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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思勉读史札记》的史识与启迪(4)

http://www.newdu.com 2019-01-04 《学术研究》2018年第3期 乔治忠 参加讨论

    四、具体考释的精见与局限
    吕思勉《读史札记》中充满精辟的考据,成为研习、查核历史典故的渊薮,上文已经多所列举,此处谨摭取若干具体史事的考释条目,以再示其例。
    《史记》为先秦的老子写有传记,称其官任“周收藏室之史”。(29)自古解释这个官制,皆言“守藏史”为管理图籍和记录史事之职。但《读史札记·守藏室之史》条以极简要的篇幅,否定了传习甚久的附会之词,引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之记述:“晋侯之竖头须,守藏者也。其出也,窃藏以逃……”这里的“守藏者”是保管某些财物的人员,由未及成年之人担任,可见职位低下,吕思勉指出老子主管的“守藏室”,就是收存财贿之处而已。这条考订简短精炼,意旨深远,道出老子如果真的身居管理政府图籍和记录史事要职,也就没有必要逃离职守去隐居撰书了。为《史记》作注释的古代学者,之所以形成许多望文生义的附会,一是总想用后人抬高了的老子形象来解说其事迹,二是对“史”字没有充分的理解,总将“史”看成政府内记录和保藏文学图籍的重要职官。实际“史”的最初原意,与“吏”、“事”、“使”通同,凡被任用的办事人员均可称“史”,“守藏室之史”也可写作守藏之吏。在《读史札记》出版多年之后,今号称研究“国学”之人撰文著书,仍然流行着对老子官职的讹误解释,真是令人情何以堪!
    汉代大兴收徒讲学之风,经师名下弟子,动辄超百过千,延至魏晋南北朝,盛况不减。《读史札记·讲学者不亲授》以充沛的史实,考订出当时名师并不亲自讲解,而是由部分弟子间接传授,连郑玄这位著名学者,最初投师于马融名下,仍三年不得一见。更有些门徒只是挂名,“除借资声气而外,别无他益,不过为其虚名所眩而已”,有时举办讲学大会,大多也只是“可以要名誉,可以广声气,于学则无益也”。(30)这一考订,揭示了自古学界就有的虚浮风气,读史之中,遇此类渲染历代名师广收门徒、开课讲学的盛况,当察其是否仅仅要名誉、广声气而已。即如当今的一些“名师”行为,亦当引为炯戒。
    《尔雅》一书是中国古代的一部词典,而其产生时代,众说纷纭。国人研治传统文史,喜将古籍成书年代前移,以为书籍越古越有价值,是乃嗜古、佞古风气影响下的一种流弊。《尔雅》被看成周公旦作、孔子作、子夏作等,持此类说法者代不乏人,穿凿附会,全然不顾书中明显存在大量出于汉代的文词典故,实为嗜古流弊之一。《读史札记》有《论尔雅谁做》、《释尔雅》两条考订,梳理各种观点,否定其书始于先秦的说法,认为汉平帝元始五年曾征求通《尔雅》之学者,表明其书最初形成于西汉后期。(31)盖词典一类书籍,不断更新和增添内容,乃是常例。与吕思勉《读史札记》这一考证观点相近者,自古历历可数,宋代欧阳修、郑樵、叶梦得、朱熹,清《四库全书》馆臣、近代学者梁启超、罗常培、胡朴安、现代文字学家周祖谟、文献学家余嘉锡、汉语言文学家王力等人,都认为今本《尔雅》成书于汉代。吕思勉则具有新证据、新观点,如指出汉平帝征求通《尔雅》之士,是其书存在之最早的可信依据,就连“尔雅”二字之解义为“近古”,所谓“尔雅以观古”,其语意也是起自汉代。(32)然而迄今芸芸学人,仍东拉西扯,喧嚣不已,将不成理据的闲杂素材纷乱堆积,非要将此书推入上古时代不可,其究竟意欲何为哉?
