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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吕思勉读史札记》是一部近90万字的煌煌巨著，其中比较充分地显示了吕思勉的治史门径、学术功力、考证成果和史学见识。该书立足于精致的历史考据，涉及政治、经济、民族、地理、文化、社会生活、中外联系等各方面的历史内容，体现历史研究的广阔视野。吕思勉考史，具有很强的怀疑精神，发现和论证了不少史籍上的讹误。他重视历史理论的修养，考证历史善于探本求源和运用辩证方法，因而史识通明并撰成多种中国通史、断代史等专著。吕思勉的史学成就，对历史研究具有启迪作用：一是要坚守治史求真的准则，二是要具备理论思维和研究方法，三是要精思善疑，四是要兼具宏远史识与微观考察。 关 键 词：读史札记 历史考据 求真 探本求源 作者简介：乔治忠，廊坊师范学院特聘教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荣誉教授。 吕思勉(1884-1957)是近现代中国杰出的历史学家，毕生致力于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工作，撰述等身，学术渊博，专心治史，中立不倚，学理自明而不卷入派系博弈。他撰成多种独具特色的中国通史和断代史著作，功力源自认真研读史籍，扎扎实实做读史札记。今有《吕思勉读史札记》上下两册，全书内容立足于史料辨析和史事考证，同时具有宏观研讨的宗旨，即不仅取得历史考据的丰硕成果，而且在考据之中也映射出精深的史识，成为历来史家读史札记之书中别具一格的佳作。 一、《吕思勉读史札记》的广阔视野 《吕思勉读史札记》(以下简称《读史札记》)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按时段及分类编辑，1982年出版发行，全书总括了曾出版和未曾出版的所有札记，而且为作者最后的修订稿，比较充分地显示了吕思勉的治史门径、学术功力、考证成果和史学见识。全书共有527篇条目，篇幅长短不一，其中多有属于专题论文者，为作者精心撰写，并非读史中随手记述。全书总计约近90万字，可谓一部煌煌巨著。《读史札记》涉及的历史时段，以先秦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最为丰富，隋唐、宋元包括辽金各代，条目显著较少，明清时期的内容基本阙如，在72条通代性的历史考论内，同样较少涉及明清时期的史事。这表明吕思勉撰著《读史札记》，并不是在读史中随机记录史料和解说、判断，而是作为一项最重要的学术著述，按历史时代顺序，进行系统、全面地考核史料、判断真伪和解析历史。《读史札记》与吕先生的通史、断代史著述是伴生的关系，即写作中互动、互补，不能将之仅仅看作为通史、断代史撰述的准备工作。《读史札记》的写作，仿从顾炎武《日知录》的撰述宗旨，即所谓“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①按完美的目标细致斟酌，反复加工，以至于直至逝世，没有来得及将笔触伸展到明清历史的考察。 《读史札记》对中国古代史的考察，内容上达到多视角、全方位的水准，政治、经济、民族、地理、文化、社会生活、中外联系等无不囊括，许多重要问题如刑法、理财、借贷、经史之学、民族风情的考释，构成较为系统的系列条目，钩玄发微，探索辨析，细致深切，显示了既全面考察社会历史的宏阔视野，又深入到具体史事的解析，往往指陈数语，就将复杂问题的实质点明，令人有豁然明朗、瞬间领悟的感觉。如关于图谶与纬书之间的区别，有七篇札记，以疏解图谶的发展源流为主。其中提出：“谶，自古所有也，谶、纬相附，则王莽之所为也……谶虽妖妄，纬则多存经说，后人卒不忍弃者以此。”②在另一条目也指出：“纬书之名目虽妄，而其为物，则固为今文经说之荟萃；使其具存，其价值当尚在《白虎通议》之上也，乃以与谶相杂，尽付一炬，亦可哀矣。”③此皆要言不烦，为重新认识汉代谶纬问题开一门径，拓展了视野和深度。 据吕思勉的自述，他于16岁之前就在父亲指导下精读《日知录》、《廿二史札记》等书，④其《读史札记》深受顾炎武、赵翼二书的影响并超越之。