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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藏秦《水陆里程简册》与秦汉时期的“落”(5)

http://www.newdu.com 2019-02-11 《史学月刊》2018年第6期 郭涛 参加讨论

    注释:
    ①《汉书·沟洫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92页。
    ②《汉书·赵充国传》,第2983页。
    ③袁宏撰,周天游校注:《后汉纪校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25~128页。
    ④宫崎市定:《关于中国聚落形体的变迁》,《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三),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29页;夏毅辉、文旭东:《论“聚”的演生及其在两汉社会中的存续与发展》,《湖南科技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第33~37页;王彦辉:《秦汉时期的乡里控制与邑、聚变迁》,《史学月刊》2013年第5期,第20~28页;黄今言:《汉代聚落形态试说》,《史学月刊》2013年第9期,第94~102页;王永莉、何炳武:《汉代史籍“聚”之蠡测》,《历史地理》第30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61~168页。
    ⑤《说文》卷一下《艸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7页。
    ⑥宗福邦等:《故训汇纂》,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953~1954页。
    ⑦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461页。校注本将“其民”与“强耕而自以为落”连读,似欠妥当。
    ⑧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第1303页。
    ⑨池田雄一:《中國古代の聚落と地方行政》,東京:汲古書院2002年版,第65~83页。
    ⑩《史记·酷吏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149~3150页。
    (11)《汉书·酷吏传》,第3657~3658页。
    (12)王利器:《新语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19页。
    (13)大葆台汉墓发掘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葆台汉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图版一八(ⅩⅧ)。根据下揭侯旭东文中胡平生、刘乐贤等人意见改原释“吴子运”为“吴子孟”。
    (14)胡平生、李天虹:《长江流域出土简牍与研究》,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52~53页;中国简牍集成委员会编:《中国简牍集成》(标注本),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2377页。
    (15)(18)侯旭东:《北京大葆台汉墓竹简释义——汉代聚落自名的新证据》,《中国历史文物》2009年第5期,第62~66、63页。
    (16)(19)王子今:《大葆台汉墓竹简“樵中格”的理解与“汉代聚落自名”问题》,《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1年第10期,第73~80、76页。
    (17)陆德富:《〈北京大葆台汉墓竹简释义〉读后》,《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1年第10期,第81~83页。
    (20)何双全:《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地图初探》,《文物》1989年第2期,第12~22页;曹婉如:《有关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地图的几个问题》,《文物》1989年第12期,第78~85页;邢义田:《从出土资料看秦汉聚落形态和乡里行政》,见氏著:《治国安邦:法制、行政与军事》,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49~355页。
    (21)(25)侯旭东:《北京大葆台汉墓竹简释义——汉代聚落自名的新证据》,《中国历史文物》2009年第5期,第64、63页。
    (22)雍际春:《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研究》,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2、138页。
    (23)(26)王子今:《大葆台汉墓竹简“樵中格”的理解与“汉代聚落自名”问题》,《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1年第10期,第76、74页。
    (24)陈伟主编,孙占宇、晏昌贵撰著:《秦简牍合集》肆《放马滩秦墓简牍》(地图部分由晏昌贵主笔),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18页。
    (27)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北京大学藏秦简牍概述》,《文物》2012年第6期,第65~73页。
    (28)辛德勇:《北京大学藏秦水陆里程简册的性质和拟名问题》,收入氏著:《石室賸言》,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73~80页;辛德勇:《北京大学藏秦水陆里程简册初步研究》,见氏著:《石室賸言》,第81~214页。
    (29)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北京大学藏秦简牍概述》,《文物》2012年第6期,第65页。有学者根据《水陆里程简册》中南郡部分属县政区的调整情况,进一步判断该篇简册的抄写年代可能在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以后,参看王佳:《出土文献所见秦南郡属县三题》,《江汉考古》2015年第2期,第71~77页。王佳的说法还可讨论。
    (30)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北京大学藏秦简牍室内发掘清理简报》,《文物》2012年第6期,第43页;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北京大学藏秦简牍概述》,《文物》2012年第6期,第65页;辛德勇:《石室賸言》,第66~80、81~214页。
