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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夏时期莫高窟石窟寺管理状况 从藏经洞写本与洞窟供养人题记等资料可以看到，莫高窟在历史时期一直有相应的管理机构负责洞窟营建、洞窟维修、日常香火、洞窟清沙等事宜。S.1947记“(归义军)管内一十六所寺及三所禅窟”，另在吐蕃和归义军时期的僧官中，出现过像“三窟教授”(S.2133v)、“三窟教主”(北芥35)、“勾当三窟”(P.4660)、“住三窟禅师”(P.4640)等职务。这里出现在敦煌写本中的“三窟”、“三所禅窟”，最早土肥义和认为即是莫高窟、西千佛洞、榆林窟[21]，马德则在此基础上详细考证敦煌写本中出现的“东窟”、“西窟”、“窟上”所指[16]212-215，肯定了土肥先生的观点。而归义军时期大量寺院账目文书中有关窟上活动的记载，除了有记载与洞窟营建有关的看窟、下彭、打窟、调灰泥、上泥、画窟、安窟檐、安窟门、油窟门、上梁、脱墼、垒墙等之外，还有像易沙、堆沙、栽树等洞窟环境管理活动，也有不少反映在洞窟上的其他大众活动如燃灯等，也有频繁出现在洞窟上的迎来送往活动[22]，这些都可以看作是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在历史时期有相应的统一管理机构和相应措施的重要资料。 S.5676《诸寺僧尼数》是归义军时期各个寺院僧尼人数的统计[23]： 1.龙廿人 开廿人 莲十人 永十 2.七人 图卅七人 云十五人 康十九人 3.窟十九人 金廿六人 恩卅一人 修 4.五十五人 乘六十人 普五十七人 国 5.廿九人 圣七人 其中有19人的“窟”即是指莫高窟，可见当时的莫高窟是和其他沙州城内的寺院一样，总体上属于归义军佛教都僧统统一管理。更早的日本滨田海德旧藏115号《诸寺付经历》是吐蕃时期因赞普转经而给沙州各寺院付经的目录，其中的“窟”学者们认为即是莫高窟[24]。 写于951年的《腊八燃灯分配窟龛名数》写本[25]，记载当时的僧政道真发布转贴，通知相关人员在本年的腊八日夜在莫高窟遍窟燃灯的具体任务，实是莫高窟佛事活动统一管理的最好证明。如果说P.2019v《长兴元年(931)净土寺入破历》记载“粟肆斗，令公上窟时卧酒、窟上诸寺领顿用”，所记“窟上诸寺”可以理解为莫高窟的多所寺院，再结合莫高窟第443、148等窟供养人题记中频繁出现的“住窟禅师”、“窟禅”、“住窟禅僧”等身份性质的僧人群体在莫高窟进行的禅修活动，那么莫高窟在寺院统一管理下的营建、维修、佛事、香客活动，应当井井有条。 按此逻辑，正因为吐蕃和归义军时期莫高窟属于敦煌佛教僧团统一管理之下，所以我们看到归义军时期在重修前期洞窟时采取的统一而规范的手法，但是到了曹氏归义军末期一度出现一些变化。到了回鹘和西夏时期，目前很难找到直接涉及莫高窟整体洞窟管理的文献资料，但从洞窟现有的遗迹出发，也可以对西夏时期的莫高窟石窟寺管理作些推断。 (一)重修前期洞窟选择的混乱反映出莫高窟管理大不如前 我们知道，佛教石窟寺的营建，在不同时代选择营建洞窟的位置时，往往会充分地考虑具体崖面位置关系[26]，这一现象在莫高窟反映得尤其有规律可循。