顾炎武撰《日知录》，以考释精湛为鹄的，自视为传世之作。吕思勉则以顾炎武为榜样，欲将状似碎金的《读史札记》写成传世的学术精品，其中系列性的经济史考索如《管子轻重》四篇、《古振贷》六篇、《唐代市舶》五篇、《官家出举》两篇以及散见单篇的《汉世振贷》、《赐田》、《质田以耕》、《田亩隐匿》、《元时献田》、《庄田》、《职田收租之重》、《豪强占田之害》、《青苗法》、《羊羔利》、《印子钱》、《田制》、《民间借贷》、《质典》、《借贷利率》等，对历史上经济现象，无论事体巨细，凡世人未能明了者，一经发现即作梳理和考察。而如《论吴越文化》、《洪范庶民惟星解》、《论经学今古文之别》、《诗序上中下》、《左氏不传〈春秋〉上中下》、《清谈》五篇等，无论篇幅和议论结构，都算得上是严谨的学术论文，见解独特，理据充实，是《日知录》所不具备的撰写方式。赵翼《廿二史札记》归纳不同时代类似历史现象，似与《读史札记》中专题论文相仿佛，也许吕思勉正是受到赵翼札记写法的启迪，但赵翼此书不精于考核，史实讹误俯拾皆是，这在学界早经揭出，⑤与吕思勉《读史札记》之求真考实无法媲美。 吕著《读史札记》能够对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文化史、法律史、少数民族史等各方面的史事，予以成系列的考释和评议，既是得益于古代前贤的治学典范，更具有新时代赋予的宏阔眼光，他最早接受过康有为今文经学的观点，也曾流连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学说，历史理论的浸润必然在治史活动中打下烙印，使其考据不单单是要弄清具体的史实，而是以更大的视野投入历史研究。他自言：“人家都说我治史喜欢讲考据，其实我是喜欢讲政治和社会问题的。”⑥他一生撰成中国通史和多部断代史以及其他专门史著，其中包括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论的撰述，成功地实践了宏观性、综合性研讨历史的意愿。在1945年出版的《历史研究法》一书中，吕思勉明确提出： 讲学问固不宜豫设成见，然亦有种重要的观念，在治此学以前，不可不先知道的，否则就茫无把握了。……我所认为读史之先，应该豫先知道的，略说几条如下：其中第一紧要的，是要知道史事是进化的，打破昔人循环之见。……第二，马克思以经济为社会的基础之说，不可以不知道。社会是整个的，任何现象，必与其余一切现象都有关系……以经济为社会最重要的条件，而把他种现象，看作依附于其上的上层建筑，对于史事的了解，实在是有很大的帮助。但能平心观察，其理自明。⑦ 可见吕思勉很早就确立了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观念，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关于社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论断，他在《中国通史》著述中设立诸多经济类专题予以述论，在《读史札记》中有许多精心考证的经济史条目，纠正旧史学过于偏重政治史的流弊，乃是具备历史理论、史学观念上的自觉性，表现出卓越的史识。 吕思勉对于历史学的宗旨，是以求真为准则，《读史札记》的撰写，本身就是要探求历史之真实状况，并且要将考实后的结论运用到系统的史著。在《历史研究法》中他曾指出：“借历史以激励爱国家、爱民族之心”、“借历史以维持道德的观念”等，“用之太过亦有流弊”，因为可能“昧于事实的真相”，“无益于求真”。⑧在《读史札记》全书中，他是兢兢业业考求史实，基本不言鉴戒之论的道德评议。当然，在其他系统的通史、断代史中是富有历史评论的，撰述宗旨与专意考史的《读史札记》有所区别。但其议论，必依据业经考据的史实，史实不明，就不随便发论。因为确切的史实是评议的基础，吕思勉对历史考据始终十分重视，他指出：“凡治史，固然不必都讲考据，然考据之门径，是不能不知道的。”⑨《读史札记》的特点，就是在严谨、精密的历史考证中，融汇广阔的历史视野，其中的治学方法和考史结论，对今日的学人仍然具有取之不尽的滋养和启迪。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