明代辽东卫所武官的身份和事迹。而明代卫所系统，正是清太祖之所从出及发展壮大的根基：从建州左卫指挥使开始，努尔哈赤依靠明廷所赐的龙虎将军称号，收拾建州各部人心、发展壮大，起了重要作用。但这却是清朝统治者忌讳二百余年的话题和历史禁区，也是清朝历代掀起大案、要案以及禁毁书籍数量最多、关系最重的一个主题。但凡涉及明末清初后金与明代关系的历史记载，包括明代卫所制与清代八旗制的关系、明代军民变身为清朝领属的经过等，都在剔除范围内。正如私家记载中的明“东宁卫镇抚”吴大斌，在清代官方、半官方记录中都被隐去，恰恰蕴含着揭露明末清初历史隐秘的一个线头。 其次，吴大斌浮海登州前曾投奔镇江吴宗道，这个细节也在私家谱传及官方半官方志书中失载，却由域外的朝鲜史料得以补充。这又提示我们：不经意的历史书写，却有可能揭开铁幕，展示这段历史中蕴含的丰富可能性和继续追索真相的曙光。吴大斌生于嘉靖丙辰年（1556），卒于崇祯五年初，终年77岁。他比吴宗道年轻但辈分更大，谱传、行传中都没有记载其卒年。但他在登州以自尽开脱族人，族外孙马骢等谋内应被东江叛将所杀等细节，都暗示州山吴氏与东江势力间的矛盾、冲突，个中原因耐人寻味，或许隐藏揭示明末清初历史隐秘的另一个线头。考察下文吴宗道的族弟吴廷忠的经历，或许就能看得更清楚。 二、东江义士遗民吴廷忠 《州山吴氏族谱》中吴大斌亲侄吴廷忠的传记，显示了更多吴氏族人在辽东的活动轨迹。《葵赤公小传》略云： 公讳廷忠，号葵赤，自舞象勺时，即博瞻能文，而志不在是……时公伯父晴川公居辽，召公。公往，即命应清河试，入泮，旋补饩稟，尝以所学教授生徒，得宁、佟诸生数辈，肄其业，遂为兴朝从龙首彦。万历丙辰，会辽东失守，公等被俘，居常谓所亲曰：人生不得行其胸臆，虽百岁犹为夭。吾属去父母之邦而栖魂异域，一朝奄溘，与草木同朽，宁勿有愧于心乎？遂以计脱走，入海岛，谒毛帅文龙。 吴廷忠响应伯父吴大斌之召，前往辽东，中式清河廪生，得以“教授生徒”，或是教官或是私塾师，学生包括宁氏、佟氏等满汉弟子。如“辽阳人”宁完我，自天聪（1627-1635）时已在文馆为“巴克什”，到顺治十五年（1658）九月以原衔少傅兼太子太傅、大学士致仕止，一直为内院大学士；后者也是辽东著名的大家族，“佟半朝”家族即出于此。吴廷忠与宁、佟等满、汉土著建立师生关系，或兼清河、辽阳两地。辽东失守后，吴廷忠“被俘”却以计脱走，也当受益于此。入海后，他投奔毛文龙时，吴大斌也浮海至镇江、登州。这对伯侄的命运，不仅因建州女真崛起而转折，也与毛文龙及东江事变息息相关。 崇祯三年，吴廷忠受明督师大学士孙承宗委派，到东江帮助游击周文郁安抚毛文龙被杀后的纷乱岛众：“周文郁入皮岛谕兴治，又督饷户部郎中宋献驻旅顺岛，谕各将安辑。承宗又遣诸生吴廷忠谕之，兴治等稍戢。”作为孙承宗的使者，吴廷忠在东江参与善后工作，取得一定成效。而在周文郁入岛之前，吴廷忠已在海岛活动多时，族谱记载了他投奔毛文龙却不为见重的细节： 时文龙数奏斩获功，朝野属望。公意其能建非常不世勋，惜文龙不能识公于牝牡骊黄之外，若伏波之于公孙述云，乃复弃去。诣阙下，会司礼监曹化淳奉使巡边，知公具戡乱才，熟边塞情，欲以总戎题请属公，公以进身阉宦为耻，勿就。时东事孔急，督师孙公元化、都督陈公洪范驻节东平，乃以公为幕府参赞。公倜傥好直言，不能附媚，浸亦不相得，时事渐不可为矣，力辞隐去。 逃出辽东后，吴廷忠曾投奔毛文龙，正在明清争战胜负未定之天。急需用人的毛文龙却不待见吴廷忠，其中有何隐情？毛文龙与马骢的矛盾，似乎为我们破解毛、吴不谐提供了一丝线索。 天启三年五月，毛文龙报告欲约刘兴祚内应“计取南卫”的计划被马骢破坏： ……广鹿岛游击张继善禀称：五月内遵谕驾船赴麻羊岛，候接刘爱塔，因约内因，计取南卫，却被山东加衔都司马骢、守备金应魁等，与金州民谋挖民间窖内银钱，因便欲拿贼成功，遂即上岸，别兵不知其情失备，被贼杀死一名，活捉四名，绑解辽阳。奴酋亲审四兵，招出刘爱塔归顺天朝、相约内应、恢复辽阳等情，将四人碎剐。 事情看起来很严重，因马骢谋取金州窖银、上岸拿“贼”之举，不仅牺牲了五位明军的性命，辽南民众蒙受重大损失，刘兴祚内应反清之事也被暴露泡汤。至天启五年七月，毛文龙旧事重提，指控马骢，不仅是挖娶民窖银子泄露机密，还有与后金的私下贸易： 为中国之元气不可泄等事。臣自昔计授张盘恢复金、旅以来，每谓刘爱塔久有归心，因密嘱张盘潜为招接。不意被滑棍马骢挖民间所窖之钱，以致事泄，将臣数年心计大事，一旦败坏……迄今张盘已陷，张攀新至，马骢又连被相溷……奴自陷辽至今，已历五载。有花费而无出产，其最不足用布匹、棉花、绸缎、杂货，臣即奉旨招商，原为赡辽人以实军需，以我有余，禁彼不足。坐困贼奴，已得窘之之策。