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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新审视与塑造中国主体 “在一系列社会实践当中，主体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弥散，但是意识的领域里并没有提供相应的思想工具以勾勒这种状态。”全球化虽然没有取消民族国家的思考模式，却让整个系统愈加复杂，思想必须穿透实体性的国家观念才有可能获得新的生机，它需要在流动的状态下用一种机能性的思维方式重新审视与塑造中国主体的真实存在。 重建某种宏大主体，看上去是一桩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而集体性的主体只是在90年代的文本中消失了，人们于是进一步以为它在思想中也消失了，但它在现实的生活与社会中并没有消失。如果我们轻易接受解构主义以来的主体性败落的观念，那么我们就成了这种话语的奴隶，成为一种俗套与刻板模式。“中国”无法由任何一种单一观念来代言，它必须深入到现实的肌理之中，寻求自己的声音。 面对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和以群体性为表象而实质不过是消费社会变体的个人主义，我想可以重新打捞集体性的遗产，重建当代中国的集体性。这种集体性与早先政治意识形态一体化的那种集体主义有区别又有联系，原先的集体主义有着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时期的“新社会”与“新人”的诉求，那种乌托邦冲动试图塑造一种“新文化”，这种新文化的主体具有高度的政治同一性。在当时的文学实践中，比如赵树理、柳青、周立波等人的小说中，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个体与集体的统一，即个体与集体密不可分地联结起来，从而具有了乐观、昂扬和充满信心的未来感。但它的缺陷也是一目了然的，即它混淆了个人的私密生活与集体的公共生活，因而取消了个体的独特性，不可避免会导致同质性对于个性的压抑。 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与后来一系列的文学思潮，直至90年代的各类文学现象很大部分精力都是用在颠覆这种公私不分、政治性压倒审美性、集体性取代个人性的文化结构上。这本来是历史与文学发展的合法性诉求，只是如今它走向了过犹不及的反面。我们已经失去了想象未来的能力和建构理想的勇气，作家们都沉溺在实然的个体遭际与无常命运中不能自拔。它们表现为对于现代民族国家与革命时代建构起来的主流史观的消解，对于人性恶的一面为了挑衅真善美的宣教传统而做的逆反式追求，对于琐碎现实的一声叹息和随波逐流，放弃了从现实中提炼和超拔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这是文学集体的堕落，讲述的只是“中国故事”的某一狭小的、被限定的片面，而这种文学就从真正的历史中抽身而去，它变成了滞后于现实与时代的东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