    (31)辛德勇:《石室賸言》,第66页。
    (32)辛德勇:《石室賸言》,第70~71、163~164页。
    (33)黄震:《黄氏日钞》卷八《读春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可参看台湾大学人文研究中心“春秋三傳對讀系統”(http://chunqiu.digital.ntu.edu.tw/)。
    (34)王利器:《盐铁论校注》(定本)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54、393页。
    (35)王利器:《新语校注》,第118页。
    (36)王子今曾对此类资料及“陌”做过梳理,参看王子今:《秦汉交通史稿》(增订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2~43页。
    (37)“陌”又作“佰”,应用于郡县乡各级边界划分,见《汉书·匡衡传》“匡衡受封乐安乡,郡图误以闽佰为平陵佰之事”(第3346页)及连云港地区界域石刻。参看刘凤桂、丁义珍:《连云港市西汉界域刻石的发现》,《东南文化》1991年第1期,第232~236页;连云港市文管会办公室、连云港市博物馆:《连云港市东连岛东海琅邪郡界域刻石调查报告》,《文物》2001年第8期,第22~30页;邢义田:《中国古代的地图》,见氏著:《治国安邦:法制、行政与军事》,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59~362页。
    (38)周振鹤:《从汉代“部”的概念释县乡亭里制度》,《历史研究》1995年第5期,第36~43页。
    (39)王毓铨:《汉代“亭”与“乡”“里”不同性质不同行政系统说》,《历史研究》1954年第2期,第123~135页。
    (40)《后汉书·循吏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480页。
    (41)《说文》卷七下《宀部》,第147页。
    (42)《说文》卷八上《尸部》,第171页。
    (43)《说文》卷一三下《里部》,第292页。
    (44)《史记·汲郑列传》,第3113页。
    (45)《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第2844页。
    (46)《史记·西南夷列传》,第2991页。
    (47)《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第3837页。
    (48)张凤:《秦汉时期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聚落的比较研究》,《考古》2011年第1期,第77~84页。
    (49)(53)邢义田:《从出土资料看秦汉聚落形态和乡里行政》,见氏著:《治国安邦:法制、行政与军事》,第271~286、286~294页。
    (50)东北博物馆:《西辽阳三道壕西汉村落遗址》,《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第119~126页;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内黄县文物保护管理所:《河南内黄县三杨庄汉代庭院遗址》,《考古》2004年第7期,第34~37页;刘海旺、朱汝生:《河南内黄三杨庄汉代聚落遗址》,《中国文物报》2006年1月13日;刘海旺:《新发现的河南内黄三杨庄汉代遗址性质初探》,《简帛研究(2006)》,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97~301页;刘海旺、张履鹏:《国内首次发现汉代村落遗址简介》,《古今农业》2008年第3期,第68~71页;刘海旺:《河南秦汉考古发现与研究概要》,《华夏考古》2012年第2期,第89~107页。关于三道壕遗址的布局形态究竟是“集”还是“散”,还存在较大争议。刘庆柱、刘海旺等主流观点认为是“散布型”聚落;白云翔主张该遗址是“集聚型”聚落,新近郑君雷又细说了这一观点,但目前证据仍不够充分,本文仍取前说。参看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汉代城市和聚落考古与汉文化》,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郑君雷:《辽东汉代乡聚的性质、形态和社会生活——辽阳三道壕遗址补议》,魏坚、吕学明主编:《东北亚古代聚落与城市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1~92页。
    (51)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遂平县小寨汉代村落遗址水井群》,《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5期,第41页。
    (52)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释文·注释”部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137页。
    (53)饭尾秀幸撰,杨振红译:《秦、西汉初期里的内与外——牢狱建立前史》,《简帛研究(2007)》,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04页。
    (54)王彦辉:《从秦汉“单”的性质看国家与社会权力结构的失衡》,《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1期,第13~16页。
    (56)《二年律令·田律》简247-248,彭浩、陈伟、工藤元男主编:《二年律令与奏谳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89页。
    (57)官崎市定:《中国村制的成立——古代帝国崩坏的一面》,收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组编译:《宫崎市定论文选集》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49页;宫崎市定:《关于中国聚落形体的变迁》,《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三卷《上古秦汉》,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29页;谷川道雄:《六朝时代城市与农村的对立关系——从山东贵族的居住地问题入手》,收入氏著、马彪译:《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86页;张继海:《汉代城市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62~89页。