奈马骢托守汛地之名，竟与往来，私相贸市，贪一匹布卖银五两，一匹绸卖银五十两，不顾中朝泄气。总之，金、旅之事，权不归臣，致使神奸得以乘间逍遥，泄我机关，坏我大事也。 毛文龙口中的马骢，是“滑棍”，是“神奸”，他与后金私贸的价格是匹布五两、匹绸五十两。马骢的罪行与天启七年登莱总兵杨国栋弹劾毛文龙“采参、掘金，大肆扰害”及“私通粟帛、易敌参貂”、“通商接济事出权宜，坑商货至百余万”完全相似。可见，明军内部与后金方面私下往来的贸易行为并非偶见。这一方面说明双方的经济联系，很难因政治关系的变化而割断；另一方面也说明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明军与后金方面存不存在私下交通，而在于由谁来做这些事，又由谁来主持做主？ 争论双方背后的势力，似乎是马骢代表登莱方面，与镇守东江的毛文龙争夺战略地位，就像毛文龙与沈有容、武之望等登莱官员间的矛盾一样，都是争夺旅顺及“辽东半岛管辖权”的表现。但内涵恐还不止于此。崇祯五年底，马骢在登州城内被孔有德等擒获胁迫，以谋内应暴露后的死难，证明了毛文龙所参劾的经济问题，并不影响他的人生大节，他用生命践行了对明朝的忠诚和无可怀疑的政治立场。这也反衬出毛文龙参劾他为“滑棍”、“神奸”，与袁崇焕后来参劾毛文龙密谋通清的手法如出一辙；而袁崇焕本人，最后也成为这种政治攻防术的牺牲品。 吴大斌之死与马骢之死间，似乎还贯穿着一条暗线。吴氏族人自万历初年即开始经营辽东，与李成梁家族的关系匪浅。万历三十三年，年已三十、因为伯父毛得春嗣子只身入辽的毛文龙，在他们的眼里是后来者。要想分得辽东一杯羹，毛文龙必须打破旧有的利益格局，新、旧势力的矛盾恐难以避免。自镇江大捷后，毛文龙的势头之盛一时无两，吴氏族人显然无能与抗。崇祯五年初，吴大斌以自尽换得族人生机，到马骢策划绑架孔、耿等失败被杀，似可看出在与东江势力的争斗中，吴氏族人一度处以下风。有了这些参照，吴廷忠不被毛文龙待见的原因，或可看得更清楚。虽然登莱、东江两方在对金政策、战略、战术方面存在分歧，但双方与后金的关系也明显有一致之处，即经济上私相授受、你来我往不绝如缕。 崇祯二年六月，毛文龙被袁崇焕诱杀于双岛，明廷欲迁岛众于辽。三年四月，刘兴祚之弟刘兴治叛于皮岛，督师孙承宗“遣诸生吴廷忠”谕刘兴治入岛。八月，已为刘兴治参谋的吴廷忠在小平岛与游击周文郁见面。其《边事小纪》略云： 初二日东风发，兴治又携酒诣余舟作别，令生员孙应科、参谋吴廷忠扶余于座而拜曰：“兴治久在夷中，未识朝廷法度，且误听小人之言，遂一时雠激。当日有教治抢朝鲜者、抢登州、据青州者，一闻开谕，如醉梦顿醒。公此来不特为兴治一家曲全备至，且救了多少性命，望公回关，始终成就，兴治死不敢忘。”余乃屏左右问曰：“所云抢朝鲜及抢登据青者是谁？”兴治曰：“游击龚正祥劝抢朝鲜，都司徐大复云当抢登据青也。” 崇祯三年自春徂秋，吴廷忠秉承孙承宗旨意，入岛帮助游击周文郁安抚刘兴治东江部众，这在州山吴氏《谱传》中也未提到。事实上，联系吴廷忠曾欲投奔毛文龙复弃去，到为孙元化、陈洪范参谋，亦不甚得志，他在东江活动前后达一、二十年之久，当有许多未发之覆。劝刘兴治抢朝鲜的龚正祥，正是与马骢同时殉难登州16将官之一，他与努尔哈赤身边的绍兴师傅龚正陆是否有族戚关系？考察汉人在女真内部的生存、发展状态及其与登、辽、东江间的关系网络，加之与朝鲜、蒙古的牵连关系，正是明清易代史中最有兴味却举步维艰的大难题。 崇祯十年五月，吴廷忠代表都督陈洪范接见朝鲜使臣李晚荣。他交待了五件事，第一事即“急送接伴使于岛中，使两国声息相通。而馆糓之事，督府自办，毋贻贵国之烦费云。其它皆同仇共耻、合力恢剿事也”。李晚荣记载： 吴赞画乃东征总兵吴惟忠之从弟也，居在浙江，陈都督辟为赞画也，似非寻常人也。说话间，赞画忧色满面，堕泪太息曰：‘天朝贵国，卽是一家。不幸天朝外有诸㺚冦掠近甸，内有流贼窃据岩阻，贵国被祸亦如此，天下事能不痛心。’泪下如雨。 朝鲜使臣所谓“东征总兵吴惟忠之从弟”，与吴宗道自称吴惟忠“家兄”一样，都是明末清初盛行的联宗表现。吴惟忠是浙江义乌人，著名抗倭将领戚继光的故将，也是万历援朝东征时最著名的南兵将；吴廷忠被称为“吴惟忠从弟”，从血缘上说不实，与其真正同宗的是吴宗道、吴有孚等人。 天启元年六月，在毛文龙获得“镇江奇捷”前一个月，明经略辽东督师大学士孙承宗曾派游击游士任招练淮兵，“同时有副总兵吴有孚及武举赵佑等，皆与士任深相结，并荐于朝，期以大将。”吴有孚与吴宗道，正是万历三十七年二月，曾被辽东巡按熊廷弼弹劾利用明朝水师船及“浙兵”出海外贸、以首辅大学士朱赓为靠山的叔侄俩。吴有孚时任山东海防副总兵；吴宗道为辽东镇江游击。朱赓死后不到三个月，叔侄同遭弹劾，次月被削职。