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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多元共生的集体性 我所说的“集体性”是要从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封闭圈中走出，重新让文学进入到历史生产之中，个人不再是游离在现实之外的分子，而是通过文学联结现世人生的零碎经验，恢复与发明历史传统，重申对于未来的理想热情，营造总体性的规划，建构共通性的价值。这要求文学从学科的机械划分中走出来，走向公共性的空间，联结社会与时代最切要、重大的问题，而不是拘囿于某种孤芳自赏、酬唱往来的小圈子。那种刻意规避文学的政治性质、貌似阳春白雪的团体往往以超越世俗的标持自居，其实不过是面对现实的无能为力，甚至有意地在逃避中封闭了自己的双眼和心灵。因为，“纯洁性”本身与政治脱不了关系，但另一方面文学“有自己的政治，或更确切地说有其特定的元政治”，“文学就是真实的生活，是为我们治疗爱情虚构和政治虚构的误解的生活”。这样的文学超越了曾经的对于世界的摹仿，也不再是对于世界的阐释，而是要成为世界本身的组成部分，进而改造生活。 中国是个非均质存在，充满着种种区域、族群、经济、文化的不平衡。在文学上最突出的特点是多民族叙述与抒情的差异性，这种由生产与生活方式、民俗仪轨、宗教信仰、语言、地域等因素造成的内部多样性不能忽视。但是问题的另一方面是，这个多元的中国也有自己的“总体性”问题，毕竟无论“全球化”如何深入渗透到政治、贸易、消费、文化乃至生活的方方面面，全球体系依然是以主权国家为单位进行的对话、合作、联盟与冲突的格局。这种多元与一体的辩证法要求我们必须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以文化的公约数，建构某种共通经验和未来可能。事实上，21世纪以来，关于中国未来的命运，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意识到共识的重要，并且在思想建构上做了一定的努力，比如“共同的底线”和“牛津共识”的提出等。这些成果未必严谨或者真正于思想与学术有多大推进，但却显示了知识分子意识到和体现在行动上的基本倾向。诚然，随着多元主义和现实利益与价值观念的差异扩大，建构80年代的那种“态度的同一性”也许未必可行，却不妨碍我们重新思考求同存异、想象同一个美好未来的可能性。 回到文学的层面，我曾经在之前数篇文章中试图建构一种“文学共和”的观点，即要重申新中国建立的理论根基“人民共和”。“人民”具体存在的丰富多元与理想愿景的共同诉求决定了需要用“共和”来建构一种集体性。这里的集体性不是铁板一块的“一体性”———事实上从来就不存在那种“一体性”，它总有裂口和隙缝，也不是孤立分子式的聚合，它指向一种有机与能动。在所谓的“大历史”结束之后，意识形态并没有终结，而“人”也依然充满了各种生发的契机。这样语境中的“中国”是机能性而不是实体性的，需要再次恢复个人与历史之间的联结。“文学”应该既是知识性、娱乐性、教育性、审美性的，又是有机性、实践性、能动性、生产性的。只有建构了对于“中国故事”的集体性，才有可能谋求中国主体既保持对内对外的开放，又能够独立自主的重建。解决了如何理解这样的“中国故事”，那么如何“讲述”便不再成为问题，“讲述”内含在这种中国理解之中，技术性的层面永远都无法脱离内容而存在，“共和的集体”题中应有之义便是讲述手法与方式的多元共生。 （本文刊载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