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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宋末至明初：宗族建构与胡瞳父子入谱 一般认为徽州宗族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建构过程，这一过程发端于北宋，元代初具雏形，至明代嘉靖年间基本完成。④另一方面，自宋代开始，徽州士人不断编造乡邦文献，至明代中期，已经留下了数量可观的文献资料。这些文献不断丰富徽州历史，并建立了一个自唐代以来的完整谱系。然而，仔细分析这些文献，则会发现它们都有一个不断增删的过程。⑤这一点在以胡瞳、胡学父子为始迁祖的婺源清华胡氏身上亦有体现。 宋代时期，胡氏族人即开始了宗族建构工作。据明代天顺二年(1458年)《清华胡氏族谱》载，最早建立谱系的是胡学九世孙胡元龙、胡浚，“樵隐先生师言(元龙)画图，文靖先生浚编册”。⑥但该谱并未指明胡元龙、胡浚画图编册的具体时间。至万历时期胡用宾编纂统宗谱时，记载了编纂谱系的过程，但将起始的时间大大提前，“七世孙柳庄先生，讳仁昉，字德昭，号柳庄。治平元年始修统宗谱系，自始出祖胡公满，历传至始迁祖常侍公而下，世次皆明备。”“九世孙樵隐先生，讳师言，字元龙，号樵隐，乾道九年作谱图序；文靖先生，讳浚，字文靖，开禧二年编图册，作谱跋。”⑦相较于天顺族谱，万历《统谱》的记载不仅详细，且建构宗族的过程从乾道九年(1173年)上溯至北宋治平元年(1064年)。不论如何，胡氏族人对宗族的构建自宋代开始则是无疑的。那么在这一过程中，胡瞳、胡学父子又是如何被记载的呢？ 除徽州地方文献外，其他有关胡瞳、胡学父子的记载目前尚未发现。已知的记载是出自编修于南宋末的《星源旧志》和元代的《新安文辑外编》，均保存于程敏政编纂的《新安文献志》中，现抄录全文如下： 胡仆射瞳传(县志) 胡仆射瞳者，婺源清华人。少负才勇，为乡人所畏服。广明初，黄巢犯宣、歙，瞳起义集壮士御之境上，屡与巢兵鏖战，贼众败走，井里获全。都统郑畋、王铎前后上其功，授宣歙节度讨击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殿中侍御史上柱国。光启三年，升兼御史中丞，制词有“誓驱戈甲，必扫攙抢”之褒。杨行密观察宣、歙，复表其劳效，加左散骑常侍，又进检校尚书右仆射兼御史大夫。卒，葬邑之洋莪。子孙世居清华，分处黟、祁门甚盛，祁门义成都福州及归仁都营垒尚存，土人号胡仆射屯军之所。又石壁及长洲有江衙将徐先锋屯军之所，盖其将佐也。乡人慕瞳忠义，立祠归仁都古城上。宋淳熙十一年，迁庙许村。水旱疾疫，有祷必应，大着灵异焉(此据星源旧《志》如此。金仁本《新安文辑外编》所载唐《诰》亦云胡瞳，惟清华胡氏谱，以其事及诰文尽归瞳之子学，又追补学传于迁转之际，皆用宋大观以后新定官名，有可疑者。岂瞳、学父子官行略同而逸其事，遂误书之邪？御史中丞《诰》：宣歙节度讨击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殿中侍御史胡瞳，右可兼御史中丞，余如故勅。尔等风云禀气，铁石存心，奋骁鋭于军前，立功名于马上。誓驱戈甲，必扫攙抢，迭升霜宪之荣，用振辕门之勇，可依前件。光启三年八月日司勲员外郎知制诰臣崔行)。