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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西江苗寨发展乡村旅游业带来的影响与反思 在乡村旅游业变得红红火火、游客量与日俱增之际，西江苗寨的村民们在享受旅游发展带来的可观经济收入的同时，也面临着旅游开发所带来的种种烦扰和困惑，传统的苗族社会伦理观念不断被冲击和突破。 (一)旅游景观的人为塑造与村民传统互动方式的抗争 国内的旅游景点很多时候都没有逃脱被围墙圈起来成为带有浓厚的人为塑造景观的命运。为了能对游客收费和方便管理，西江旅游公司分别在南贵寨路口修了北寨门、在也薅寨路口修了西寨门，把西江旅游景点圈起来，形成了收门票的准封闭景观。北寨门于2011年4月从南贵路口迁往白水河下游距西江苗寨1.5公里的干吾冬迪，在寨门前100米左右修建了一个停车场供游客停车，取名为北门服务区。西寨门在2012年国庆节从也薅寨口搬往2公里外的营上坳，更名为西门服务区。游客在停车场下车后步行到售票处买票，再凭票从检票口进入景区。旅游公司安排5辆公交车分别负责接送游客从北门或西门到苗寨主景区，是否乘车前往由游客自己决定。但是通常步行前往苗寨的游客都不多，因此为搭车排长队拥堵而成为一大“景观”。景区另外还有28辆小型敞篷观光车，与大客车一起运送游客穿梭于村寨之间。 因为旅游景观的建设需要被人为封闭起来的寨门导致的重重严格检查，极大地影响了村民的传统交往互动方式。背新生婴儿回娘家、立新房子喜酒、红白喜事以及苗年节、鼓藏节等等，都是西江传统的交往互动人流较大的活动，动辄参与的人数就多达上千。在过去，这些活动都是当地居民相互加深情感沟通与族群认同，男女认识交往与恋爱的主要载体，但被旅游寨门封围起来之后，囿于寨门对进出人员的检查限制，参与的人员大幅减少，每支参加活动的队伍变成了一至两个面包车就能装载的十几个人，而活动的热闹时间也从原来的两到三天缩短为半天。村民的生活仪式空间也发生了显著改变，扫寨祭火神、老人过世送魂等传统仪式活动空间也受限于现代旅游景观的安排而与原来传统意义上的界限大为不同。村民由此对自己的生存方式的理解发生了一些变化，世代延续的传统生存方式不再是村民信奉的亘古不变的真理。 (二)民族传统文化的商品化与村民日常生存方式的前台化 乡村旅游的深度开发不可避免的一个结果，应该是民族传统文化的商品化趋势。以西江鼓藏节为例。鼓藏节也称“牯藏节”“吃牯藏”“吃牯脏”“刺牛”，是黔东南、桂西北苗族、侗族最隆重的祭祖仪式，一般为十三年举办一次，每届要连续举办四年的仪式活动，才算完结，其规模之宏大，形式之奇特，仪式之繁多，寓意之丰繁，堪称西江传统文化的集大成。鼓藏节杀猪祭祖从准备刀具到宰杀，直到吃完“坨坨肉”这一时间段，是最神圣也是禁忌最多的阈限期，只能说禁忌语，不能直呼所做的动作和所拿物具的名称。但是为了帮助游客和记者了解鼓藏节文化，苗族村民们只得破了规矩，一边说禁忌语一边直呼其名地讲解。年节对村民来说是最开心、最快乐的时光，但是有了陌生的游客在场，硬增了几分拘束与不自在。特别是当房族兄弟和亲戚朋友喝酒到酣畅处时，唱酒歌、划酒拳或跳板凳舞是苗族人民最喜爱的娱乐活动。由于有陌生游客的突然临场“消费”，使之前那种随兴和尽情狂欢的气氛骤然下降，众人已然有些拘谨和尴尬。他们表面在应付游客，内心却早已没了那种酣畅淋漓、随心尽兴的兴致。苗族的人生礼仪对“他者”文化的游客来说，也是进行“消费”必不可缺的商品种类，成了拍照和摄影的对象。