    魏晋选拔官员,实行九品中正制,身居州郡大中正者,是关键性的人物,对此职位认识模糊者、认为是官员者,在史学界恐为数不少。《读史札记·中正非官》标题即一语破的,考中引录确切史料指出“案诸州中正,亦非品令所载,又无禄恤”,(33)所以中正并非官职,乃是择取有名望、威信的士大夫以裁定清议,品评人才。此虽为小小考订,然令人眼前一亮,加深了对初期的九品中正制与当时社会状态的认识。
    《读史札记》之《脉法》条目,不足500字,然振聋发聩,授人以真知。开篇就指出:“中医多以善诊脉自诩,甚者谓能诊脉,则不待问而可知所患,此乃欺人之谈。”随之列举了史籍中关于诊脉的不同记述,辨析真讹,说明“脉法实不可深恃”,古来医者诊脉,“所以补望闻之不足也”。(34)此项考证虽则简要,但值得深思的不仅仅在于诊脉一项,直至当代,世间仍然此起彼伏地惊现各类中式神医,其谈吐、运作,往往神奇怪诞,上当受骗之人不计其数。可知吕思勉之此等考辨,绝非雕虫游艺之技,但能够读到这些文章太少,虽读得到却从眼前轻易滑过并无深思者,又不在少数,惜哉!
    吕思勉的考证之文,有些远非一锤定音之论,甚至有些观点尚值得商榷,论据也不够充足,但梳理文献资料,贯穿百家说法,提出问题并且为进一步探索奠定基础,仍具备很高的学术价值。如《读史札记》戊帙收载的《胡考》、《貉族考》,都是长篇论文,分别对中国周边重要的少数民族进行了全面考证,探源溯流,几乎穷尽历朝历代的文献史料,梳理解释,分析判断,今后相关历史问题的研究者绝不应予以忽视。又有一些考释属于知识性的历史典故,其中关乎古代社会经济方面的术语和史实尤为醒目,如《古振贷》、《汉世振贷》、《赐田》、《质田以耕》、《庄田》、《青苗法》、《羊羔利》、《印子钱》、《田制》、《官家出举》、《京债》、《质典》、《借贷利率》等,都提供了明晰、确切的中国经济史知识,阅之比研读原始史籍更能快捷、准确地领会,实为嘉惠读者之作。这样的实例不胜枚举,此处不一一叙述。
    然而金无足赤,《读史札记》也有其缺陷和局限。如对传说中的中国远古圣王,尽管引述的资料比后世史书内不实记述还要荒唐,但吕思勉仍然尽力回避其是人是神的判断,远逊色于“古史辨派”学人的明识和果敢。这可以说是出于平和、谨慎,但无疑是明显地放松了评判标准,与他对待后世史籍历史记载的严格审视,形成反差。前已提到:《读史札记》在考述炎帝与黄帝之争中,不言其人其事是否可信,而得出“炎、黄之际,为世变升降之会”的看法,貌似撇开争议转而思考上古传说之更宏大的社会意义,但炎帝、黄帝是否真是上古人君以及所处的时代尚无着落,能够断言“为世变升降之会”吗?其他如考察商周之史,而基本不利用甲骨文、金文史料研究的已有成果,使某些考订仅仅游移于文献资料,是对这些新史料的真伪与可信度,心存过度的疑虑。
    《周官》之书,又名《周礼》,最早也是战国时期纂成,其中官职设置不仅不合于西周、也不完全符合春秋时期的体制,盖由文人吸取西周、东周某些官名,而不顾史实地按照理想化方案做出的主观设计,使之外形十分规整,却较多虚构内容。围绕《周官》真伪和成书年代,学术界有过激烈的争辩,至今未得平息。《读史札记》有《周官五史》条目,按《周官》所言五史即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及其职能,杂取春秋时各国官职与之对应阐释,甚属无谓。出土铜器铭文中史官名目繁多,但并无“小史”、“外史”作为职官之说,盖编纂《周官》者为了大小、内外之对应整齐而造作。吕思勉虽不认为《周官》描述的是西周官制,却欲贴合于春秋时期,未曾研究金文史料,是造成这个缺陷的原因之一。但这种局限性在学界并不少见,即通晓金文史料之学者也有此误,因此根本上是观念的问题,是刻意不与“古史辨派”观点认同所导致。与顾颉刚、童书业有良好关系并且曾经通力合作,却在史学理念上着意疏离,是吕思勉治学历程的最大遗憾。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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