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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城大遗址保护中心 摘要: 双山汉墓即甘泉一号墓、二号墓, 是扬州地区发现的两座东汉时期高等级墓葬。关于其墓主身份, 学界有不同看法:一号墓墓主, 或认为是广陵王刘荆家族中的某个成员, 或认为是刘荆的王后;二号墓墓主, 或认为是刘荆, 或认为是东汉晚期的某一代广陵王。通过对两墓形制、器物的比对, 可以确认这是两座东汉早期广陵王侯之墓;再结合文献记载和墓葬形制的细微区别来推测, 一号墓、二号墓墓主分别应该是广陵侯刘元寿、广陵王刘荆与王后。 关键词: 扬州; 甘泉双山汉墓; 广陵王; 刘荆; 刘元寿 作者简介: 余国江 (1987—) , 男, 扬州城大遗址保护中心业务部主任、馆员, 主要研究方向:汉唐历史与考古、碑刻墓志。 江苏省扬州市西北甘泉山一带, 分布着大量两汉时期的墓葬。其中, 甘泉山之北不足一公里处, 有东西相邻的土山, 当地人称双山, 实际是两座汉墓的封土堆。1975年和1980年, 南京博物院先后发掘清理了西边和东边的墓葬, 编号为甘泉一号墓、二号墓[1] (图一) 。一号墓被盗严重, 出土了铜雁足灯等少量遗物;二号墓亦被盗, 出土了虎纽玛瑙印、错银铜牛灯、鎏金博山炉、金胜、漆九子奁、铜雁足灯、玉翁仲等, 后又在堆放二号墓盗洞填土的土堆里发现了著名的“广陵王玺”金印。 作为扬州地区的高等级东汉墓, 双山汉墓的墓主身份一直受到关注, 相关探讨也有一些。甘泉一号墓墓主, 发掘简报中推测与东汉第一代广陵王刘荆有一定关系, 应是刘荆家族中的某个成员;有学者进一步认为, 一号墓是刘荆王后之墓, 但未加以论证[2,25]。二号墓墓主, 发掘者根据铜灯铭文、金印等推定是广陵王刘荆;后有学者根据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特征, 推测是东汉晚期的某一代广陵王, “广陵王玺”金印为东汉晚期或使用至东汉晚期的可能性都存在[3,13,17]。 笔者认为, 对双山汉墓墓主的探讨, 其实并不仅仅是单个墓葬的问题, 更牵涉到对扬州地区其他东汉墓的时代以及“广陵王玺”等重要文物内涵的认识。所以不揣浅陋, 将自己关于这一问题的拙见陈述如下, 供大家参考。 一、双山汉墓是两代广陵王侯之墓 根据发掘简报可知, 甘泉一号墓、二号墓形制极为相似:两墓均为砖室墓, 由甬道、墓室、棺室组成;墓室平面为长方形;券顶为重券, 由前、中、后三个券顶构成, 前、后券顶为南北向, 中券为东西向。 图一//双山汉墓位置示意图 图一//双山汉墓位置示意图 下载原图 图二//铜雁足灯铭文 图二//铜雁足灯铭文 下载原图 1.甘泉一号墓出土2.甘泉二号墓出土 两墓虽然被盗严重, 出土遗物不多, 但残存器物所体现的器类仍大体相同, 都有铜雁足灯、陶猪圈、陶屋、鎏金铜泡、铜合页等物, 铜器多鎏金。同类器物形制也较为类似, 如陶盆, 均为大口, 口沿平折, 浅腹, 平底。尤其是两件铜雁足灯, 更是惊人地相似:灯盏为圆环形浅槽, 灯架为一雁足, 下以圆盘作灯托, 盘口沿分别铸有篆书铭文“山阳邸铜雁足短镫建武廿八年造比廿”“山阳邸铜雁足长镫建武廿八年造比十二” (图二) , 显然是同一批次的特制产品。 两墓规模也相近:一号墓甬道长2.5、宽2.5、高4.24米, 墓室长13.1、宽7.8~8.2米;二号墓甬道长2.6、宽2、高3.4米, 墓室长9.6、宽8.8米。