十二年后，吴有孚再现政坛，时年74岁，他比吴宗道小一岁。 镇江恢复及再陷前后，吴氏族人纷纷活动，谋事或受命执行孙承宗、熊廷弼等恢复辽左、三方建置、联合朝鲜的策略，与登州武举游击赵佑、登、莱、天津等处监军御史游士任（1574-1633）募练淮兵、监军道梁之垣出使朝鲜等桴鼓相应。天启元年八月，辽东经略熊廷弼疏言“三方建置，须联合朝鲜”，改辽东南路登州籍监军道梁之垣为行监军道，以其生长海滨、习知鲜、辽形胜与民情土俗，派往敕谕朝鲜君臣，谋使发兵与毛文龙“援助有济”。 陪伴梁之垣前往朝鲜的辽东“马都司”，即吴宗道的外甥马骢，《明实录》失载，却得到朝鲜史籍的补充，马骢主持与朝鲜的谈判事宜，实为萨尔浒战役后，明朝联合朝鲜、复兴辽左的再次尝试，却未成功。 天启六年八月，赵佑死。朝鲜传言为毛文龙所杀，而袁崇焕斥毛“十二当斩”只言其杀降，也未落实此事。赵佑、梁之垣、马骢诸人，均为明朝兵部三方联络计划的执行者，代表登州方面，投奔吴宗道的吴大斌，与执行孙承宗路线的吴廷忠、吴有孚均寓登州，当与熊廷弼的路线并无二致，却与开镇东江的毛文龙实在有隙，吴廷忠投奔毛文龙不受待见，吴大斌以死脱困族人，乃至马骢密谋不成反被孔有德等杀害，都显示抗金势力的内部矛盾，称登州派与东江派矛盾也好，或称吴氏家族与毛氏家族（包括异姓部将）的矛盾也好，都显得难以调和。钱谦益记载这段时期的史事，曾大发感叹： 天启元二，东事方殷。缙绅韎韋，云集阙下。猎缨侧弁，而谈兵事。词垣则徐子先、顾九畴；卿寺则董见龙、刘梦胥、何天玉；台谏则游肩生；部郎则王季木、曹元甫；贵介则顾所建、茅止生、刘晋仲、翁孝先；布衣则孟羽尼、张任甫、金太初、胡敬仲；靡不骨腾肉飞，肠肥脑满……期生少年金吾子，飞扬征逐，家世将坛，諳晓表饵，方略矢口，奋臂猎猎。然风生焰发，何其壮哉！迄今三十年所，星回物改，畴昔高谭阔步、请缨说剑之流，皆已化为碧血，漫为黄土。惟晋仲不知其存否？敬仲已作盲老，公余与提督皤然笃老，期生亦发种种矣。 其中提到的“期生”，是吴兑曾孙、有孚长子孟明的次子国辅（出继孟明弟孟益为嗣）。吴孟明自万历四十六年京卫武举，袭祖荫锦衣卫正千户，考选北镇抚司理刑，升指挥佥事，与游士任、孟淑孔辈“悉与接纳”，为营救楚人胡敬仲，触怒魏忠贤遭削籍。崇祯改元起补南镇抚司掌印，升堂上佥书，再掌锦衣卫事，曾通过曹化淳营救以枚卜事入狱的钱谦益、瞿式耜，终以郑鄤之事，忤温体仁遭解职，时为崇祯十五年。顺治十年卒，享年八十。孟明之弟孟登（即大学士朱赓女婿）之子邦璿，易代之际随朱大典抗清于金华，阖家死难。孟明之妹嫁李成梁第三子如桢之孙李述祖（1627-1649），诰赠孺人。山阴吴氏与辽东李氏的姻亲关系得到证实。 吴廷忠当即借助族孙吴孟明在锦衣卫的地位，与司礼监曹化淳往来，至拒绝其“总戎”的题请，或与崇祯末年吴孟明的失势有关。总之，启、祯之间，吴廷忠往来东江、山东、京城，风尘仆仆二十年，期待有所作为，却以时势日非不得展布，正是钱谦益所谓“化为碧血，漫为黄土”的那些往事。明清易代之后，吴廷忠归乡。《谱传》记载： 迄兴朝定鼎之初，始归里，年已六十，自伤衰老，不得一展其胸臆。痛掉故君身殉社稷……足迹不出里门，口不谭当世事，日以诗酒遣怀。丙戌，公之门人完我宁公居端揆，访求公迹于东鲁、闽、浙间，勿能得。至是始知旋里，命抚军萧公致书币迎公，公坚卧勿起，却其所遗，终不肯以刺通……猷生也晚，然犹及仰亲叔父颜色，周旋阙里，聆教言如一日。兹会大司马留村公重订家谱，猷偶被参校之任，因而环忆叔父畴昔高风，不揣鄙陋以志其实云。 传文作者是吴廷忠之侄树猷，至亲时近，所言可信度较高。奔波一生的吴廷忠无嗣，娶项里韩氏，鼎革之初“年已六十”，生于万历辛卯年，至少活到顺治八年。身后以侄应时（三兄存忠之子）继嗣；又以从弟、曾为榆木岭提调、辽东军前赞画的吴大武之子禹道与陆氏妾所生子登元为继子。顺治三年，辽东旧门人宁完我遣人寻师及浙江巡抚萧起元书币聘请之际，吴廷忠才55岁。他的一生，从应伯父吴大斌之召入辽开始，至明清易代后回归山阴为遗民终止，早期辽东生涯与中后期东江奔波，都与明清易代史事密切相关。 其一，吴廷忠为辽阳宁完我、佟氏等满汉生员启蒙师，与努尔哈赤家中的绍兴师傅龚正陆相似，都是辽东地区绍兴籍教师的典型，与来自其他地区的卫所教授，构成了辽东的知识传播者，也是当地满汉子弟文化知识的源头之一。这对认识清初满族贵族的文化渊源及旗人汉化进步的速度都有重大意义。 其二，透过易代前吴廷忠在辽东、东江、登州及京城等地的活动，以及吴氏家族包括吴大斌、族外甥马骢与毛文龙之间的矛盾，不仅折射出明朝内部多股政治势力（如登州势力与东江势力、辽东故旧与东江新秀）间的复杂斗争，也反映了明朝与后金间难以割断的经济、文化联系。 