⑧ 这则记载有几点可兹注意：其一，胡瞳为婺源人，卒葬婺源之洋莪；其二，胡瞳官至检校尚书右仆射兼御史大夫，死后立庙于祁门城东归仁都，并于淳熙十一年(1184年)迁庙于许村；其三，程敏政对清华胡氏族谱中有关胡学的记载提出疑问。 这里的“星源旧志”就是胡学十世孙胡升于南宋所编的《星源图志》，据载：“胡升，字潜夫，号愚斋，婺源清华人，制机闳休之曾孙，知府煚之子。淳佑庚戌，以布衣领荐，登壬子进士第，入史馆，授国史编校。……尝以知县洪从龙属撰《星源图志》。”⑨他自己也说“升旧修《星源志》。”⑩该志今已不存，弘治年间程敏政编纂《新安文献志》时，应未散佚。此时提及《星源志》的除程敏政外，弘治《徽州府志》也有对该志的引用，即是明证。 不论这一记载正确与否，却被徽州地方士绅所接受。如胡仆射营，罗愿的《新安志》不见记载，却收录于明永乐九年编修的《祁阊志》中：“胡仆射祠，东都古城山。黄巢之乱，聚兵保乡井，与贼战而没。乡人慕其忠义，立祠以祀之。淳熙十一年迁庙于许村。水旱疾疫，祈之必应。”(11)显然，胡仆射祠至少在宋代即已存在，应该是当地民众的一个地方神。然而，在胡升之前，清华胡氏并未将胡仆射祠与之联系起来，更未与祁门胡氏实行联宗。 胡升之前，在胡氏族人的叙述中，胡学名号仅有“常侍”，到胡升于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编纂族谱时，对胡学的记载才开始丰富：“今吾族自常侍公以前，失其传。自常侍公至升，十世而近。自升而下又四五世矣。以常侍宣歙节度讨击使兼殿中侍御史诰考之，乃唐光启三年丁未八月也，初诰不存。”(12)胡学的官衔由“常侍”变为“常侍宣歙节度讨击使兼殿中侍御史”，且发现了勅封胡学的诰文，其中的原因耐人寻味。前已述及，《星源志》中有关胡瞳的记载就出自胡升之手，撰写于宋咸淳五年(1269年)。胡升作为史官，且为徽州本地人，编撰该志时当有所据。可以推测，胡升编撰《星源志》时，并未考虑本族的始迁祖问题。宋元易代后，胡升回到故乡，着手编修族谱时，极有可能对胡瞳、胡学父子的角色进行了置换，并得到胡氏后人的认同。但这一说法并未被他族人所接受，因此，元代的金安节在编纂《新安文辑外编》时沿用了旧说，而程敏政在录用胡瞳记文时，发现了二者龉龌之处，并提出了疑问。 胡升置换的不仅是胡瞳父子的角色与经历，同时还包括胡学迁至清华的缘由。在胡升之前的叙述中，胡学是因躲避黄巢之乱迁到歙县黄墩。这一表述与徽州其他各族十分相似。(13)然而在之后的叙述中，又称胡学功成身退、致仕南归后，“观清华山川，爰宅于兹，置菟裘于里之洋莪”，从原来的逃难形象，一改而为闲适隐退。实际上，有关清华胡氏迁移的最初情形，可从胡氏族谱的另一份记载中找到一些线索：“隆兴间，浚因往洋峨(莪)拜扫，见父老云：常侍乃戴氏之婿，其墓地元戴氏者。往年常侍为戴氏主祈，因求其地为菟裘所。戴氏曰：候梁上获大鱼日，当不靳。后果获巨鱼，戴遂践约。”(14)该文字出自胡学九世孙胡浚写于南宋开禧元年(1205年)的一篇谱序，充满了传奇色彩，应是胡氏族人迁居婺源的最初记忆。可以认为，胡氏最初来到清华时依附于戴氏，后通过联姻方式获得当地的居住权与土地。当然，随着清华胡氏族人在科举上的成功，这一民间记忆，逐渐在文人士大夫记载中被抛弃，渐次形成了一个尽忠国家的儒家形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