扬州地区发现的东汉大型砖室墓不多, 甘泉山附近老虎墩东汉墓墓室前宽后窄, 通长14.04米, 最宽处8.65米, 实际面积小于双山汉墓, 该墓据推测是东汉中期的某一代广陵侯或者重臣之墓[4,26]。由此可知, 双山汉墓墓主是广陵王侯的可能性很大。 再考虑到双山汉墓相距不远, 均位于甘泉山之北, 东西相对, 又出土有“广陵王玺”金印等器物, 我们完全可以确定这两座墓的时代十分相近, 应是广陵王侯之墓。 东汉时期的诸侯王、王后的合葬形式, 既受到帝陵的影响, 也融入了各地的丧葬传统, 大致有三种情况:第一种, 同穴合葬, 其中有的同穴同室, 有的则同穴异室, 棺室之间有间隔;第二种, 同坟异穴合葬, 两墓位于同一封土下;第三种, 异坟异穴合葬, 各有独立的坟冢[5]。甘泉一号墓为单人葬, 人骨架已朽, 可见一些朽骨痕迹。二号墓有两个棺室, 西侧棺室发现少许头骨和肢骨的残片, 应该是夫妻合葬墓。如果一号墓为广陵王后墓, 二号墓为广陵王墓, 那二号墓中另一棺室的存在就难以解释了。而且, 严格来说, 一号墓墓室相较于二号墓要略大, 王后墓大于广陵王墓的可能性是很小的。所以, 唯一合理的解释是, 甘泉二号墓是某代广陵王侯夫妻的同穴异室合葬墓, 一号墓则是另一代广陵王侯之墓。 二、双山汉墓的时代 甘泉二号墓出土了“广陵王玺”金印, 是确认墓主身份的关键遗物。据史籍所载, 东汉一代封广陵王者, 唯有刘荆:“荆, 上母弟也, 性急刻, 喜文法。初封山阳王。世祖崩, 荆与东海王彊书, 劝彊起兵, 彊恐惧, 封上其书。天子秘其事, 徙荆为广陵王。”[6]至广陵 (今扬州) 以后, 刘荆仍祝诅天子, 永平十年 (67年) , “广陵王荆有罪, 自杀, 国除。”[7]四年后, 永平十四年 (71年) , 明帝“封荆子元寿为广陵侯, 服王玺绶, 食荆故国六县;又封元寿弟三人为乡侯。……元寿卒, 子商嗣。商卒, 子条嗣, 传国于后。”[8,23]刘元寿只是广陵侯却能“服王玺绶”, 主要是因为刘荆为明帝的同母胞弟, 虽然有罪自杀, 明帝却十分怜惜其子。《东观汉记》记载:永平“十五年二月, 东巡狩。……三月……幸东平王宫。上怜广陵侯兄弟, 赐以服御之物, 又以皇子舆马, 悉赋予之。”[9]这是明帝对刘元寿兄弟的特殊恩遇, 故而史书中特别载明其事。当然, 这种特殊情况绝不是皇帝对待广陵侯的常制, 两汉时身为侯而服王玺绶的, 仅有广陵侯刘元寿一例。按照汉代制度, 明帝和刘元寿去世以后, 这种恩遇自然也就不复存在。 又据《后汉书·马援传》记载, “棱字伯威, 援之族孙也。……章和元年, 迁广陵太守”[10], 即章帝章和元年 (87年) 时, 广陵侯国已经废除, 此后也没有复置之事。自永平十四年刘元寿封为广陵侯, 至章和元年马棱为广陵太守, 前后不过十余年, 而刘元寿、刘商、刘条前后三代继嗣, 并传国于后, 似乎有不合理处。一种可能是, 自广陵侯刘元寿后, 刘商、刘条等均为列侯, 已不得再“臣吏民”。也就是说, 东汉一代能“服王玺绶”、使用“广陵王玺”金印的只有广陵王刘荆和广陵侯刘元寿, 并不存在“广陵王玺”金印一直延续使用到东汉晚期的可能。 图四//釉陶壶的比对 图四//釉陶壶的比对 下载原图 (甘泉二号墓式釉陶壶甘泉二号墓式釉陶壶3.甘泉二号墓Ⅲ式釉陶壶4、5.宝女墩M104出土釉陶壶) 双山汉墓的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特征也印证了这一点。