其三，吴廷忠受孙承宗委派，前往东江安抚刘兴治，还试图与阉监曹化淳交往谋事，至参赞孙元化、陈洪范幕府，与朝鲜使交涉，都显示吴氏族人与易代史事相涉之深、之复杂，还有诸多深究余地，而不仅仅呈现鼎革后谢绝外事，拒绝与过去学生、清初内院大学士宁完我、巡抚萧起元等人联系，保全义士与遗民这双重身份。 三．正红旗下吴大圭吴执忠父子 吴大圭、吴兴祚祖孙隶属正红旗下，是吴氏族人中最富戏剧性的经历。吴大圭是东宁镇抚吴大斌的幼弟，称“越川公”，其后人不仅与吴宗道、吴有孚叔侄不同，更与吴大斌、吴廷忠异帜，成为第三类山阴州山族人，即“辽人”中的八旗奴仆，同胞兄弟从此分道扬镳，子孙后代命运判然有别。 州山吴氏第六世吴论生大斌、大益、大圭三子。长子大斌率三弟大圭到辽东闯荡，二弟大益居家侍母，其所生四子宗汉、成忠、存忠、廷忠，也都随大斌入籍辽东。大圭生二子景忠和执忠，执忠长子吴兴祚，即清初著名“辽人”督抚，为清廷平定东南沿海的郑氏武装、夺取福建、台湾立下了汗马功劳，他的出身在清史资料中却扑朔迷离，惟有断了筋脉仍连着血肉的族谱中留下了蛛丝马迹。 吴执忠《匪躬公自序》云： 先考越川府君明季随征关白，因家辽阳。执忠束发即事太祖、太宗于奉天。逮世祖皇帝受命，宅定区宇，从龙翊运，遂荷简拔，顺治初宰于顺天之丰润。嗣蒙宸眷，擢任西台，出为漳南布政司参议，卒役，复迁山东按察司副使。越二祀，仍有楚藩参政之命……窃恐数世而后子孙不能典守，或致沦没，后裔罔闻。谨以敕命制诰附梓谱末，垂之无穷……实康熙四年乙巳嘉平八世孙执忠顿首拜述。 可知康熙四年吴氏家谱重修，吴执忠本人亲自做序。清初内院翰林黄机撰《中大夫湖广粮储道布政司右参政匪躬吴公墓志铭》也提到： 公先世本籍山阴，与余为桑梓，且通门旧谊……公讳执忠，字匪躬，自始祖慎直公迄六世，皆为绍兴山阴之州山里人，相传为季札裔。五世处士佑，号履素……公之曾大父也，佑生论，论生大圭号越川，明世庙时，以千夫长领兵随征关白，是为公考，寓籍三韩，盖自越川公始……公少颖悟，多读书。岁乙卯年（1615）十四甫游于庠，而我太祖武皇帝师克清河，公时方冲龄，器宇明敏，胆识过人。太祖见之色喜，命侍亲藩，佐理庶务……旧有流离散亡者，公咸收恤之，仰食于公者数十余家。其子若孙多冠裳接踵于朝，其最盛者辛高二氏焉。 执忠父大圭越川公，曾是万历年间东征朝鲜的千总。东征结束后，留居辽东，“三韩”为辽东别称，州山族人“寓籍”辽东，大圭兄弟子侄为一大支。 大圭孙兴祚的《谱传》多了一个细节：“公姓吴氏，名兴祚，字伯成，号留村。其上世居山阴之州山里，为通门右族。祖大圭教授辽东之清河，值太祖龙兴，遂隶籍正红旗下。”可见，东征千总吴大圭归国后，成了清河教授，与亲侄吴廷忠同途，正是卫所系统的文职。万历四十六年七月，清河被女真金兵攻占，改变了吴大圭一家的命运，兴祚父子正红旗下的生涯就此展开。 清河陷落的经过见载于《满文老档》： （天命三年）七月二十日，出兵攻清河。未时天雨，至夜天晴。二十二日，围攻清河城。城内一守城游击率兵五千及地方兵五千固守，并有大小枪炮一千二百。其万余兵箭射、刀砍、枪刺、掷石，又以千余枪炮齐发，但未闻其声，遂破城而入，尽杀其兵……城既克，驻四日，以分俘获……驱辽东，宿二日后，明使李参将等五人至，彼等终无修好之意，故未令遣还。 清河守军因天雨火炮弹药受潮，抵抗失败。陷落之际，万余明军被杀、被俘。金兵驻师边内13日，花4天分配俘获人畜，尽迁辽东。谱传的作者避重就轻地记载时满17岁、已为庠生的吴执忠，因得努尔哈赤喜爱，被分置正红旗下，佐理亲藩庶务，实际上即为奴仆。正红旗旗主是努尔哈赤次子代善，也是清太宗皇太极的兄长，天聪、崇德朝为四大贝勒之首，被称为大贝勒。吴执忠服务代善府第达十余年，直到顺治四年以贡士身份就任丰润知县，这或许是他能够庇护故人辛氏、高氏家族的资本。但执忠之父大圭的结局，清代官方史料中均不见提及。 《山阴州山吴氏族谱》也仅记载吴大圭葬在清河： 大圭，字叔晋，号越川，行秀七十四，通行会五百四十八，嘉靖乙丑（1565）三月廿一生，娶在城王氏，生子二：景忠、执忠，女二。随征关白，领兵千总，升清河卫守备，升盖州城守尉。以子执忠贵，敕赠文林郎顺天府丰润县知县，王氏封孺人……卒，葬辽东清河卫威宁营东北五里，坐北向南。 这里有二处异样：第一，缺载吴大圭教授清河之事。东征归国后，大圭升任清河卫守备、盖州城守尉，而吴兴祚《谱传》则记载大圭“教授清河”在“太祖龙兴”前。他是如何从一个卫所武官变身文职教授的？第二，吴大圭的卒年空缺。大圭子执忠曾主持编纂族谱，为何坐视生父卒年空缺？作为“辽阳清河卫庠生”，不会不懂基本规矩。那么，除了忌讳记载这个年份之外，似乎找不到更好的解释。 无独有偶。执忠之兄景忠的卒年也缺如。从生年推断，清河沦陷时，景忠正好二十岁：“景忠，行钦百廿四，通行萃一千百十六。