    (58)池田雄一:《中國古代の聚落と地方行政》,第65~83页;马新、齐涛:《汉唐村落形态略论》,《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2期,第85~100页;侯旭东:《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里”“丘”关系再研究》,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3辑,武汉:武汉大学文科学报编辑部2006年版,第14~26页;侯旭东:《长沙走马楼吴简〈竹简〉(贰)“吏民人名年纪口食簿”复原的初步研究》,《中华文史论丛》2009年第1期;侯旭东:《汉魏六朝的自然聚落——兼论“邨”“村”关系与“村”的通称化》,黄宽重主编:《中国史新论·基层社会》,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127~182页;侯旭东:《北京大葆台汉墓竹简释义——汉代聚落自名的新证据》,《中国历史文物》2009年第5期,第62~66页;鲁西奇、韩轲轲:《散村的形成及其演变——以江汉平原腹地的乡村聚落形态及其演变为中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1年第4期,第77~91页;王彦辉:《早期国家理论与秦汉聚落形态研究——兼议宫崎市定的“中国都市国家论”》,《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第163~187页,等等。
    (59)这一观点影响较大,近来王彦辉仍持此说,参看王彦辉:《从秦汉“单”的性质看国家与社会权力结构的失衡》,《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1期,第14页。早前,王子今已经指出了这一说法存在的问题,他说道:“其实,所谓‘认为汉代是都市国家,人们均居住在有围墙的聚落中,城外没有聚落’的主流观点,不能得到考古收获的坚强支持。辽阳三道壕汉代村落遗址、河南内黄三杨庄汉代聚落遗址,住所和农田之间,都并没有发现聚落的‘围墙’即所谓‘城’,马王堆汉墓帛书《驻军图》‘全图共有居民地五十八处’,这些‘居民处’也没有看到反映‘城’的标记。”详见王子今:《大葆台汉墓竹简“樵中格”的理解与“汉代聚落自名”问题》,《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1年第10期,第77页。
    (60)湖北省荆州市周梁玉桥遗址博物馆编:《关沮秦汉墓简牍》,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93~99页;陈伟主编,刘国胜、彭锦华撰著:《秦简牍合集》叁《周家台秦墓简牍·岳山秦墓木牍》,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7~16页。按:“北上蒲”原释为“北上渧”,尹湾汉简有“北蒲盐官”,汉晋之间南方聚落名也常见“某浦”,当以同类地貌形态视之,容另文讨论。传统社会,由于受到地理环境和资源条件等的限制,江汉平原地区易于形成以散居为主导的乡村聚落形态,参看鲁西奇、韩轲轲:《散村的形成及其演变——以江汉平原腹地的乡村聚落形态及其演变为中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1年第4期,第77~91页。
    (61)张显成、周群丽:《尹湾汉墓简牍校理》“校释”部分,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31页。
    (62)何双全:《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地图初探》,《文物》1989年第2期,第12~22页;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天水放马滩秦简》,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50页。
    (63)邢义田:《从出土资料看秦汉聚落形态和乡里行政》,见氏著:《治国安邦:法制、行政与军事》,第286页。
    (64)向宗鲁:《说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96页。
    (65)《汉书·食货志》,第1120~1121页。
    (66)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释文·注释”部分,第174、203页。
    (67)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叁)》,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版,第190、194页。
    (68)张显成、周群丽:《尹湾汉墓简牍校理》“校释”部分,第3页。
    (69)《汉书·百官公卿表上》,第742页。
    (70)侯旭东:《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里”“丘”关系再研究》,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3辑,第14~26页;侯旭东:《汉魏六朝的自然聚落——兼论“邨”“村”关系与“村”的通称化》,黄宽重主编:《中国史新论·基层社会》,第127~182页。
    (71)宋超:《长沙走马楼吴简中的“丘”与“里”》,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长沙三国吴简暨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77~85页;宋超:《走马楼吴简中的“丘”与“里”再探讨》,长沙简牍博物馆、北京吴简研讨班编:《吴简研究》第2辑,武汉:崇文书局2006年版,第139~156页。
    (72)宋华强:《新蔡葛陵楚简初探》,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33~335页。
    (73)陈絜:《试论葛陵楚简“丘”的性质与规模》,《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2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12页。另外,关于两周时期“丘”及其变革可参看董巧霞:《〈周礼〉所见地方行政组织考察》(博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09年,第64~68页。
    (74)陈伟,《包山楚简初探》,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4~85页。
    (75)周振鹤:《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十六讲》第三讲之第一节《中国历史上的两种基本政治地理格局》,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41~69页。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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