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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具体考释的精见与局限 吕思勉《读史札记》中充满精辟的考据，成为研习、查核历史典故的渊薮，上文已经多所列举，此处谨摭取若干具体史事的考释条目，以再示其例。 《史记》为先秦的老子写有传记，称其官任“周收藏室之史”。(29)自古解释这个官制，皆言“守藏史”为管理图籍和记录史事之职。但《读史札记·守藏室之史》条以极简要的篇幅，否定了传习甚久的附会之词，引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之记述：“晋侯之竖头须，守藏者也。其出也，窃藏以逃……”这里的“守藏者”是保管某些财物的人员，由未及成年之人担任，可见职位低下，吕思勉指出老子主管的“守藏室”，就是收存财贿之处而已。这条考订简短精炼，意旨深远，道出老子如果真的身居管理政府图籍和记录史事要职，也就没有必要逃离职守去隐居撰书了。为《史记》作注释的古代学者，之所以形成许多望文生义的附会，一是总想用后人抬高了的老子形象来解说其事迹，二是对“史”字没有充分的理解，总将“史”看成政府内记录和保藏文学图籍的重要职官。实际“史”的最初原意，与“吏”、“事”、“使”通同，凡被任用的办事人员均可称“史”，“守藏室之史”也可写作守藏之吏。在《读史札记》出版多年之后，今号称研究“国学”之人撰文著书，仍然流行着对老子官职的讹误解释，真是令人情何以堪！ 汉代大兴收徒讲学之风，经师名下弟子，动辄超百过千，延至魏晋南北朝，盛况不减。《读史札记·讲学者不亲授》以充沛的史实，考订出当时名师并不亲自讲解，而是由部分弟子间接传授，连郑玄这位著名学者，最初投师于马融名下，仍三年不得一见。更有些门徒只是挂名，“除借资声气而外，别无他益，不过为其虚名所眩而已”，有时举办讲学大会，大多也只是“可以要名誉，可以广声气，于学则无益也”。(30)这一考订，揭示了自古学界就有的虚浮风气，读史之中，遇此类渲染历代名师广收门徒、开课讲学的盛况，当察其是否仅仅要名誉、广声气而已。即如当今的一些“名师”行为，亦当引为炯戒。 《尔雅》一书是中国古代的一部词典，而其产生时代，众说纷纭。国人研治传统文史，喜将古籍成书年代前移，以为书籍越古越有价值，是乃嗜古、佞古风气影响下的一种流弊。《尔雅》被看成周公旦作、孔子作、子夏作等，持此类说法者代不乏人，穿凿附会，全然不顾书中明显存在大量出于汉代的文词典故，实为嗜古流弊之一。《读史札记》有《论尔雅谁做》、《释尔雅》两条考订，梳理各种观点，否定其书始于先秦的说法，认为汉平帝元始五年曾征求通《尔雅》之学者，表明其书最初形成于西汉后期。(31)盖词典一类书籍，不断更新和增添内容，乃是常例。与吕思勉《读史札记》这一考证观点相近者，自古历历可数，宋代欧阳修、郑樵、叶梦得、朱熹，清《四库全书》馆臣、近代学者梁启超、罗常培、胡朴安、现代文字学家周祖谟、文献学家余嘉锡、汉语言文学家王力等人，都认为今本《尔雅》成书于汉代。吕思勉则具有新证据、新观点，如指出汉平帝征求通《尔雅》之士，是其书存在之最早的可信依据，就连“尔雅”二字之解义为“近古”，所谓“尔雅以观古”，其语意也是起自汉代。(32)然而迄今芸芸学人，仍东拉西扯，喧嚣不已，将不成理据的闲杂素材纷乱堆积，非要将此书推入上古时代不可，其究竟意欲何为哉？ 魏晋选拔官员，实行九品中正制，身居州郡大中正者，是关键性的人物，对此职位认识模糊者、认为是官员者，在史学界恐为数不少。