万历己亥九月初二生，卒 葬辽东。”正值青春大好年华，却没有机会继续生存。这些特别的隐晦和空缺，暗示了大圭父子死于清河城破。大圭幼子执忠被俘为奴，这才是清代八旗里出现一支山阴州山吴氏族人的真相。故黄机撰写吴执忠墓志铭时，模糊事实显示刻意隐晦：第一，清河城破，吴执忠被俘；第二，幸免被杀，被分置正红旗下为奴，满文称“包衣”，即奴仆之谓。故官修《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中出现了一支世居铁岭的“辽人”吴氏： 吴伦，正红旗包衣人，世居铁岭地方。国初来归，其子达奎原任千总，达益原系生员，孙治忠原任湖广粮道，成忠原系举人。曾孙吴兴祚于福建巡抚任内平定海寇有功，授骑都尉兼一云骑尉，任两广总督卒。其孙吴义增袭职，现任散骑郎兼参领。 这里赫然记载吴兴祚的曾祖吴伦是正红旗包衣人，世居铁岭地方！如果不是存在族谱可资对照，又有谁能看得出来其中的奥妙呢？ 《山阴州山吴氏族谱》记载吴论（1506-1570）行传如次： 论，号守庵，行相三十三，通行序百三十八。正德丙寅八月初七日生，娶梁枋通判秦伋女……生子三，大斌、大益、大圭……卒年六十五，葬宋家山。 吴论生于1506年，享年65岁，则卒于隆庆四年（1570），葬地宋家山，在山阴“本里”，当时他的子侄们尚未涉足辽东。 那么，问题来了：世居绍兴、安葬山阴故里的吴论，是如何变身为清朝“国初来归”的正红旗包衣人“吴伦”，又如何在死后多年被隔空挪腾到东北铁岭的呢？考察这个过程及背后隐含的历史信息，或许更有意思。 乾隆九年（1744），清廷纂修《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与国史相为表里”，将从龙附凤之众“入我朝来得姓所始，表之以地，系之以名，官阶勋绩缀为小传”，以表彰“祖宗德泽之深，不可不继”，以凝聚旗人作为国族的“满洲”意识，塑造满洲认同感，是当时倾力打造的一项国家工程。如此形势下，吴氏族人如何应对呢？ 吴氏得姓已有千年，祖宗的德泽也与清朝不相干，怎么办？万历四十六年，清河被后金军攻陷，高祖吴大圭被杀，曾祖吴执忠被俘为奴，祖籍绍兴的故国家园既不能提起，又要具备厕身旗下的本根初源，显然是摆在“现任散骑郎兼参领”吴兴祚孙吴义增面前的一道难题。面对事实，顺应时势，编造一个大致符合规定的祖宗，安排在辽东早期的落脚点，或许是他当时唯一能做的。虽然山阴故籍与铁岭关山千万里，州山五世祖吴论也与正红旗包衣人风马牛不相及，但至少四世祖吴大圭葬地清河，属铁岭，变通的编造得到了官方承认。于是世居山阴、葬于“本里”宋家山的五世祖吴论，变身为“世居铁岭地方”的“吴伦”，被收入《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四世祖吴大圭变身为“达奎”，万历年间明军东征“千总”的身份也被模糊处理；伯高祖吴大益成为“达益”，曾祖以下名各有差，鱼贯入旗。如果没有《山阴州山吴氏族谱》为对照，世人如何得知这个“世居铁岭”的辽东家族，乃从浙江绍兴暗度陈仓而来？吴大圭，这个明朝的东征千总、清河卫守备、盖州城守尉，清河教授，在死去多年后，终因幼子吴执忠被俘幸存，改头换面成为正红旗包衣人，再度重生。 由此我们得到警示：《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中有多少这样编造的成分？我们利用史料时，又是多么容易陷入泥沼！卷72、73《附载满洲旗分内之高丽姓氏》均来自朝鲜，卷74至80中883个“附载满洲旗分内之尼堪姓氏”也都各有来处，“来归年分无考”的有749家，其中84%“世居”沈阳，“不应迳谓其籍贯皆为沈阳”，正因另有乡贯故里，其余“世居”辽阳、抚顺、铁岭的均是如此。其他尼堪（汉）姓，无论是早期的抚顺尼堪、台尼堪还是稍晚的北京尼堪、三藩尼堪等，都大有深究余地，却多因子孙不显，最后均泯灭无闻。 吴执忠（1602-1675）比兄景忠小三岁：“字汝藎，号匪躬……娶辽东东宁卫指挥使孟德春女，生子一兴祚……卒年七十三，葬京师平子门外龚村。”从兴祚生于“崇祯壬申年”看，清河城破时，吴执忠17岁，已娶妻东宁卫指挥使孟德春之女，被虏为奴、服务代善府十四年后始得长子，时为崇祯五年，后金天聪六年（1632），得子之艰的原因，似可想见。 吴大益留在山阴养亲，其四子均随叔、伯入籍辽东。吴执忠墓志铭还记载： 推惠宗党，尤竭诚爱。常自以生长于辽，念及祖居，则黯然而叹。初入关即访招族侄，至是宦成，亟游越里。扫封茔，仰堂构，历询耆旧故事，登陟先人钓猎遗址，低徊留之……本支之谊，蔼如更多。助给嫁娶丧葬之贫者，今伯成之于族谊特殷也，实推广于公之遗念云。从兄有三孤，公为衣食教训婚配之，及其孙亦一体抚鞠，皆恃以成立。” 