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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一项重要举措，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矛盾的必然要求。文章对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政治经济背景进行了分析，认为新时期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如果不转变思路，很可能会再次遭遇过去那些由国家主导实施的乡村建设运动所面临的困境。因此，在自上而下的政策实施过程中，需要寻找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平衡力量，鼓励地方社会的多元自主发展，寻找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从人类学的视角来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是如何发挥地方社会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能力”。 关键词：乡村振兴；发展主义；多元自主；后发展；混杂文化 作者简介：李文钢，男，汉族，1986年，云南昭通人，民族学博士，贵州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民族地区农村发展。张引，中共贵阳市委党校副教授，主要从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是应对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城市的扩张对乡村人力和物质资源的“剥削”导致的乡村贫困、衰败与凋敝，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自然是希望未来中国乡村能够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在党的十九大召开之后，学术界关于乡村振兴战略如何实施的讨论中，多数学者关注的是中国乡村如何实现内部经济发展留住农村人口和呈现农村繁荣[1][2][3]，贺雪峰认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应该首先明白我们需要的是哪一种类型的乡村振兴[4]，刘合光的研究则指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可能存在的误区、风险和有效的路径选择[5],张红宇探讨了乡村振兴过程中企业所能发挥的作用[6]。在2018年2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如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明确指出了乡村振兴战略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基本原则，为地方政府落实中央的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参考框架。 事实上，中国乡村的“问题化”并非始于今时今日，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也很难不让人联想到过去国家关于中国乡村的一系列“问题话语”。20世纪30年代西方殖民扩张导致的中国“乡村经济破产”[7]9-11就引发了历史上著名的乡村建设运动，学者们希望通过推进平民教育改变中国农民的“愚、穷、弱、私”来实现乡村的富裕和繁荣。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融入全球市场经济体系的过程中乡村的衰败也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在改革开放之后出现的新乡村建设运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直到现在的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与实施无不是为了自上而下地阻止中国乡村的进一步衰败。在此宏观的社会历史进程中，有志于解决中国乡村社会问题的一批学者相继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提出了关于乡村社会的“原子化”、“半熟人社会”、“留守村落”、“空心村”、“3861部队”、“半工半耕”等概念来描述和解释乡村走向衰败的不同侧面。 有学者指出，中国乡村的问题不是乡村自身的问题，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中国城乡结构关系的断裂，或者说是在具有中国特色的户口制度下形成的本来就无法彻底根除的一种结构性矛盾。[8]在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在全球仍然处于霸权地位的情况下，即使是新时期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中国乡村未来的发展方式仍将是一种依附于乡村自身力量之外的城市经济体系的发展。熊万胜等学者认为，在此结构性的困境下，乡村振兴在实质上类似于一种针对既有体制和利益格局的“突围”式发展，并且真正能够实现繁荣发展的只是一部分条件较好的村落，仍然有很多村落是注定要走向衰败和消亡的。[9]因而，关于中国乡村振兴战略如何实施的思考，在结构性困境无法改变的情况下，也许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方向是如何从乡村社会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能力”角度来理解当下中国的乡村振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