先看墓葬形制。扬州地区西汉和新莽时期流行木椁墓, 至东汉时期为砖室墓所取代。东汉早期的砖室墓多为单室或前后室的双室墓 (或附耳室) , 券顶;东汉中晚期则常见前中后三室并附侧室的大型多室墓, 多为叠涩顶或穹隆顶[11]。甘泉一号墓、二号墓均有短的甬道, 墓室为单室, 有前、中、后三个相连的券顶。一号墓棺室位于墓室中央, 呈凹字形;二号墓墓室中段砌有三堵短墙, 在两个棺室外形成回廊 (图三) 。这些都具有典型的东汉早期的特征[12]。或认为二号墓内部结构为黄肠题凑式, 且仅仅只存黄肠题凑之意[13]。其实这恰恰反映了扬州地区汉墓从木椁墓到砖室墓的转变过程中, 砖室墓吸收或者说是残留了一些木椁墓的元素, 是东汉早期砖室墓尚未发展成熟的表现。 再看随葬品。甘泉二号墓的釉陶壶等器物, 具有较为鲜明的特征, 在扬州及附近地区其他墓葬中也有类似者出土。二号墓出土釉陶壶13件, 简报将之分为三式。Ⅰ式, 侈口, 束颈, 口外有一周宽边, 长鼓腹, 平底。肩部有蕉叶纹双耳, 腹部密布弦纹, 颈部加饰复道波浪纹。Ⅱ式, 与Ⅰ式相似, 而底部有矮圈足, 腹部无弦纹。Ⅲ式, 口部喇叭形, 无宽边, 有矮圈足, 腹部密布弦纹 (图四︰1-3) 。扬州邗江宝女墩M104新莽墓出土了7件釉陶盘口壶、8件釉陶壶, 无论从器型、最大径位置、耳部装饰等来看, 都与甘泉二号墓相同或相似[14] (图四︰4、5) 。扬州仪征螃蟹地七号墓时代为新莽时期, 出土的I式釉陶壶, 侈口, 溜肩, 鼓腹, 圈足, 肩部置蕉叶纹双耳, 也与甘泉二号墓Ⅲ式釉陶壶相近[15,16]。 图五//铜博山炉 图五//铜博山炉 下载原图 1、2.甘泉二号墓出土3.仪征螃蟹地七号墓出土 甘泉二号墓出土有三件铜博山炉, 除一件缺盖外, 另两件均通体鎏金 (图五︰1、2) 。螃蟹地七号墓出土一件铜博山炉 (图五︰3) , 盖呈三角形, 上部镂刻卷云纹, 似山峦叠嶂, 身为子母口, 弧腹, 平底, 豆形足, 下有承盘, 口沿下和柄部有凸棱[16]。甘泉二号墓铜博山炉与之相比, 造型大体相同, 而体量更大, 没有口沿、腹部等处的菱形、锯齿等纹饰, 可能是同时或稍晚时代的产品。 甘泉二号墓还出土了4件青瓷罐, 或认为其时代不可能早到东汉早期[17]。确实, 按照《中国陶瓷史》的总结:“我国瓷器的发明不会迟于汉末, 把它定为东汉晚期, 应该是比较确切的。”[18]但是, 关于瓷器起源问题备受学界关注, 却一直未能取得完全的共识。以往一般认为浙江上虞地区出土的东汉晚期青瓷是最早的成熟青瓷, 近年来这一看法也受到质疑[19]。吴小平等在对长江中游汉墓出土瓷器进行研究时, 把釉陶作为瓷器看待, 将Ba型Ⅰ式瓷四系罐的时代定为西汉晚期, Ⅱ式时代为西汉晚期至东汉初期, Ⅲ式时代为东汉晚期[20]。广西贵港深钉岭汉墓M7、M8出土了青瓷罐、青瓷双耳罐、青瓷圈足碗, 发掘简报将其年代定为东汉早中期[21]。如果我们再考虑到一些东汉釉陶的釉与瓷釉几乎完全相同[22], 则甘泉二号墓出土的这4件青瓷罐究竟是成熟瓷器还是接近成熟瓷器的釉陶器, 似乎仍有探讨的余地, 即使是瓷器, 也不能轻易否定东汉早期的可能性。 总之, 综合文献记载和墓葬形制、随葬品特征来判断, 笔者认为发掘简报的判断不误, 双山汉墓的时代应该是东汉早期, 而不会晚至东汉晚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