吴执忠抚养从兄“三孤”即吴大益之孙。大益四子宗汉、成忠、存忠和廷忠，除老三存忠未得功名，宗汉、成忠为自在州庠生，廷忠为清河卫庠生，都博得了初步功名。而宗汉、存忠卒葬辽东、清河，均死于城破。成忠、廷忠则与伯父大斌逃生，卒葬登州；归葬山阴的惟有廷忠，卒年当不止59岁。存忠子应昌、成忠子兴宗与兴祖，即吴执忠抚养的“三孤侄”，均仕宦于清。 实际上，州山吴氏入籍辽东者不止吴论这支。如曾为榆木岭提调、后为辽东军前赞画的吴大武，为吴论之弟吴谔之子，其子吴登元后为从兄吴廷忠继子。可见州山吴氏在辽东铁岭、清河、辽阳、盖州、镇江等地聚集族人为数不少，终因易代流离失所。作为闯关东的领头人，吴大斌率幼弟大圭及数侄入辽，改变了家族成员的命运。但清河大圭父子死难，幼子被执为奴，苟活旗下，却得孙辈吴兴祚在易代后崭露头角的机会；而大斌、廷忠叔侄逃出辽阳，浮海镇江、登州、东江等地，为明朝遗民、烈士，州山族人的命运和抉择也就此分途。 四、清初著名督抚吴兴祚 明清鼎革之后，州山吴氏族人中，最为著名的吴兴祚，靠在东南沿海与郑成功武装抗衡、较量，立下汗马功劳而获得清廷“超擢”，成为旗下新贵。山阴世家的南北渊源，本因易代斩断，却以兴祚得以接续。这即黄机所说“寓籍三韩，盖自越川公始”的另一面真相。 吴兴祚，字伯成，汉军正红旗人，原籍浙江山阴。父执忠，客礼亲王代善幕，授头等护卫。兴祚自贡生授江西萍乡知县……旋以守御功授山西大宁知县，迁山东沂州知州。白莲教啸聚为患，兴祚开谕散遣之，复坐事降补江南无锡知县……康熙十三年，迁行人，仍留知县事。用漕运总督帅颜保荐，超擢福建按察使。 从无锡知县骤升福建按察使，吴兴祚被认为是清代的特例：“洪承畴以内阁经略五省，吴兴祚由知县三年升总督，皆异数。”清末陈康祺也关注过吴兴祚由“知县骤升臬司”的异状。帅颜保是清初内院大学士希福的次子，康熙初年超授内国史院学士，历仕吏部侍郎、漕运总督、工部、礼部尚书。十二年任漕督时，疏荐山东粮道迟日巽、河南粮道范周、无锡知县吴兴祚等。希福家族与州山吴氏的深层关系待考，但仅凭此，似不足以尽释吴兴祚骤升的内因。出任知县前，吴兴祚为贡生，父吴执忠曾任福建漳南道、湖广布政司参政，“尝以两昼夜成布囊万余”飞挽供应前线，“功之在闽楚者不必汗马挥戈”，仍未得大用。 康熙十五年十一月，是吴兴祚“异数”历程的起点：从无锡知县特擢福建按察使，参与平定东南沿海抗清势力。在平定江西贵溪明朝宗室宜春王朱统錩军时，“吴兴祚设计遣投诚总兵蔡淑佯回贼营以作内应”，瓦解其军，谋略初显。至康熙十七年，擢任福建巡抚。时任福建总督姚启圣，为绍兴同乡且极有个性： 姚启圣，字熙止，浙江会稽人。少任侠自喜，明季为诸生。顺治初，游通州，为土豪所侮，乃诣军前自效。檄署通州知州，执土豪仗杀之，弃官归。郊行，遇二卒掠女子，故与好语，夺其刀杀之，还女子其家。去附族人，籍隶镶红旗汉军。举康熙二年八旗乡试第一，授广东香山知县。前政负课数万，系狱。启圣牒大府，悉为代偿。寻以擅开海禁，被劾夺官。 姚启圣胆大妄为至“擅开海禁”，令人惊奇。他与吴兴祚配合默契，从“强海商填库”到“借帑外省贸易”，均极显特立独行。姚启圣曾疏言： 臣于康熙十七年十月进兵至凤凰山，因一时投诚者多，犒赏不继，与抚臣吴兴祚议及外省贸易，颇有微利，前督臣李率泰、经略洪承畴曾借帑为之，遂冒昧上疏，未蒙俞允。臣自入仕，京师未有产业，而军前捐银十五万有奇者，香山罢官后，贸易七年，得积微赀，并臣浙江祖产变价及亲朋借贷，经年累月而后有此。 姚、吴曾商议步武李率泰、洪承畴，利用官帑贸易获利未得允准，但姚启圣罢官后，兴贸七年，积资变价，仍投入身家性命与清朝绑在一起。吴、姚二人即清廷所得绍兴世家襄助的缩影：不仅是拥有他们的财富及社会关系，还有捐生弃命也在所不惜的依附。 时郑锦在台湾，遣刘国轩围攻福建漳州、泉州等地，吴兴祚以标兵赴援，募水师与战。次年，合姚启圣兵再战郑氏水师，修理战舰250艘、督造乌船、齐集江南炮手，并请“令浙江督抚、发标兵二三千人固守延平要害”，浙督李之芳、巡抚陈秉直遂抽浙兵赴闽，更募“资力壮健兵丁五千”补隶浙营。注重水战，借力乡党，吴、姚搭档，堪称绝配。而这正是满洲八旗军队的短板。他们采用福建漳蒲人黄性震的“修来”法，对郑氏武装进行釜底抽薪：“建立修来馆，以收纳归诚将士来降者。无真伪，胥善待之；夏屋美衣，车马仆从，炫耀街衢。由是，海上诸党多潜来归顺。”可授实官，使至者如归。得海上间谍，悉厚赐用侦海事，以反间致其“自相疑贰，来归者日益众。一鼓而平十九寨，复海澄，克厦门、金门”。郑经的五镇将黄靖、廖屿、赖祖、金福、廖兴降；林麟、詹天枢、陈彬、郑奇烈、林翰等亦先后降。康熙十八岁年八月，吴兴祚疏报招抚郑氏总兵蔡冲琱等3员、官员85名，兵丁12517人，招回岛民3190余名，共获大小船67只，分拨水师营用。