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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统治者党项人与敦煌石窟营建 前面的讨论，主要针对的是莫高窟西夏洞窟的营建，同时主要关注的是西夏时期敦煌本地传统人口即以汉人、回鹘人和部分汉人世家大族后人为主体功德主的情况。但是敦煌西夏时期的洞窟还包括榆林窟、东千佛洞、五个庙等处，更重要的是这几处的西夏洞窟的营建表现出与莫高窟较大的区别。另一方面，西夏时期作为统治者的党项人在石窟营建方面情况又是如何，则是这一时期敦煌石窟营建的又一课题。 史金波以莫高窟西夏重绘窟中大量出现的窟顶藻井龙凤图案为现象，推断西夏皇室主导了莫高窟大量洞窟的重修工作[45]165-171。西夏皇室是否主导了莫高窟的重修工作，仍需再作探讨，像莫高窟、榆林窟作为西夏时期的佛教“圣宫”或“世界圣宫”⑥，又有西夏皇帝关注或亲自巡礼的相关记载，倒是对我们理解西夏王室与二窟的关系提供思考。榆林窟第15窟前室甬道北壁东侧的西夏文墨书题记中出现“南方阇普梅那国番天子戒国□、大臣，睹菩萨□山，当为修福”[46]，陈炳应把“梅那国”解释为党项人自称“没你”、“弭药”，全句的意思则是西夏皇帝对莫高窟、榆林窟二窟敬佛活动的重视，直接训戒王子、大臣，要为二窟修福[10]17，24，25。俄藏黑水城文献121V西夏文《宫廷诗集》中的第七首《御驾西行烧香歌》记载夏仁宗仁孝于乾祐七年(1176)从兴庆府出发，抵凉州圣容寺烧香，驻跸张掖时行香大佛寺、马蹄寺，继之亲幸黑水桥，再西行至瓜州榆林窟[47]。也有学者认为《御驾西行烧香歌》记载的皇帝是夏桓宗[48]。还有学者认为榆林窟第3窟佛顶尊胜曼荼罗中的供养人即是夏仁宗仁孝，佛顶尊胜是西夏皇室的保护神[49]，此推测也可以从贾维维对洞窟整体图像研究中得到证实：突出表现在西夏佛教界力图综合包括敦煌本地图像传承与信仰模式、汉地早期大乘佛教信仰、唐代密宗信仰、吐蕃之后引入的东印度波罗艺术风格造像传统、11世纪梵藏文密续经典所记载的全新的图像体系、辽回鹘等民族政权宗教信仰影响等在内的多民族跨地域文化交流的特征，一定是西夏时期瓜州佛教界上层出于宗教统治的需要而作出的不朽努力[50]，这样的供养功德主一定不是简单的普通民众所能够达到的佛教理想与追求。通过以上学者们的研究，似乎表明西夏人对敦煌石窟营建的贡献可以追溯到西夏皇室。 除以上资料外，另像榆林窟第29窟出现的“真义国师鲜卑智海”，国师是西夏僧人最高称号，是僧人中的上层人物，政治地位也不低[12]143，“鲜卑”是西夏番姓的一支，又作“西壁”[51]，真义国师的供养像出现在榆林窟壁画中，因此可以认为榆林窟第29窟可作为西夏时期统治者营建的代表洞窟，其实这一点也可以得到窟内其他供养人的佐证。据刘玉权研究，该窟正是西夏后期作为地方军政长官沙州监军司高级官员“监军摄受”赵麻玉一家的功德窟[52]，此处赵姓虽然属汉姓，但是据《西夏纪》卷六及《宋史·夏国传》上的记载，西夏各监军司“并设都统军、副统军、监军使一员，以贵戚豪右领其职，余指挥使、教练使、左右侍禁官数十，不分番汉，悉任之”。另，西夏文《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司序行文门”记载包括沙州监军司在内的“十七监军司”中沙州监军司设“刺史二正一副二同判四习判”、瓜州监军司设“刺史一正一副二同判三习判”[53]，据此，再结合第29窟内“□宿御史司正统军使趣赵”、窟主赵麻玉的长子“瓜州监军司通判奉纳赵祖玉”的结衔，若再考虑到番姓国师的出现，很有可能此赵姓属西夏番人。赵姓在西夏汉姓中出现并不常见。至于西夏皇室在对外和宋朝往来时倒是使用赵姓，但其和第29窟赵姓之间的关系如何，则需讨论。而第29窟女供养像中出现的“故岳母曹夫人”，此处曹氏极易使人联系到敦煌五代宋时期的归义军曹氏家族，若此曹夫人果为归义军曹氏后裔，倒是可以说明此赵氏家族和敦煌传统大族曹氏联姻的可能性，则是西夏时期敦煌大族活动的重要资料。 