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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士人活动与胡瞳入志 胡瞳在弘治年间之所以能够入志，除去徽州胡氏族人的不断塑造抬高之外，与徽州士人的认同不无关联，其关键人物是程敏政。程敏政，字克勤，休宁县人，是明代著名学者，也是一位塑造徽州历史的重要人物。(21)从他将《胡仆射瞳传》列入其所编《新安文献志》并加以辨疑的态度中，可以看出他对胡瞳十分重视。此外，他闲居徽州期间曾赴祁门拜谒胡仆射祠，并撰写题辞：“阅国史，知旋乾转坤之功；观庙貌，沐和风甘雨之泽。精忠不死，生气长存，百世而下，其将仰公如一日耶！”(22)从题辞来看，程敏政是在翻阅史书典籍时看到了有关胡瞳的功绩记载，从而引起了他的注意。据嘉靖时期祁门人李汛所言，“予习闻先师篁墩大学士程翁云：在翰林翻阅遗书时，唐僖宗有胡公瞳，少负奇气，裕将才。黄巢犯宣、歙，公起义兵保障祁门义成都里，所活万姓。”(23)这里的“程翁”即是程敏政。作为校正、编修诸多典籍文献的参与者之一，置身于藏书最为丰富的翰林院，程敏政对传世史书、典籍一定多所批阅，因此他“阅国史”的说法当为可信。程敏政作为当时的中央大臣与著名学者来此拜谒并留下题辞，对于胡氏族人特别是祁门胡氏学公派而言，显得十分荣耀，胡瞳在其谱系中的地位迅速上升。不仅如此，程敏政的题辞，也会引起当地士人群体对仆射祠的重视。程敏政之后，陆续有当地文人、回乡官员来此拜谒并题辞赋诗，除上面提到的李汛外，还有祁门汪回显、张敏、胡幼谆，婺源的洪垣，休宁的胡宥。(24)程敏政、汪回显及张敏三人，在弘治《徽州府志》中皆有记载，除程敏政外，汪回显为正统十三年(1448年)进士。(25)张敏于成化十三年以《春秋》中举人，任桐柏知县，升监察御史，编纂府志时升为四川右参议。程敏政、汪回显的题辞可以肯定是在编纂府志之前，而张敏题辞后的所署官职是“御史”，亦可断定是在府志编纂以前。 程敏政等人对胡瞳的褒扬，必然会影响到徽州府志的编纂，特别是《新安文献志》于弘治十年(1497年)刊刻完成后(26)，彭泽于弘治十三年来徽州担任知府，于第二年即聘请汪舜民担任总编，开始编修府志。(27)因此，这部当时对徽州文献的集大成之作必然成为府志的重要文献来源，而府志中关于胡瞳的记载正好可以印证这一点。对比上引两部文献中胡瞳的相关记述即可发现，二者高度一致。尽管此时清华胡氏族谱中对胡瞳、胡学的记载已经进行了彻底的置换，但汪舜民还是认可了程敏政的看法，将胡瞳载入府志。 (三)嘉靖时期徽州宗族的进一步发展与胡学入志 常建华曾指出：“已有的研究已经揭示了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官方允许祭祀始祖为宗祠大量出现提供了契机，影响了宗族制度化以及组织化。”(28)“官方允许祭祀始祖”的规定，让民间对始迁祖的追认成为建宗立祠的需要。因此，民间纷纷寻找始祖，而始迁祖的寻找为各地宗族的联合提供了基础，也是“宗族制度化以及组织化”的内在动力之一。一旦始迁祖确立，同姓家族之间即可在“一本”观念的指导下，以“礼以义起”为原则，建立联宗。 嘉靖时期，徽州胡氏已经出现了许多以胡学为后裔的宗族。嘉靖二十九年，清华胡氏开始往徽州各县胡氏倡集编修统宗谱，“适清华宗长来会统宗。清华为诸宗之所始，自源徂委，其势为至顺。辨之精、择之审，固清华诸君之任。而余叔姪未成之志于斯，亦克遂矣。”(29)又据休宁商山胡氏谱序载：“始祖常侍公由古歙黄墩徙婺北清华，子姓蕃衍，迁派甚多，逮元季之乱，而我四公成始迁商山居焉。……适清华宗长统会各宗重修谱系，今年夏来采集本支。余与弟钦倡率家人，共成厥志。”(30)而龙山派胡氏谱序则曰：“今年(笔者注：嘉靖三十年)春，清华宗耆濋翁、浯潭石泉诸君来集本枝。”