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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敦煌西夏石窟营建史的研究，由于受历史文献资料、洞窟文字资料的局限，又缺少供养人画像资料的佐证，加上洞窟图像资料信息解读的诸多瓶颈，再加上藏传佛教图像的引入等因素，最终导致长期以来对这一时段的洞窟营建史研究没有太大的进展。但仔细考察这一时期的洞窟，还是可以看到一些基本的营建特征，像重绘前期洞窟的基本营建方式及其特点，世家大族的衰败与集体式营建功德的可能性，使得西夏时期的洞窟营建与之前各时期表现出完全不一样的时代特征。作为西夏时期的洞窟，统治者党项人也必然要参与到敦煌石窟营建当中来，而这一点更具时代特性。另外，西夏时期对东千佛洞、榆林窟的营建也与莫高窟有较大的区别。 关 键 词：敦煌西夏石窟 洞窟营建史 重修重绘 世家大族 党项人 作者简介：沙武田(1973- )，男，甘肃会宁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敦煌研究院敦煌与丝绸之路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敦煌学、佛教考古、丝路文化交流。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敦煌西夏石窟研究”(项目编号：16ZDA116)阶段性成果。 以莫高窟为主的敦煌石窟营建史，在回鹘西夏之前，因为有内容丰富的藏经洞资料的佐证，故学术界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其中以贺世哲《从供养人题记看莫高窟部分洞窟的营建年代》一文最为经典[1]，其后马德以“敦煌石窟营建”为专题，对莫高窟营建史作了详细梳理，对供养人题记和藏经洞写本有记载的洞窟营建历史均有著录[2]。王惠民则以敦煌佛教发展史为线索，对莫高窟石窟营建再作考察[3]。但我们注意到，以上研究中对回鹘、西夏、元时期的营建或未作说明，或一笔带过，或仅作简单讨论。 同样，学者们对敦煌石窟艺术发展史的研究，到了回鹘、西夏、元时期，较之前期各时代艺术，也往往以较为简略的笔触处理。段文杰是以“少数民族政权时期”或“党项蒙古时期”简略论之[4]；宁强则以单幅画面的形式把这一时期的壁画艺术作了介绍性说明[5]；赵声良敦煌艺术简史西夏元时期的石窟艺术，把回鹘风格洞窟归为西夏时期，即认为不存在回鹘单独的艺术，又以较为宏观的手法对西夏和元洞窟艺术作了简略介绍[6]。 总体而言，敦煌西夏石窟营建史的研究，由于受历史文献资料、洞窟文字资料的局限，又缺少供养人画像资料的佐证，加上洞窟图像资料信息解读的瓶颈——此期图像走向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过于简单化，另一个极端是变化大，无传统的延续，再加上藏传佛教图像的进入等因素，最终导致长期以来对这一时期段的洞窟营建史研究没有太大的进展，几乎是停留在1964年由敦煌文物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联合调查的资料基础上产生的1980年由白滨、史金波公布的西夏洞窟基本资料[7]，以及1982年刘玉权西夏洞窟分期成果[8]和史金波、白滨公布的洞窟西夏文题记资料[9]。之后曾参与洞窟西夏资料调查的陈炳应也再次以更为详细的笔法梳理了西夏洞窟营建史状况[10]。这些均是早期的研究，其后，对敦煌西夏石窟营建史的研究，虽然有零星的文章有所涉及，但至今无人对其作全面综合的系统研究。 对于莫高窟、榆林窟洞窟营建史基本线索，之前陈炳应在已经释读出来的两地西夏文、汉文题记资料的基础上，作过较详细的梳理，让我们看到以此二处石窟为主的西夏石窟营建史[10]1-55。对于这些题记所记载的西夏洞窟营建史大纲，此处不再赘述。需要说明的是，这些题记反映的多只是西夏时期在莫高窟和榆林窟简单的装銮、修造、建寺、清理积沙及游人、香客的巡礼活动，也有在窟内的行愿、行善、烧施等佛教活动，无法构成完整的石窟营建史，但却可以让我们看到这一时期洞窟营建的蛛丝马迹。 敦煌石窟营建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自十六国北朝开始凿窟以来，一直没有停止过。到了西夏时期，正是归义军大规模营建之后，相信信仰佛教的西夏时期的敦煌当地人、作为统治阶层的党项人，一定会继续这种传统。况且西夏统治敦煌地区有近200年时间，即使是考虑到中间出现过约30年时间的沙州回鹘政权时期[11]，西夏统治敦煌也要长达一个半世纪之久，在如此长的时间内，加上西夏时期以党项皇室为代表的各族人民对佛教不遗余力的推动[12]，以及西夏留下的大量丰富的佛教遗迹与文献①，想必西夏在敦煌的佛教石窟营建成绩一定也相当丰硕，实有必要作些探讨。 鉴于此，本文拟从洞窟营建史的角度，对敦煌石窟西夏洞窟作些探讨，挂一漏万，不当之处，敬希方家教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