熟悉莫高窟洞窟者皆知：在回鹘西夏之前，莫高窟崖面上的洞窟是按不同的时代分成多个崖面区间或段落，以北凉三窟第275、272、268窟所在位置为最早开窟的崖面；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向两侧布局，每一层的某一段崖面上往往会是同一时期洞窟集中的区域，到了曹氏归义军时期则往往在底层开大窟，看似无规律，其实若考虑到当时整体的重修活动，就可以看到曹氏归义军时期大窟的选择也是有规律可循的[27]。 但是到了沙州回鹘和西夏时期，情况发生了变化，无论是回鹘时期的重修洞窟，还是西夏时期重修的洞窟，放在整体莫高窟崖面上观察，找不到规律性，从南到北、从一层到三层，都有重修的洞窟，即使是比较集中的某一层位上，重修的洞窟也不相互连接，似有较大的随意性，没有整体的事先规划。 因此，单从重修洞窟的选择上来看，西夏时期莫高窟的管理大不如前。 (二)较为频繁的游人香客活动显示莫高窟有效管理的衰败 对于这一现象，笔者已在《西夏时期敦煌莫高窟的营建——以供养人画像缺席现象为中心》一文作了讨论，通过现存于莫高窟洞窟中的西夏文、汉文题记资料，可以较为清晰地感受到西夏时期的莫高窟已成普通游人香客随意题刻之处，而像一些清沙的功德题记，也似乎说明了莫高窟正常的寺院有序管理的清沙活动受到影响或中止，底层的一些洞窟受流沙淹没，需要清理。当然我们也必须要认识到，之所以会留下这些游人香客的题刻文字，其实反映的是莫高窟仍然作为西夏时期重要的佛教圣地和沙州老百姓信仰中心的地位，当然整体境况和管事并不理想。 (三)以对第285窟的重修现象看西夏时期莫高窟的管理 莫高窟第285窟是北朝的代表窟，窟内壁画极其精美，是同时期北朝洞窟所仅见。西夏时期在该窟的重修活动颇为独特，不是像前述常见整体重绘壁画的方式方法，完全没有重绘壁画，西魏壁画保存完好。西夏时主要在窟内建一方形坛，坛上立一圆形多层的曼荼罗式坛，似第465窟主室存多层圆坛，此现象在1908年伯希和考察队拍摄的照片中可以看到；另在南北壁原8个小禅龛部分龛门口起一藏式塔，把龛完全封闭起来，据伯希和笔记可知，当时这些藏式塔龛里面塞满了西藏信徒的还愿物[28]，藏传信徒如此崇拜这些塔和龛，极有可能这些塔是为封存西藏喇嘛教的高僧舍利所为，果若如此，则说明西夏时期在重修时把第285窟本来是禅窟的几个小龛部分埋藏了僧人骨灰，可以认为是西夏重修工作时完全改变洞窟功能与性质的重要事例。类似的现象另可在莫高窟第328窟看到，西夏人重修第328窟时完全未动精美的盛唐彩塑和龛内壁画，仅重绘了窟顶、四壁、甬道和前室，同时在主室龛下起一藏式塔。此塔在整个洞窟中显得极不协调，推测和僧人死后瘗埋有些关联。此类似的做法也可以在莫高窟北区石窟第142窟看到，狭小的窟内起二塔，考古判定为瘗埋窟内的舍利塔[29]。 对于第285窟几处塔的时代，宿白定其为元代[30]。宿先生早年断为元代的莫高窟、榆林窟遗迹，现已多有新说，以第464、465窟为代表，多已归为西夏时期[31]。另在主室北壁西起第一个禅洞内有墨书西夏文十行[10]9： 雍宁乙未二年九月二十三日，麻尼则呼……同日，八人共同发愿，来山寺庙中烧香，生生世世，当见佛面。司者案头尼则尼顷浪(画押)。 西夏崇宗乾顺雍宁乙未二年，即1115年，此题记和塔是西夏人尼则、尼顷浪等八人来莫高窟巡礼时在第285窟留下文字。至少说明到了西夏时期第285窟已经处于无人管理的境况。 另据敦煌研究院保护所使用碳十四14C测年的结果，第285窟现存的窟内坛的时代是西夏时期④，这也为西夏在第285窟的系列活动提供重要的时间依据。 如果以上推测成立，让我们看到西夏时期把前期洞窟改为起舍利塔的现象，充分说明这一时期莫高窟石窟寺整体管理的松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