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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认同与政治依托的统一 纵观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不难发现，爱国主义的内涵之所以如此丰富，爱国主义的传统之所以如此源远流长，爱国主义之所以能够作为团结的纽带拉近中国人彼此间的距离，就在于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有着独特的文化土壤和深厚的文化根基。中国自古就有“华夏”之称，而这一称谓也是最能表现中国人对自己文化认同、文化自信的称谓。“华夏”一词最早见于周代《尚书·武成》：“华夏蛮貊，罔不率俾，恭天承命。”梅颐《伪孔传》解释说:“冕服采章曰华，大国曰夏。”孔疏：“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章服之美,故谓之华。”都是以大释“夏”,以文采释“华”。杨度《金铁主义说》解释中华一词：“中华云者，以华夏别文化之高下也。即以此言，则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可以看出，以“华夏”称谓中国，其最想表达的含义在于文化，文化高的地区称为夏，文化高的人或族称为华，含有美好壮大的意味。正是这种灿烂的中国文化造就了中华民族共同的心理素质，孕育了中华民族深沉的爱国气质，奠定了民族融合的坚实基础，而这一切也深深源于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正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特征之一。 炎黄子孙都认同自己是“龙”的传人。在国家尚未形成之前，中华民族的远古祖先以图腾作为自己的崇拜物，以寄托自己对山川大地的依恋之情，表达自己对神灵、祖先的敬畏之情，宽慰自己对神秘自然现象的恐惧，彰示自己保卫氏族部落不受侵犯的决心。《左传·昭公十七年》便记载，黄帝氏以云纪，炎帝氏以火纪，共工氏以水纪，大皞氏以龙纪，少皞氏以鸟纪，这些都是图腾崇拜的表现。在氏族部落逐渐向部落联盟和部族发展的过程中，各氏族部落的图腾开始逐渐融合并形成共同的图腾——龙，龙图腾的最终形成不仅标志着各氏族部落间融合的完成，也彰显了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就有的潜在同一性及认同的可能性。由此，中国也有了极浓的尊龙意识，不仅华夏民族如此，其他少数民族也是如此，均把自己视作龙的传人。“龙”成了中国文化的象征，“龙”文化的出现不仅较早地体现了中国人对自己文化认同意识的产生，而且也日渐演变、进化成了一种民族凝聚力的象征。 除了“龙”文化及神话传说以外，春秋战国时期萌发的以儒家为代表的伦理道德文化也承载了人们对中国文化的深深认同感。在这一时期，仁义礼智信的文化、忠孝文化、崇尚气节的文化、和合文化、大公无私的文化等等，都曾成为民族凝聚的核心价值与精神纽带。孝作为中国文化的原发性、综合性观念，对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曾经发挥重要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正是孝意识的延伸结果。正如《礼记·大傅》中载：“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庙严,宗庙严故重社稷……”可以看出，孝意识的延伸以及人们对孝文化的认同，在一定程度上会引发出人们济国忧世的情怀，还会转化为人们慷慨赴难、爱国兴邦的实际行动。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不仅仅囊括了思想、学术、哲学、教育、宗教、书法、文学、艺术、语言、文字、天文地理等精神文化，也囊括了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并且以教育、政策、口耳相传等方式逐渐地融入到了人们的衣食住行、价值观念、社会风尚、民间习俗等方面。中国文化不仅仅只为汉族主体所创造，它也在其发展过程中吸收了来自其他民族文化的成分，不断丰富自己的内涵，同时，以汉族为主体的儒家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少数民族的文化。例如，清代道光年间就曾记载，贵州册亨县者冲《乡规碑》（布依族）中明文规定：“第一件：有君臣、父子、夫妇、朋友、兄弟，各守五伦，各尽人道。第二件：君尽道、臣尽忠、子尽孝、妇敬夫、弟敬兄，各尽其诚。”（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史志办公室编：《黔西南布依族清代乡规民约碑文选》）这些乡规民约便是汉族文化中的五伦关系在布依族民间的具体体现，亦是少数民族在伦理观念和习俗方面，对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国文化认同的具体体现。由此可以看出，特定的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无可取代的象征，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会化为一种精神力量、民族情感积淀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使中华儿女无论何时何地都能产生血浓于水的亲情凝聚力，拥有团结合作、共同奋斗的文化基石。 另一方面，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形成、培育是以一定的政治依托为其条件的。政治依托主要通过政治疆界的稳定、政策举措的适时、政治理念的合宜等体现出来。国的繁体字“國”，周代金文中写作“或”，“从囗从戈以守一”，“囗”为国界，“戈”为武器，“一”为土地，“或”表示“执干戈以卫社稷”，即用武器保卫土地，西周时期，加上表示边界的“囗”而成“國”，“國”即用武器保卫一定边界内的土地。由此便可以看出，自古以来，国家便有维护社会秩序、主权和安全的政治职能，因此一个国家的建立、发展与强大是以一定的政治依托为条件的，而这种政治依托也为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中国古代时有分裂，但是中国特有的文化与习俗传统却从未发生断裂，从文化与习俗传统中所孕育出的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也从未断裂。这一方面固然与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高度认同有关，但另一方面政治依托也在某种程度上创造了一定的有利条件，这也使得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在某种意义上体现出了政治依托的特征。 公元前221年，秦朝结束了春秋战国时期以来诸侯混战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当时秦朝在极盛时，其版图面积大约有350万平方公里，其中不但包含了今天中国34个省级行政辖区中27个的全部或一部分（黑龙江、吉林、台湾、海南、新疆、青海和西藏不包括在内），还包括今天朝鲜、越南的一小部分。