像满月酒和婚礼这样的红喜事场景，被游客“消费”之后，在村民的心里投下阴影。比如，老年的村民常把婴儿啼哭解释为因游客在拍照时摄取了他们的灵魂所致。对葬礼而言，一个亲人的突然离去，家人已是悲痛万分。但丧葬场景目前遭遇陌生游客的突然临场拍照和全程摄像情况频繁发生，在村民内心深处很难接受。旅游业使神圣的传统节日，甚至宗教节日成了可以出售的商品。[10] 在旅游开发的背景下，当地村民的传统文化与生活方式被无情地从“后台”拉到了“前台”，成为游客直接观赏的景观。由于村民的传统生活方式被暴露在现代旅游开发的视野下，西江苗寨的文化系统便没有了“前台”与“后台”之区隔。比如在西江蔚为壮观的鼓藏节芦笙舞中，游客除了观看和参与在新芦笙场上举行的规模宏大的芦笙舞外，在此之前两三天在西江鼓藏头(西江苗族传统社会组织中世袭传承的氏族领袖)寨子附近一小块不足5平方米的小空地(西江鼓藏节传统的芦笙舞地)的起鼓仪式，虽然只有鼓藏头和几个寨老、芦笙手以及十几个穿着银饰盛装的苗族姑娘参加，但也没能逃脱游客敏锐的嗅觉。尽管起鼓仪式正式参加的人员不多，却也在严格地延续着传统的祈祷仪式和程序。按传统来说这应该是庄严而肃穆的仪式，但其过程由于众游客的观赏而被世俗化、景观化。民族传统文化与村民的日常生活方式在逐渐失却“帷幕”保护的“前台化”过程中，完全被“裸露”在游客的视野下，成为旅游开发的商品和景观，失却了往日的神圣性与庄严性。 (三)陷入困境的禁忌伦理与噪音对村民的干扰 为着旅游而设立的歌舞表演场，打破了苗族芦笙的使用禁忌，让芦笙、铜鼓每天两次在表演场内吹奏、敲击。作为苗年主要符号之一的糯米粑，无论在街边的摊点还是在农家乐户里随时都可以吃到。鼓藏头不无遗憾地反映说，因为平时都热闹惯了，所以如今的年节已经不再具有往日的热闹气氛和隆重气息。农家乐的开发使传承久远的苗族居家性禁忌失去了约束力，让异性游客得以在吊脚楼内同室就寝。为了旅游表演的需要，情歌到处飘扬，游方的场景随处呈现。如今开发到家门口了，除老少体弱的两极人群外，青壮年们要么自己开农家乐或在农家乐里做事，要么在街上开门面或帮别人守店铺，或在旅游公司上班等等，很少有人闲待在家里。一旦遇上红白喜事，往日那种不约而同前来帮忙的景况已经一去不复返。只有非常亲的几个房族兄弟碍于面子，迫不得已而来之外，其余的人一般很难叫上。在田野时，笔者经常听到有村民抱怨这一现象。村民们说不要指望他们来帮忙了，你就煮熟了都找不到人来吃。传统血缘纽带的凝聚力在利益面前渐渐被淡化，苗族社会的亲缘关系在旅游过程中发生了变化，使原本具有强劲约束力的禁忌伦理陷入困境之中。 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后，大量的农家乐、门面店铺、酒吧和KTV如雨后春笋般前呼后拥着登场。农家乐簇拥着密布于南贵、也薅和乌嘎等处，琳琅满目的店铺则占尽了古街和河滨道的两侧，酒吧和KTV则散布在车站附近、游方街和南贵到镇政府路口一带。白天，沿街的门面店铺为吸引游客，翻来覆去播放着大音量的乐曲；农家乐户为迎接和取悦游客，此起彼落地吹着芦笙唱着酒歌。夜幕降临时，等待了一天的酒吧和KTV则摩拳擦掌上阵，喧嚣、刺耳的歌声以及近似咆哮的猜拳声和着夜宵摊点的叫卖声，让整个苗寨失却了往日夜幕下的宁静，浸淫在混沌一片的噪声之中。即便处在病痛中的老人、弱小年幼的婴儿和劳累了一天的村民，都不得不在床上辗转反侧承受着噪音的“熏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