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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思勉读史札记》的史识与启迪(3)

http://www.newdu.com 2019-01-04 《学术研究》2018年第3期 乔治忠 参加讨论

    三、治史的探本求源与辩证方法
    在历史学研讨中,无论历史事实的清理和考订,还是历史问题的分析与评判,都存在许多疑难之处,这或因史料缺乏,或因记载纷纭。吕思勉在读史、治史中,面对此类问题,往往采取探本求源与辩证方法,求得别开生面的见解,是其学术特长之一,在《读史札记》中多有体现。
    探本求源地考察历史事物,方能了解研究对象最初的状态,清晰地梳理其后来的演变,从而得出新的学术见解。例如《读史札记》中有《儒术之兴》三篇和《汉儒术盛衰》两篇,对中央集权条件下儒术的处境,从秦始皇时期探索,发现秦朝并非不用儒生,汉代自开国之始,儒学即逐渐发展,文帝、景帝时均有重儒行为,因而认为“儒术之兴,乃事势所必至,汉武特适逢其会耳”,“儒术之兴,实不自武帝始矣”。(21)经一番循流溯源的研讨,吕思勉指出:汉武帝其实并非推尊儒术的君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议出于掌权儒臣卫绾、窦婴等人,当时武帝年仅17岁,未必明白什么是儒术。“终武帝之世,儒生见任用者,亦惟(公孙)弘一人而已”。(22)这一学术特见,理据充分,驳正学界历时甚久、流传极广的说法,实为以探本求源方法治史的显著成果。更值得注意的是《读史札记》中《论吴越文化》一篇,发掘有限的资料,以作文化的探源,据殷代之前用贝为货币,判断古民族起自海滨,据用火、结巢等传说资料,指出“南方巢居,北方穴居”,认为中国最早的文化起源于南方,初植于扬州,后来西迁与北移。这虽然不能成为定论,但挑战了历来视中国文明起于黄河流域的说法,惊世骇俗,且与现代的考古发现切合,因为诸如良渚文化以及广东、广西古人类遗址,年代比中原考古遗址更为久远。其他如《儒家之三皇武帝说》、《周先世世系》、《皇帝说探源》、《九品官人之始》,谋篇立意就是为了探查具体历史问题的源流,《古振贷》等多篇涉及经济史问题的考述,《拓跋氏先世》上、下和《宇文氏先世》等关乎少数民族发展始末,均为梳理历史、考镜源流之杰作,显示了作者多方面追索和思考历史本源问题的治史风格。
    对史料予以辩证的分析,可以打破直观考释局限,开辟认识历史的新境,是一种基于理论思维上的研究方法,适度运用,可以促成学术创新。吕思勉《读史札记》对辩证方法的运用相当谙练,如《古振贷五》条,列举《史记》所记述的春秋时孟尝君史事,孟尝君既以粟放债,又以钱放债,从中取息用来补充招养宾客之赀。吕思勉认为“此等说自不足信,然当时必有此等事,乃得造作此等说也”。意思是说孟尝君不一定有这种放债的行为,但春秋时此类放债的现象必然存在。这样的推断撇开对人物事迹的考证,直接将其中史料引向对当时社会状况的考察,而关于具体人物事迹的记述是否确实,已经无关紧要,史识顿显深切。从不一定真实的记载得出更宏观的真知,具备由表及里、见微知著的辩证思维特征。
    吕思勉的辩证思维方法,还表现在对历史上对立或并行事物的分析,他不绝对地否定或肯定哪一方,而是依据事实考察二者的关系,以及彼此的消长。例如在经学今文学和古文学之间,《读史札记》中固然严词批评古文经学,认为“毕竟今文之价值,较大于古文”,(23)但对今文经学并不一味回护,在《汉儒术盛衰下》中,吕思勉将古文经学的许多弊端,皆解析为来自今文经学,连续论证“古学家之弊,今学家实启之也”,“古学之弊,今学实启之也”,“古学之分争,今学实自启之也”。(24)为什么不同的学派会互相传染弊病?因为今文、古文经学皆成末流,此为汉代经学衰败的根由,“宜乎儒术极盛之时,即其衰替之会也”,(25)这超越了学派之争,客观地考察儒学衰退的内在缘由。在分析《春秋》三传的记述史事之区别时,吕思勉认为:
    古事之传于今,有出史官之记载,士夫之传述者;亦有出于东野人之口,好事者为之者。有传之未久,即著竹帛者;亦有辗转传述,乃行简册者,由前之说,其言恒较雅,其事亦较确。由后之说,则其词多鄙,其事易芜。《左氏》所资,盖属前说,《公》、《谷》所本,则属后说也。以记事论,《左氏》诚为近实,然以义论,则公羊子独得圣人之传已。(26)
    这段论述,在论述上古史籍形成的本源以及评议《左传》与《公羊传》各自的特点时,都体现了一分为二的辩证分析,而且将探本求源与辩证方法有机地结合于一起。
    在吕思勉的通史著述中,也随处表现出辩证思维的特色,因而能够将历史讲得生动活跃,颇有特见。例如谈到宋代统治者的腐化,认为“虽其一部份分子的腐化,招致了异族的压迫,却又因异族的压迫,而引起了全民族的觉醒,替民族主义,建立了一个深厚的根基,这也是祸福倚伏的道理”。(27)在论说中国古代文化发展时,提出可以将之划分先秦诸子、魏晋至唐代的玄学和佛学、宋明理学等三个时期,“这三期,恰是一个正、反、合。怎样说这三期的文化,是一个辩证法的进化呢?”(28)他接着对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做了较长篇幅的解析。这里不必敷陈和评析吕思勉的观点,仅从上述即可得知作者对辩证法的观念和术语,早有较深的领悟。考订历史、论述历史都运用辩证方法,是吕思勉具备高超史识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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