莫高窟第61窟是曹氏归义军时期节度使曹元忠的功德窟，俗称“文殊堂”，西夏时期重绘甬道壁画[54]，南北壁画炽盛光佛并十二宫图，在北壁画面中间偏后位置，前面画一身僧人形象人物，有榜题框，但文字已漫漶，完全看不到任何信息，无头光，但有伞盖。后面一身僧人形持伞盖人物，榜题内为西夏文，但因为不清晰，无法释读。再后面上下二排各五身共十身僧人。第一身大像虽然无头光，但金色刺绣袈裟清晰可辨，又持一香炉，有侍从打一伞盖，其位置与组合关系，显然是后面十身比丘的引领者，属于更高一级的僧人，其身份非同一般。榜题中的两行西夏文日本学者荒川慎太郎有释读，但无法完整拼写[55]344。此身人物，陈炳应很早就指出其应是国师，并和第256窟发现的西夏文墨书题记“唐虫国师住光宅寺中，尔时众人□问佛义……”中的“唐虫国师”相联系[10]28，29。杨冰华把其解释为西夏仁宗仁孝罗太后[56]。笔者更倾向于陈炳应早年的判断，而认为该身像为西夏国师形象，详细仍需再研究。不过其中十身“助缘僧”(对应的西夏文翻译为“发愿者”)供养像中出现的题名需要作些讨论，他们分别是“助缘僧梁惠觉像”、“助缘僧……像”、“助缘僧讹特惠明像”、“助缘僧李□□像”、“助缘僧翟嵬名丸像”、“助缘僧索智尊之像”、“助缘僧吴惠满像”、“助缘僧嵬名智海像”、“助缘僧尽惠嵩像”、“助缘僧杂谋惠月像”⑦，这是北壁的十身僧人。另在南壁有大家熟知的“扫洒尼姑播杯氏愿月明像”，据荒川慎太郎研究的结果，在南壁又释读出一身“法师像”和一身“助缘僧翟嵬名”的题记[55]343。综合以上题记，其中出现了西夏皇室姓氏的“嵬名智海”[57]，加上汉番二姓结合的“翟嵬名”，则是西夏皇族出家者营建的重要资料，另有汉姓翟、索、吴、李等姓僧人，这些都是敦煌传统的汉人大姓，因此第61窟的重修活动一定是西夏在莫高窟重要的营建事件，西夏皇族出家者和敦煌汉人后裔大姓中出家者共同发愿营建，其实这一点也体现在该重绘壁画内容题材、风格的独特性中，与我们看到的其他大量重绘千佛、经变画、供养菩萨、团花装饰等题材、风格完全不一样，值得重视。 莫高窟、榆林窟之外，东千佛洞第2窟和第5窟的营建也与党项人有一定的关联，据张先堂研究，东千佛洞第5窟是由身为寺主名叫智远的和尚监督指导，由来自多个不同党项族、汉族姓氏的武官、文官家族的男女成员共同合作出资营造的功德窟[58]；东千佛洞第2窟则是西夏时期瓜州地方具有“边检校”官职的中级武官作为功德主所营造[59]。第5窟因为有地瑞、史属于西夏党项姓氏即所谓番姓的二姓成员，党项人建窟的理由充分。第2窟虽然供养人题记资料缺失，无法确知统治阶层党项人参与营建的信息，但是窟内浓厚的藏传佛教图像，加上作为“边检校”的中级武官功德主身份，按西夏高中级武官以西夏人为主的传统，此窟仍当是党项人的功德窟。 事实上，东千佛洞作为西夏时期在瓜州地界上创建的一处佛教石窟寺，考虑到瓜沙地区原有的几处石窟寺如莫高窟、西千佛洞、五个庙、榆林窟的存在，在距榆林窟不远再建一处石窟寺，显然是当时瓜州佛教界特意的安排，是有特殊的用意在其中，而这一点也恰恰可以得到窟内浓厚的藏传图像题材、风格所印证[60]。另外，结合东千佛洞所在的地貌特征，可以感受到其大致与同时期在西藏地区、特别是西藏西部石窟寺或寺院所在地貌较为接近[61]，更能说明藏传佛教信众需求的可能性。也就是说，西夏人之所以要另辟新地，选择在东千佛洞创新西夏佛教新的圣地，应该是为了弘扬藏传佛教发展的需要。若此推测可以成立，则当是西夏瓜州佛教上层的功德行为，即是以党项人为主营建的结果。而东千佛洞在窟型上和造像布局上浓厚的龟兹风格，据陈爱峰研究，是高昌回鹘佛教石窟影响的结果[62]。西夏时期这种有趣的佛教艺术互动与佛教文化的交流现象，不仅是佛教统治阶层对佛教艺术多元化的积极吸取，也是回鹘佛教影响在瓜州的重要体现，是西夏瓜州石窟营建的重要内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