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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世家大族的衰败与集体式营建功德的可能性 敦煌莫高窟为什么能够延续千余年之久，是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学者们给出的答案不尽一致。史苇湘总结多年来的观察所得，对这一问题作出意味深长的回答，认为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核心因素是历史上敦煌世家大族的推动，并总结为：“敦煌莫高窟是古代敦煌豪门世族意识形态的一种反映。”[32]124-136的确，仔细考察历代敦煌石窟的营建，往往看到的是不同时期世家大族宗教活动的影子，“家窟”也是敦煌石窟主要的功德体现，其中讨论较多如阴氏、李氏、索氏、曹氏、张氏、翟氏[33]，这些家族在莫高窟的功德窟均为一时之代表，往往形成一个时代的标志性功德窟，又是同时期或其后仿效的对象，引领时代潮流。 对于敦煌世家大族与洞窟营建关系，研究成果非常之多，冯培红《汉宋间敦煌大族研究》有集大成之功[34]。早在魏晋时期，敦煌就是一个“大姓雄张”的地方，而像曾经活跃在洛阳太学的“敦煌五龙”，可以看出敦煌大姓雄厚的文化基础。五凉时期河西学术发达，但代表人物往往是来自敦煌的大姓，如郭禹、郭荷、宋纤、刘昞等，他们名噪一时，为时代大儒，均出自敦煌大族[35]。正因为如此，敦煌开窟之初即使佛教石窟与家族之间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作为敦煌家窟的代表，以唐贞观十六年(642)营建的“翟家窟”莫高窟第220窟为例，一直到后唐同光三年(925)，原来功德主翟思远的九代曾孙翟奉达又重修甬道北壁，并画了“新样文殊”，并书上翟氏的“检家谱”[36]，之后大约到了曹氏归义军的中晚期，翟氏后人又重绘整个洞窟，南北壁在下层初唐壁画上分别绘制独特的瑞像史迹画集与弥勒经变，后在20世纪40年代被常书鸿和罗寄梅剥离上层壁画，露出下层初唐作品，保存完好。现保存1975年被推出的曹氏时期最后重修的缩小加固的甬道壁画，有曹氏男性供养像，还有曹氏女像和于阗天公主供养像[37]。也就是说，在300余年的时间里，第220窟一直由翟氏负责营建、维修、管理、重修，这也符合翟氏在敦煌的大族地位[38]。 另据成作于951年的《腊八燃灯分配窟龛名数》可知，在10世纪中叶，莫高窟崖面的洞窟有相当一部分是之前不同历史时期的家窟，经学者们考订，大致有：“阴家窟”第138窟，“二层阴家窟”第231窟，“王家窟”第143窟，“宋家窟”第146窟，“李家窟”第148窟，“吴家窟”第152、153、154窟，“张都衙窟”第94窟，“翟家窟”第85窟，“杜家窟”第76窟，“宋家窟”第72窟，“陈家窟”第320窟，“何法师窟”第196窟，另像“吴和尚窟”第16窟可以认为是“吴家窟”，“司徒窟”第94窟可以认为是“张家窟”⑤。而像在洞窟龛下墨书清晰的“翟家窟”第220窟，张议潮的功德窟第156窟应为“张家窟”，藤枝晃认为第159窟也是“张家窟”[39]。按照学界研究，若把西魏第285窟归为“阴家窟”[40]，说明家窟的营建是莫高窟贯穿始终的线索。此线索其实也正好可以和敦煌大族在汉晋以来到北朝、隋唐、五代宋的发展相始终，实是解读敦煌石窟营建的重要思路。 史苇湘认为敦煌的世族把对文化的固有传统，最终是以洞窟的形式保存了下来[32]124-136，此观点是研究敦煌世家大族者的共同看法[41]。笔者在探讨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石窟“重构”原因时，也看到敦煌人对“文化的守护”和对“传统的保持”同样是通过洞窟营建方式方法，以敦煌地方传统的手法有效地保存了汉文化[42]。 我们也注意到，无论是研究敦煌世家大族，还是研究敦煌的家窟，到了曹氏归义军之后，学术界几乎不再有相关的讨论工作。这种现象的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因为就现有的资料，我们在传统文献典籍中几乎找不到有关沙州在曹氏归义军之后的相关家族或个人活动的记载，更让我们困惑的是，在归义军之后敦煌石窟的营建中供养人题记、发愿文、功德记类文字几乎不存，更有甚者，到了西夏时期在莫高窟几乎看不到此类图像和相关文字存在的痕迹。 那么，敦煌石窟的营建到了沙州回鹘和西夏时期，是否仍然是之前的传统、是敦煌本地世家大族“意识形态的一种反映”?是否仍然是敦煌的世家大族对传统的守护、保护文化的一种措施呢? 沙州回鹘洞窟中仍然有如第310、418、399、148等窟完整家族供养像的存在，更为有趣的是，我们观察到的沙州回鹘洞窟中供养人画像，男性以回鹘装为主，女性个别有回鹘装，但同时也出现女性曹氏装的现象[43]，此现象正反映的是曹氏归义军时期世家大族到了沙州回鹘时期仍然存在的历史事实，但总体的趋势是归义军原有世家大族的回鹘化现象越来越浓厚。 