次年，再疏台湾“逆党”刘天福率众投诚，和硕康亲王杰书上疏言闽、浙、赣三省之害已去，乃因“今福建巡抚吴兴祚等宣示招抚，江机等率领伪官”1138员，兵丁43629名投诚，各分别归农补伍。 吴兴祚和姚启圣风雨同舟，“以乡里交欢，指画军事如桴鼓”。当漳、泉被围急时，兴祚赴援，带着“西山降众佐以募卒、材官、家僮”，乘间趋兴化，抵白鸽岭，恢复永春、德化诸县，并密疏请制乌船，自制八浆船，联络沿海渔户，“不惜金钱官爵牢笼”郑氏官兵，不等荷兰夹板船至，先行攻克厦门，立下大功，又“与总督姚公合宣露布，而归美于亲王将军以下”，使得康熙帝龙心大悦，晋秩兵部尚书，予以世荫。他乘胜直捣台湾疏被部议阻格，迁两广总督“后一年，遣将军施琅取台湾，悉如公策。” 即使“归美于亲王将军”，吴兴祚的功绩依然抢眼：“进剿海贼一案，原系吴兴祚、万正色会同定议，不俟荷兰国船只，即奋勇前往，志靖海氛。万正色领水师先行出洋，吴兴祚率陆兵，互为声援。驱除海逆，克奏肤功。”姜垚表彰乡里诸贤：“吾越固多伟人杰士，其在本朝扈从入关者有沈文奎、姜新诸公。今上继统，翦逆乱清海疆，则有吴兴祚、姚启圣，同时奋起，为国桢干。而吴公更忠雅慈惠，朝野莫不欲瞻其颜色，卒以尽瘁疆场，竟其素志。”清初平定东南沿海，借大力于当地士绅，深刻地表现在吴、姚这样被纳入旗下、却仍扎根故里的世家子弟，个人才干突出，家族财力充裕，职品却很低下，被超擢显员后，积极性、创造性大为迸发，充分挖掘出自身乃至整个家族的潜力，爆发出惊人的社会动员力，为清朝建鞠躬尽瘁，吴、姚两人实堪典型。 康熙二十年，吴兴祚擢两广总督；二十八年，被劾“鼓铸浮冒”黜职，三十一年十二月，设右卫驻防，兴祚任右翼汉军副都统，三十四年六月，与右卫将军希福等同被疏参；次年随征噶尔丹，效力坐塘沙克所，三十六年奉旨复原官，二月病卒，终年67岁。显然，吴兴祚积极参与平定三藩的政治立场，才是“圣祖破格登庸，以七品卑官骤迁宪长”的根本原因。 后人所谓的“清操俊节”，则为观察吴兴祚提供了另一个角度。 兴祚为无锡知县时，“前官亏帑金不得归者三人，役之在狱者三十余人，公慨然力为补苴请豁，官得归，役得出狱”，都将他看成再生父母。他的财力来源似成一个谜团：“族人至其治者踵相接”，而他“十余年如一日”，无论宗支戚疏，“必使称愿”；特简入闽后，族人“至闽者不减于锡”；节制两粤时，为免族人长途跋涉，“计贫乏者数百余家，差之以三等，约所惠者七千余金”，尚不包括汲引奖借宗人、纳赀通籍所费之数。最后还被誉为“清贫”： 吴都督兴祚仕宦四十余年，位一品，所得禄赐，尽以养战士，遗亲故，而居无一廛，囊无赢金。自两广还京师，与无锡秦谕德遇于瓜州，脱栗枯鱼，酸寒相对。谕德曰：公贫乃至此乎？明日与别，公喜见眉宇，告谕德曰：‘适有饟米数十石者，不忧馁矣。’见谕德所为公行状。从古天挺伟人，树立勋伐，固无不自清操俊节中来也。 周济族人固然导致其“清贫”，但前题还须是多金。从无锡到福建、两广，跟从吴兴祚讨生活的族人规模庞大，甚至可组织起来与抗清武装对抗。吴兴祚如何能“赡给宗党不下数万金”而达到收支平衡呢？或许在清初，旗、民间的经济地位差异巨大，汉人眼里“清贫”的低级旗员，也比普通民众生活水平高出甚多。故七品知县吴兴祚尚有余力周济族人。其次，江南无锡知县与偏远地区知县，掌握的财权或大有区别。更重要的，山阴吴氏家族向来注重贸易，无论是吴兴祚因地制宜的建议，还是与“海商”间存在充分想象余地的关系，都揭示他理财能力突出，或许是另有财富来源（如《清史稿》所揭的与白莲教的关系），可维持其清雅生活： 伯成风致甚俊爽，出则重髇吹螺，大帅戎服，帕首袴韡，以威见惮；入则衣轻衣，从小僮二，怀铅提椠，与骚人雅士酌酒分韵。 他尤好填词，如《留村词》入选聂先《百名家词钞》；《踏莎美人·送顾梁汾之江右》、《题王右丞初冬欲雪图》等入选蒋景祁《瑶华集》；《送孙恺似孝廉》入选《清诗别裁》；还著有《宋元声律选》、《史迁句解》、《粤东舆图》等。沈德潜径谓其籍辽东清河，本贯浙江山阴，却略而不提旗籍。而福格所谓“吴兴祚，汉军正红旗人”也不确。清朝内务府、王府包衣，与八旗汉军分属两个系统，治史者自不可不知。而清承明制的线索，则幽系于明代卫所制与清代八旗制间的关系：内务府、王府包衣及八旗汉军成员，大都是原明辽东卫所制下的官兵及家属，以旧酒灌装新瓶产出新品，无论是吴大圭祖孙，还是范、佟、李等著名八旗汉军家族均如此。 吴兴祚的“超擢”和“异数”，首先得益于他鲜明的政治立场和积极的军功建树，这是他谋求经济利益的前提。而他的包衣身份，也为他提供了特殊的“便利”。作为正红旗王府管家之子，吴兴祚就任两广总督的肥差也是一种酬报。而旗员须为旗主执役，更是清初八旗制的突出特点。 