《读史札记·中正非官》标题即一语破的，考中引录确切史料指出“案诸州中正，亦非品令所载，又无禄恤”，(33)所以中正并非官职，乃是择取有名望、威信的士大夫以裁定清议，品评人才。此虽为小小考订，然令人眼前一亮，加深了对初期的九品中正制与当时社会状态的认识。 《读史札记》之《脉法》条目，不足500字，然振聋发聩，授人以真知。开篇就指出：“中医多以善诊脉自诩，甚者谓能诊脉，则不待问而可知所患，此乃欺人之谈。”随之列举了史籍中关于诊脉的不同记述，辨析真讹，说明“脉法实不可深恃”，古来医者诊脉，“所以补望闻之不足也”。(34)此项考证虽则简要，但值得深思的不仅仅在于诊脉一项，直至当代，世间仍然此起彼伏地惊现各类中式神医，其谈吐、运作，往往神奇怪诞，上当受骗之人不计其数。可知吕思勉之此等考辨，绝非雕虫游艺之技，但能够读到这些文章太少，虽读得到却从眼前轻易滑过并无深思者，又不在少数，惜哉！ 吕思勉的考证之文，有些远非一锤定音之论，甚至有些观点尚值得商榷，论据也不够充足，但梳理文献资料，贯穿百家说法，提出问题并且为进一步探索奠定基础，仍具备很高的学术价值。如《读史札记》戊帙收载的《胡考》、《貉族考》，都是长篇论文，分别对中国周边重要的少数民族进行了全面考证，探源溯流，几乎穷尽历朝历代的文献史料，梳理解释，分析判断，今后相关历史问题的研究者绝不应予以忽视。又有一些考释属于知识性的历史典故，其中关乎古代社会经济方面的术语和史实尤为醒目，如《古振贷》、《汉世振贷》、《赐田》、《质田以耕》、《庄田》、《青苗法》、《羊羔利》、《印子钱》、《田制》、《官家出举》、《京债》、《质典》、《借贷利率》等，都提供了明晰、确切的中国经济史知识，阅之比研读原始史籍更能快捷、准确地领会，实为嘉惠读者之作。这样的实例不胜枚举，此处不一一叙述。 然而金无足赤，《读史札记》也有其缺陷和局限。如对传说中的中国远古圣王，尽管引述的资料比后世史书内不实记述还要荒唐，但吕思勉仍然尽力回避其是人是神的判断，远逊色于“古史辨派”学人的明识和果敢。这可以说是出于平和、谨慎，但无疑是明显地放松了评判标准，与他对待后世史籍历史记载的严格审视，形成反差。前已提到：《读史札记》在考述炎帝与黄帝之争中，不言其人其事是否可信，而得出“炎、黄之际，为世变升降之会”的看法，貌似撇开争议转而思考上古传说之更宏大的社会意义，但炎帝、黄帝是否真是上古人君以及所处的时代尚无着落，能够断言“为世变升降之会”吗？其他如考察商周之史，而基本不利用甲骨文、金文史料研究的已有成果，使某些考订仅仅游移于文献资料，是对这些新史料的真伪与可信度，心存过度的疑虑。 《周官》之书，又名《周礼》，最早也是战国时期纂成，其中官职设置不仅不合于西周、也不完全符合春秋时期的体制，盖由文人吸取西周、东周某些官名，而不顾史实地按照理想化方案做出的主观设计，使之外形十分规整，却较多虚构内容。围绕《周官》真伪和成书年代，学术界有过激烈的争辩，至今未得平息。《读史札记》有《周官五史》条目，按《周官》所言五史即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及其职能，杂取春秋时各国官职与之对应阐释，甚属无谓。出土铜器铭文中史官名目繁多，但并无“小史”、“外史”作为职官之说，盖编纂《周官》者为了大小、内外之对应整齐而造作。吕思勉虽不认为《周官》描述的是西周官制，却欲贴合于春秋时期，未曾研究金文史料，是造成这个缺陷的原因之一。但这种局限性在学界并不少见，即通晓金文史料之学者也有此误，因此根本上是观念的问题，是刻意不与“古史辨派”观点认同所导致。与顾颉刚、童书业有良好关系并且曾经通力合作，却在史学理念上着意疏离，是吕思勉治学历程的最大遗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