有趣的是，到了西夏时期，在莫高窟重修的洞窟中绝大多数不出现任何供养人的画像信息，或者说供养人画像的缺席成为这一时期西夏洞窟营建的一个基本现象或特点。基于此，笔者另文作了专题分析[20]，特别是从洞窟营建的人口基础因素分析入手，结果发现西夏时期，特别是在西夏前期，由于长期频繁的宋夏战争，沙州人口参与战争而使得人口大减；加上西夏时期河西走廊作为西夏半农半牧经济区的原因[44]，客观上使得敦煌佛教信徒人口远不如之前的归义军时期。 总之，受西夏经年累月的战争影响，处在西夏最西部的沙州也未能避免战争带来的负面作用，敦煌自汉晋以来形成的世家大族受到根本性打击，除了一部分在较早的时候受回鹘人势力的影响而回鹘化之外，其他的世家大族随着西夏统治者的进入，受西夏战争对人口的需求，原有的世家大族多遭衰败，部分可能沦落到普通老百姓当中，再无往日光辉。唯有莫高窟第61窟供养的“发愿者”、“助缘僧”中出现翟、李、索、梁、吴诸姓僧人，倒是可以认为是敦煌传统世家大族的遗痕。另榆林窟第29窟出现以赵姓为主的家族，同时又有其与曹氏联姻的情况，也算是敦煌世家大族延续的佐证。但此二窟的事例对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西夏统治时期而言，资料过于单薄，人口比例也非常有限，因此似仍无法改变世家大族整体衰败的客观事实。在这样的情况下，延续了500年之久的表达“世家大族意识形态”的洞窟营建也出现新的变化。 敦煌石窟的营建有家族对家窟维修的传统，其代表像莫高窟第220窟，对于西夏时期重修的洞窟，在西夏重修之前，窟内的壁画应当保存较今天完好得多，大多为隋或唐前期的洞窟，到西夏欲重修时才经过二三百年时间，窟内的供养人题名、功德记文等题记文字资料应当是可以释读的，或部分可以释读。如果这一时期还有最初建窟者的家族后人存在，那么如果重绘是家族人所为，倒也顺理成章，但如果非家族人所为，应当是有一定的人事障碍。当然如果家族已经破落，或已无后人延续下来，则另当别论。但是完全没有供养人任何信息的存在，给本家族对家窟重修的可能性带来疑问和逻辑推理上的挑战。 莫高窟石窟营建史上，除了家族重修家窟的传统之外，另像前述曹氏归义军时期全面重修莫高窟崖面上洞窟的宏大工程，给我们重要的启示。我们看到的经曹氏时期重修过的洞窟多是把曹议金夫妇的供养像画在甬道南北壁，像莫高窟第428窟、第121窟，榆林窟第16窟等，还有的洞窟也会把其他曹氏成员的男性和女性供养像画在甬道的南北壁，其代表如莫高窟第205窟、榆林窟第25窟等，二者的区别应该是重修时间上的差异，核心的表现是会把重修时间在任的节度使画像入窟，以作为名义上的功德主。 把以曹氏归义军首任节度使曹议金夫妇为代表的曹氏节度使和曹氏女眷们的供养像画在重修洞窟当中，作为功德主出现，显然是曹氏归义军政权统一重修时整体处理功德主的巧妙办法。曹议金和夫人回鹘天公主以及其他的节度使夫妇们，不大可能是所有重修行为的实际上出资的功德主，但鉴于他们在当时敦煌的政治和社会地位关系，因此像这样的大规模重修活动的功德主，最后都归于他们，把他们的供养像画入洞窟中，挂名的成分多，实际的意义少。因此，在这些洞窟中出现的曹氏节度使夫妇们的供养功德像，充其量是曹氏政权集体重修的形象代言人，而非像我们在其他之前各时期洞窟中看到供养人画像那样，是真正意义上的窟主、施主。 史金波指出莫高窟西夏洞窟的龙凤藻井与西夏皇室密切相关，洞窟中大量出现的此类图案，正是西夏皇室大规模修建莫高窟的反映[45]165-171。虽然西夏皇室是否是莫高窟大规模重修的主导者仍需更多证据的支持，但此思路倒是给我们重要的启示。 如果推测不致大谬，西夏时期随着世家大族的瓦解，沙州传统佛教信仰人口的下降，加上西夏时期沙州经济所限，之前以家族为单元重修家窟的模式，到了西夏时期难以继续，而借鉴曹氏归义军时期由归义军政权集体重修的手法，最后西夏时期的洞窟重绘活动，变成由当地世俗界或佛教界统一领导下的集体行为，既然是集体行为，大概就没有必要在具体的洞窟中绘制供养人了，而集体的功德则应当是以竖立在公共场合的功德碑类体现，而在洞窟前室西壁门上或主室东壁门上的大块榜题框，也应该是书写功德记的地方。 事实上，西夏时期集体重绘方式方法运用的可能性，也反映在莫高窟西夏洞窟壁画在题材内容和艺术风格上极高的重复性、一致性特征中来。西夏重绘的洞窟，窟顶全是团花装饰，四壁或画千佛，或画极为简单的几种净土变，甬道多画供养菩萨，前室多残，但常见净土变，整体来看模式化、程式化现象极为严重，几乎可以说是千篇一律，没有太多的艺术性可言，这种艺术特性，应该是属于集体功德下的作品。 另一个可以佐证西夏莫高窟石窟重绘集体功德属性的是在洞窟壁画中几乎没有榜题文字，对于佛教经变画而言，是以绘画图像的形式对佛教经典的形象再现，因此往往会在经变画不同的画面旁边以榜题的形式书写相应的位置经典文字，这在早期故事画中已出现，到了隋唐经变画中则随处可见，一直延续到五代宋归义军时期的洞窟中，但是到了回鹘和西夏时期的经变画中几乎不再出现任何榜题文字。这种现象的出现，有可能是由于集体统一重绘作品经变画的模式化原因，故在重绘者看来，完全没有必要再添加繁琐的榜题文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