(31)从本次统宗谱所收录的谱序看，除歙县黄潭、休宁商山之外，尚有祁门贵溪、休宁会里、太平北山、江西德兴等其他支派。(32)由此可知，至嘉靖时，清华胡氏族人通过联宗修谱，建立了一个包括江西在内的宗族网络，所联各派大多以胡学为始迁祖，意味着胡学在徽州地位的确立。 另外，胡学的身份也得到了地方士绅的承认，其中包括正德九年(1514年)进士、官至江西省左参政的歙县岩镇人郑佐。他在为休宁商山胡氏撰写的谱序中即认为：“始祖常侍公，佐唐僖、昭，节度宣歙，剿据贼夷大难，声名显赫，与时俱隆。”(33)而婺源人潘珍在为龙山胡氏所撰谱序中所言更为具体：“至有讳学、字真翁者，仕唐讨寇有功，授宣歙节度讨击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殿中侍御史、散骑常侍。”(34)潘珍为弘治十五年(1502年)进士，官至兵部左侍郎，撰写该谱序的时间为致仕后的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35)上引祁门人李汛也对胡学的身份加以认可：“时学公举进士，登郑从谠榜，官授武德大夫，遂协雁门李仆射□□□巢□二百余战，斩首数万，克复长安，唐室因以再造。谁谓有子如此，殆□之功欤？”(36)他不仅指出了胡学剿灭黄巢匡扶唐室的卓越战功，同时也承认了胡学进士及第的学历。李汛的这一记载与前引胡瞳的文字一同写于嘉靖元年(1522年)，当时他拜谒了祁门许村的胡仆射祠。“李汛，字彦夫，祁门李坑口人。□□太史程敏政曰：异日新安文伯也。登进士，条陈六事，授南京工部主事。”(37)能获得程敏政如此高的评价，不仅说明李汛的卓越才华，也为他在徽州赢得了较高的声誉，以至于载人府志。 郑佐、潘珍、李汛三人分别为歙县、婺源与祁门人，均登科进士，皆出任过高官。李汛官职虽不及郑、潘两位，但因他得到了程敏政的高度赞许，文名更播。因此，他们的态度对徽州士人对胡学身份的认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并为胡学进入嘉靖府志提供了依据。 顾颉刚很早就提出过历史的“层累”性问题，他指出了文献在编纂传承过程中对历史信息的不断叠加现象。但是对于这种叠加现象背后的原因，则须置入具体的问题之中考察。以地方史而言，方志实为地方历史的标准样本，具有官方认可的权威性。事件和人物一旦进入方志，即被当作史实加以接受。然而，方志首先应被作为一个社会活动的结果即“文本”来看待，唯此才能了解方志在史学研究中具有的真正意义。 徽州作为目前遗留文献最为丰富的地域，如何研究这些文献成为徽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徽州历史一般追溯至唐末，特别是宗族谱系的追认尤为明显，这一点在徽州乃至全国都普遍存在。宗族试图通过建构一个悠久而辉煌的谱系以标明自己出身高贵，从而列入徽州世家大族之列，是否获得当地权威人士的认可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一旦如胡瞳、胡学父子之类的人物被记载入方志，即表明该宗族在此工作上取得了成功，进而重构了徽州的历史。作为史学研究者在利用这类文献时也会当作史实加以使用，很有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因此，我们需要对相关记载作一番“知识考古”(福柯语)。本文透过对胡瞳、胡学父子在族谱中的记载及最后被收入方志过程的考察，可以发现宗族发展、士绅认同与地方文献编纂之间的联系，亦可以从中考察宗族发展、士绅力量对地方史书写的影响。(3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