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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个层面上，从农民自身所拥有的文化属性上来理解中国乡村，虽然乡村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但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悲观，甚至它只是一个社会文化转型应有的过程。费孝通在20世纪30年代写作的《乡土中国》一书成为人们认识中国社会的一本经典著作，中国社会所具有的“乡土性”早已是人们心中的一种刻板印象。美好的自然风光，基于血缘关系的人际互动，相互熟悉而又彼此信任的熟人社会成为人们对中国乡村的一种美好想象。中国乡村的形象被本质主义化之后，仿佛中国乡村天然就应该是这个样子，一旦中国乡村发生了社会文化变迁就难以让人接受。然而，即使是在写作《乡土中国》一书的年代，费孝通也已经敏锐地察觉到了乡村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是一种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只不过是后来中国现代化的曲折历程导致乡村社会仍然处于转型过程中。 社会学家孟德拉斯在宣告法国“农民的终结”之后，并没有悲观地认为法国的乡村也在走向消亡。法国的乡村在大量人口进入城市工作生活后不仅没有衰败，当经过30年的社会结构变迁后，乡村社会出现了惊人的复苏状态，法国乡村重新焕发出迷人的魅力，乡村的生活方式也使得在城市中生活已久的年轻人向往的地方。孟德拉斯认为：“如果人们改变了一个地区的经济结构，只需要几年的时间，那儿的精神状态就会随之发生变化。人们会吃惊地看到，一些在传统的经济社会体系中成长起来的农民可以自如地在现代体系中驰骋，只要是具有某些先决条件：特别是要迅速地确立新的体系的协调，并使这种协调成为可见的和可以理解的。”[11]295由此可见，当乡村赖以维系的经济被吸纳进入现代经济体系之后，乡村仍然能够发挥家园和文化传承的功能。 人类学家黄应贵对中国台湾的农村发展研究也指出，在工业化、城市化与全球化冲击下的农村，因人口外移、当地生计凋落等现象，让我们容易有农村社会没落乃至崩解的印象，但实际上它可能已在形成另一种不同的社会型态，而不再是个有关农村兴衰的问题。[14]只是当我们接受了城市与乡村二元对立的思考框架后，先定地认为现代化的城市是随时在经历社会变迁，而传统的乡村是一直在保持其“乡土性”，对于乡村社会的文化变迁并不敏感。黄应贵所强调的是在新自由主义下的经济形式与地方社会的文化碰撞之后所转化出来的新的文化形式，对于此种新文化形式的思考是帮助我们摆脱对于乡村问题的忧虑，转而重新去面对这些新文化形式背后的乡村变迁路径。毫无疑问，这种思路肯定是一种新的理解中国乡村发展变迁的思路。 眼下“半工半耕”的农村社会结构导致的中国乡村社会问题，似乎乡村在人们的眼里显得十分凋敝，四处都是怀旧的挽歌。一些人除了在道义上为“半工半耕”的农村社会结构导致的社会问题感到愤怒和惋惜之外，更多的是在哀叹那个被本质主义化的中国乡村已经不复存在。然而，如前文所述的国内外的一些例子已经证明，当乡村在经济生活上的功能日渐弱化，作为文化传承空间的乡村依然存续。正如范可认为的，如果从流动性的洞见来考察乡村，我们会看到，中国乡村在文化上的一些功能仍因传统主义的力量还有所传承。[15]习俗文化变迁的速度总是滞后于物质文化变迁的速度，许多已经在城市安居乐业的农村迁移人口仍然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其来自乡村的生活习惯，所以催生了学界从文化转型的角度讨论农民市民化的大量研究课题。 王兴周对农村迁移人口的城市生活研究就指出，“都市乡民”群体代表了“农民终结”以后乡土传统在城市社会的复活，表现在同源、同乡、同业、同居、同俗等乡村特性。中国城市化将会在未来10－20年内进入尾声，但都市乡民群体会在未来50－100年内长期存在，我们应该思考“农民终结”之后的“都市乡民终结”问题。[16]夏柱智也认为，即使是在遭受诸多批评的“半工半耕”的农村社会结构体系之下，中国的乡村并没有绝对衰败和走向终结，学术界发出“农民终结”和“村落终结”的感叹只发生在东南沿海的发达地区，中西部绝大多数农业型村庄依然保存着农民和村落，农村“乡土性”的传承也没有因此中断。[13]基于这些判断，当我们站在乡村社会文化变迁的角度哀叹“乡村终结”，表现出浓厚的乡愁情节时，其实乡村社会并没有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夹击下走向终结。乡村社会正在经历的是一个社会文化转型过程，因而当我们在“理解乡村社会问题时应具有更加包容的心态”[1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