西汉是中国历史上大力扩展版图的第一个王朝，经过汉武帝、汉昭帝、汉宣帝等的不断努力，到汉元帝时，西汉王朝的版图面积达到最大，大约有680万平方公里，西汉王朝的版图面积是在秦朝原有的基础上发展、扩大的，除了今天中国版图中的黑龙江、台湾不包括在内外，当今中国版图的样貌在西汉时便已初见雏形与规模。到了元朝，中国的疆域面积达到了最大，至1280年，其版图面积大约有2300万平方公里，不但包括了现今中国版图的全部或大部分，还包含有俄罗斯、蒙古等的大部分。1820年，清朝的版图面积大约有1300万平方公里，其版图便是今天中国最终确定的版图面积的前身。可以看出，自秦朝以来，中国虽然在三国、南北朝、五代十国等时期陷入过分裂状态，但总体上看，中国的版图是一脉相承的。{4}换言之，自秦朝以来，我国历史上的政治疆界虽然时有变迁，但大体上是稳定的，且就整体趋势而言，国家分裂时期越来越短，统一时期越来越长。而构成政治依托重要元素之一的相对稳定的政治疆界亦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培育、流传提供了客观的有利环境。 相对稳定的政治疆界、政治环境对于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传播十分重要。历来古代先贤就一直把“一”则稳、“多”则乱看作是不争的事实，自商周时期开始，历代王朝和忠君爱国的仁人志士都把统一中国，统一天下作为自己的毕生追求。《礼记》中提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国无二君，家无二尊，以一治之也。”《孟子·梁惠王上》中提到：“孟子见梁襄王。……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墨子·尚同》中提到：“查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而这里的“一”便是大一统国家观的早期体现，这里的“一”不仅代表思想的统一、政治的统一，也代表疆界的完整。在古人看来，多元的权力中心、政治中心不仅是难以想象的，而且是难以接受的，多元的权力中心不仅代表权力的分散，也代表疆界的分裂，而权力的分散、疆界的分裂往往亦代表战争的频发，人类生存环境、文化传播环境、思想教育环境的恶劣。其实，严格意义上讲，古代中国由于受到“天下观念”与“朝贡体制”思想的影响，再加上汉族与少数民族在居住空间上的重叠，宋以前的中国人对“国家”边界的意识总是处于很模糊的状态，其希求领土完整的思想总是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形式体现出来。但是宋代以后，由于受到辽夏金元的压迫，使得这时的宋代中国有了明确而清晰的边界勘测和国家主权的意识。正是这种政治管辖空间意识的明确，使得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历史传统的基础更加坚实，伦理道德的同一性更加深入、普遍，从而为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流传、弘扬提供了充分的条件。所以当领土受到侵犯时，当中国人的生存环境、文化环境受到破坏时，便会极大地激发出中国人的不满情绪、反抗情绪，因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而引发的公车上书、戊戌变法等运动便是最好的说明。 不同时代，适时的政策举措对于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丰富与弘扬也十分重要，它使得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政治依托特征更加明显。在政治方面，表现为维护国家统一，领土完整的政策举措；在经济方面，表现为富民以强国的政策举措；在文化方面，表现为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主的，以维护思想统一的政策举措。就政治层面来讲，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领土的完整，历代王朝都通过政策举措做了很多的努力。例如，周朝为了稳定被征服的地区，实行大规模的分封制，即“封邦建国”或“封建亲戚”，其中周王室的同姓诸侯占据多数，异性诸侯只占据了少数，其目的就是为了“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可以看出，周朝推行的分封制既消解了殷遗民的势力，降低了再次发生叛乱的潜在危险，又有效地巩固了周人的统治政权，实现了周人统治天下的目的。至秦，则废除了分封制，实行郡县制，即把全国分为三十六郡（以后又增至四十余郡），郡下辖若干县，县下有乡，乡下有亭、里，而皇帝的政令，则通过三公九卿，直达于郡、县、乡、亭、里，这样一种中央集权化的体制便可以有效地避免分封制所带来的分裂割据的局面，以利于大一统国家的发展。可以看出，虽然在政治方面的政策举措会随着时代的发展有所变化，但适时的政策举措更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领土的完整，而国家的统一、领土的完整为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 就经济层面来讲，富民以强国的政策举措亦为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孟子·离娄下》中曾提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在治理百姓方面也是如此，君主只有注重到百姓最基本的生存利益，才会得到百姓的支持与信任，只有把百姓的基本利益深刻地纳入到国家政策举措的考量之中，才会得到百姓真诚的拥护与爱戴，才会深刻地激发出百姓心中强烈的爱国意识、爱国情感。例如，汉武帝晚年面对国内饥馑动乱的景象，忏悔征伐之事，下诏以力农为当今之务便是最好的证明。就文化层面讲，秦始皇统一文字，便为巩固国家的统一、促进经济文化的发展、思想的传播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政治依托除了体现为稳定的政治疆界、适时的政策举措外，还体现在以民为本、以德治国的政治理念等方面。这些都构成了政治依托内容的重要因素，亦为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丰富、弘扬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和保障。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高度的文化认同感为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传播、弘扬提供了主观的心理、情感条件，而一定的政治依托则为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传播、弘扬提供了客观的发展环境，二者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只有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才能使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才能使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在民族团结、国家复兴方面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