其他如浙江平湖人陆葇，在易代之际“为镶黄旗带子阿什兎所俘”，时年十四，遂认“阿什兎主人”即八旗固山“诚顺伯”马光远为父，三年之后，亲生父亲“亲诣诚顺伯里第，乞放公归”并纳“赎百锾”始得归里。陆葇后改名陆世枋，补平湖诸生，考取清内弘文院办事中书舍人。当主人寝疾时，还须自三千里外往赴“为侍汤藻，奉含殓，疏麻服丧……躬亲送死”。除所谓的天理人情之外，实受一日奴、终身仆的旗制制约。康熙十七年，中式博学鸿儒科的陆葇，得授翰林院编修、充明史纂修官，回忆这段囚服燕台的经历，他仍称为“泣血”。可见，即使髙价赎买也免不了主奴义务，这才是历史真相的另一个侧面。 论在旗资格，吴兴祚比陆葇老得多。但无论是封疆大吏，还是神童文胆，均摆脱不了同为旗奴的禁锢，这种既有便利又受压抑的身份，大概也是吴兴祚满腔热情对待族人的一个内因，更是鼎革之际由明入清的汉家子弟的共同命运。 五、结语 明清鼎革之际州山吴氏族人的经历，多角度多层面地揭示了这个世家大族成员，在风云激荡的纷乱世变中，跌宕的命运与复杂的结局。 首先，以一支大分的吴兑、吴有孚父子为中心，联系二支三分的吴宗道，看吴大斌、大圭兄弟子侄及孙辈兴祚，三代人的际遇有云泥之别。被政治背景强行割断的历史渊源，却因血缘关系得以连缀、接续；而私修家谱及域外史料，在弥补官方叙述中被割断的历史联系中起了重要作用。由此，我们可以透视明代卫所制与清代八旗制的关系、明代军民变身为清朝领属的经过，这即明清时代国家转型的表现之一，也是清承明制的具体运作方式。通过考察清廷编纂《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凝聚满洲意识的努力，还可看出清廷塑造国家形象的手段，正是以大规模地消除不同民族、族姓间的差异、来源为前提。这也提示胜利者在塑造国家意识时，强调统一性，消除多样性，结果使权力日趋集中，同时也离事实真相越来越远。 其次，考察吴氏族人在明清易代过程中的动向，可重现不少隐秘的历史细节：私家记载中的“东宁镇抚”吴大斌，在清代官方、半官方记录中被隐去，显示清廷忌讳记载入关前臣属明朝的史事，涉及女真金国与明代真实关系的历史记录都被禁除。明朝经营辽东的努力和困难，抗金势力的内部矛盾，不透过吴大斌、吴廷忠、马骢与毛文龙的矛盾难以显示；登州派与东江派的冲突，也隐含着新旧势力对辽东利益格局的争夺；而吴兴祚祖孙三代的遭遇，隐藏着“异数”背后的内因及血腥。明、清政权的对峙与转移，固然离不开诸多州山吴氏这样的世家大族支持，世家大族与统治政权结合的紧密度，也决定了该家族生命力的盛衰。吴大斌兄弟、子侄、祖孙三代的经历，显示吴氏家族在辽东持续上百年的经营，没有因为易代鼎革而湮没，反在贯通南、北血脉后，有了花开两枝的意外结果。 再次，吴氏家族注重积累财富。吴兑总督宣大时期，执行“款虏”政策，即大力从事与蒙古的经济、军需生意；其嫡子吴有孚与族叔吴宗道因地制宜，利用中朝边境的中江贸易市场及登州水师船只，从事朝鲜边贸及海外贸易，每年发货达20船左右；而吴宗道的外甥马骢也通过与女真的纺织品、杂货贸易，获得厚利而遭到毛文龙的攻击，并结下私怨影响族人的命运。至易代之后，两广总督吴兴祚与海商的密切关系及“鼓铸浮冒”而被调职的经历，也都提示我们：这个家族的财富积累持续数代，具有善于利用体制缝隙从事多边贸易的传统。其贸易对象包括蒙古、女真、朝鲜及以澳门为起点的海外市场，贸易网络遍及内陆东北亚及东南沿海。这也是一个世家能够立足的经济基础。 最后，山阴州山吴氏族人的文化地位不容忽视。无论是作为宁、佟氏满汉弟子启蒙师的吴廷忠，还是吴大斌、大圭兄弟子侄在辽东自在州、清河、辽阳等地中式庠生、从事教授的资历，甚至吴兴祚的风雅，都可说明作为世家的州山吴氏族人所拥有的明显文化优势。换个角度看，也对抚育满族文化的成长、壮大起了应有的作用。这些都可加深我们对明清易代、满汉民族融合乃至清承明制之说的具体认识，也使我们对明清之际的国家转型、个人与家族、社会、文化等多方关系有了不同方位、更多角度的感悟及体验。由此，明清时代欧亚内陆与海外世界间难以割断的经济、文化联系，也多多少少、或隐或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附：《山阴州山吴氏世系简表》
附识：2015年2月初稿，2016年11月二稿，2017年9月三稿，12月四稿。2018年5月五稿，感谢匿名专家和主编多次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耐心细致地指导本文渐臻完善，谨此郑重致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