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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发展的地方化和文化的混杂化 政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在《国家的视角》这本书中，对来自诸多国家失败的发展案例研究后，指出了由国家所主导的和有计划的乡村发展方式很容易和多样化的地方实践产生冲突最终走向失败，提出了国家应该站在民众的视角尊重地方的多样化实践。[23]因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应该提倡多元自主的发展模式，发掘地方社会的发展实践对于来自国家的有计划社会变迁所具有的纠偏价值。幸而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思路，它允许乡村的自主发展采取多元的方式，发展模式的多元化本身也是发展自主性的体现。[9]在多元自主的发展模式下，还意味着乡村要实现振兴应立足于乡村自身拥有的自然文化资源，应该承认不同类型的乡村势必会出现分化这种现实情况，也就是允许有些类型的乡村可以不振兴。 在多元自主的发展模式下，有些自然条件和文化资源丰富的乡村将发展成为有人气的社区，有些两者都缺乏的乡村则只能成为功能比较单一的农庄。虽然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主要针对的是中西部地区的乡村，但并非就是要振兴所有中西部地区的乡村。外在的制度和政策措施对于乡村的发展固然重要，乡村自身所拥有的区位、自然文化资源等内在的条件更具有决定性作用。例如，笔者长期调查研究的一个位于云南省和贵州省交界处的喀斯特地貌上的高寒山区贫困村宁边村，由于生态资源的匮乏和气候环境的恶劣，在村庄内部缺乏支撑村庄实现经济发展的资源的情况下，村民纷纷走出村庄到更为广阔的外部世界去寻找发展资源，在这样的村落无论如何是难以实现乡村振兴所要求的产业兴旺和生态宜居的。[24]新时期的乡村振兴也应该是因地制宜，有所为和有所不为，而不是追求普遍性和齐一化，中国社会区域差异的存在本身就说明了对于乡村振兴的具体措施应该具有不同的要求。 在乡村发展研究中学者们对多元自主发展模式的提倡和呼吁并不是多么新近的事物，它仍然是一个多年以来在对发展主义的批评和反思中被反复提及的话题。因而，也从反面印证了发展主义的强大和无坚不摧之处。与现代性对单一性和普适性的追求一样，脱胎于现代性的发展主义的典型态度是“霸道”，“霸道者之所以霸道，是因为自以为自己是道，也就是真理的唯一拥有者”[25]19。而且现代性的“同一性思维”、“齐一化”概念以一元吞并多元，对多元文化、本土文化、边缘文化的疯狂碾压。后现代是对文化现代主义和社会经济现代性的批判和否定，在身处仍然在如何有效实现现代化过程中探索的中国谈论后现代主义未必合乎时宜，但后现代所极力倡导的多元性、开放性和创造性，突出主体性、透明性、和谐性的理念和价值观念仍然值得我们去珍视。 后现代发展学专家埃斯科瓦尔在对西方发展主义的谱系以知识考古学的方式进行彻底批判后提出要摧毁发展，为未来人类社会的发展构拟一个后发展的时代。埃斯科瓦尔对发展主义的批判不是要否认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对于人类社会进步的基础性作用，甚至是站在西方后现代的立场将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第三世界人民的福祉于不顾，而是要批判在现有的发展体系下所制定的发展措施，最终发展的结果却是贫富两极分化和加剧了人类的不平等状况。在埃斯科瓦尔看来，改变现在的发展话语尤其需要从发展科学中抽身出来，以及部分地、策略性地脱离常规性的西方一般认识模式，以便为其他类型的知识与经验腾出空间。[26]254这种转变不仅需要思想与措辞的改变，还需要形成新的核心，围绕这一核心，新的权力形式与新的知识能够汇聚起来。 我们提出的任何一种发展模式，不管是已经在全球大行其道的西方发展主义下的发展模式，还是来自地方社会的本土发展实践，无不是对现实世界的一种建构，也不是关于我们生活世界的无可争议的客观真理。因此，我们应该提倡多元自主发展模式的并存，只要打破普世模型和宏大战略的乌托邦桎梏，给丰富多彩的地方社会的发展实践以存在的空间，那么我们也就不需要为苦苦寻找替代性的发展方案而发愁。因为一方面，各式各样的地方社会的发展实践就是我们要寻找的替代性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在多元并存的后发展时代，替代战略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了。[27]这就要求后发展时代对他者始终保持一种开放和容忍的心态，即要“使差异拥有立足之地”。也要破除发展主义时代以经济为中心来定义乡村文化的好坏和存留，把文化的作用和价值放回乡民的生活情境中去审视。[28] 人类社会中具有不同文化的群体，围绕着资源的使用，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发展出了不同的生计方式。而作为人类社会不同群体生计方式构成要素的资源，不仅应当包括安东尼·吉登斯所说的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同时还应该囊括有宗教信仰、文化价值观念、生产生活习俗等共同构建的文化符号体系。[29]埃斯科瓦尔指出，在后发展时代构建去中心化的发展话语时，应当抛弃要么是毫无保留的拥抱现代化，要么是固执地保持传统的二元对立思维。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认同方面，拉丁美洲在发展的过程中既没有悲戚地根除传统，也没有得意地迈进进步和现代，而是处在复杂的文化混杂化过程中，包含了形形色色、各式各样的传统。[26]256无论是城市文化还是乡村文化，都是一种社会文化的混合，且难以辨清。在这种情况下，传统与现代、农村与城市、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之间的差别失去了明显的棱角和必要性。 埃斯科瓦尔对混杂文化的分析使得我们要对很多已有的观点进行重新思考，许多传统文化并没有被发展抹杀，而是改头换面后融入现代性中而存活下来。混杂文化的现实情况可以破除时人对乡村振兴是为了保留乡村“乡土性”的执念，以非本质主义的方式重新阐述乡土文化的认同问题，因为文化的变迁与文化的融合始终是一种常态。另外，站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经验的角度来审视新时期的乡村振兴，如果我们不否认现代化和工业化作为一种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方向，仍然承认新时期实施的乡村振兴是为了在未来更好的实现国家民族的现代化和工业化[4]，那么我们仍需直面“农民的终结”和乡村社会文化景观更新的结局。如果这样来看待中国乡村的未来，留住乡村不是为了继续维持其作为现代性对立面的地位，而是应该从长时段的角度思考如何在它赖于维系的经济被吸纳到现代经济之后，让它继续发挥家园和传承文化的作用。[1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