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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天下”与“华夷”:传统族群观的对立统一 “天下观”在中国古代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概念, 既是包含了“九州”“四海”等地理概念上的世界观, 也是区分“中国”与“四夷”之方位与等级的哲学观, 更是界定“华夏”“四夷”间差异的族群观与文化观。毫不讳言, “天下观”是中国古代哲学观、世界观、空间观、国家观、文化观与族群观的多重揉和, 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思想基础。几千年的王朝中国历史上, “天下观”历经历朝历代统治者与知识精英的不断完善, 加以意识形态化和制度实践化。[13] “天下观”的基础内容是地理范围, 囿于当时认知世界的能力, 人们思想中的“天下”偏向所居一隅。“中国”是天下政治、经济、文化、人口的中心, “天子”代表上天来统治、教化、养育天下万民, 四周的“蛮夷戎狄”正是需要教化的对象。教化的目标任务就在于接受“中国”文化, 依此将天下人群分为“化内”和“化外”两类, 接受了“中国”文化教化的人群, 便可去除其“夷”的身份, 归为“天子”的臣民。对“化外”之民, 虽为蛮夷之属, 却也可依教化之功效, 而实现身份转变和对“中国”文化的认同, “以文化区分族群是中国王朝国家族类观的主要内容”[14]309。以“中国”文化为本, 通过施以教化, 无论处于何种“落后”阶段, 都可以成为“中国”的一员。所谓的落后, 并非是当前种族主义观念下对人种的抨击, 而是将所有人看作生物属性平等为前提, 强调各族群间的文化差异与文明程度的不同, 即“文化上的落后”。李宪堂认为, “天下观”是中华民族传统的“世界观”, 它的生成和演变的历史过程同中华民族生存实践相互伴随;“天道”和“天命”为呈现世界意义的形式, 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价值取向、认知偏好与思维旨趣, 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流变提供了可预知的认知框架。[15] 源于“天下观”的“华夷之辨”是区分不同族群的基本观念。“天下观”中强调“中国”与“四夷”间是文化差异, 华夷之辨实质上就是华夷文化之辩, 王朝中国时期文化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自然而然成了辨别二者的核心内容。“华夷之辨”始于先秦时期“中国人”对周边族群的想象, 认为自身占据社会文化发展繁盛的天下中心区, 边缘区则居住了不同类型的族群, 起初带有强烈的种族主义色彩, 如“非我族类, 其心必异”, 后来发展为以“文化”的高低和是否接受中心区教化为标准而形成的一套评价、一套称谓、一套观念、一套标准。而后随“华夷”之间交往交流的不断延伸, 这一观念随即从描绘文化间差异扩展至政治、经济、社会等诸方面, 成为王朝中国时期秉承的族群观。除强调“华夷”的差异外, 承认二者可以相互转化是其另一个特点。简而言之, 就是“有教无类”, 将已经接受中原文化的族群视为“我们”, 而对处于“化外之民”的“他者”, 无论其距离远近、文化认同程度高低, 都视为能够通过文化教化而成为“我们”。中原政权式微时, 若“夷狄”入主中原后继承并继续采用中原文化治天下时, 就可以确立政权的正统, 保证历史的延续。或许可以讲, “华夷之辩”的内涵是“华夷”间的辩证关系, 二者既有“文化”高低之别, 也突出差异, 更有相互转换间联系, “我们”与“他者”都可以成为“我们”, 统一于天下之中, 以此达到“大一统”。 因此, 王朝中国是以“天下”为视野、“文化”为核心、“教化”为途径形成的族群观。[16]158“天下观”追求的是通过施以教化, 达到“化内”, 实现天下归一。自秦汉到明清, 虽曾有族群的分裂与碰撞, 多族群共存的“天下”始终未曾真正出现断裂, “天下”保有旺盛生命力。“天下观”追求的大一统, 其障碍就是中国各族群文化多元性与发展差异性, “华夷之辨”作为“天下观”的自然产物便应运而生。一方面认为“华夷”间自然有别, 是文化非体质之别, 坚持因俗而治对待此类差异就成为历代中央政权处理族群关系的基本政治策略;另一方面, “华夷”间并不是绝对的差别, “夷”入“华”则“华”之, “华”入“夷”则“夷”之, 体现了相对包容与灵活的特征, 即使有“文化优越感”并不意味着要完全取代、灭绝认同群体自身的文化。教化是双向发展的, 其主流是中原文化使得周边族群或是产生认同, 被纳入天下体系中;或是“外族”入主中原后, 继承和维系中原文化施以统治, 确保了历史的延续性与政权的正统性。 美国学者杜赞奇提出中国历史发展的“复线”模式, 即同时存在着“文化主义”与“民族主义”两种族群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在历史中交替出现。当中原政权势力衰弱之际, “夷狄”已不再是施以教化对象, 而是对中原政权具有严重威胁, 此时就会产生一种“民族主义”, 突出“华夷之辨”, 保卫中原、抵御夷狄的狭隘、偏激、排外、种族主义的思想是为主流意识形态, 仿佛回到“华夷之辨”最初之意。一旦外族建立的中央政权继承和采用中原文化作为统治之术时, 此种“民族主义”便会偃旗息鼓, “文化主义”得以翻身。清末民初之际, 面临西方殖民体系和民族主义话语体系的冲击, 传统族群观逐步解构, 在进化论思想驱使下, “文化主义”被“民族主义”所取代, 被知识阶层和革命者们视作救亡图存利器。尽管存在复线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 多族群长期共存于天下一家而非造成大分裂产生了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传统族群观既是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历史中逐渐形成的思想支撑, 强调以“文化”“教化”促成天下一统, 避免了在遭遇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双重冲击下, 在多民族统一国家向民族国家转变中能够避免大分裂、大解体的重要维系。“中华民族认同之所以能够在近代以来实现‘自在’向‘自觉’的历史转变, 是因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天下观念’‘大一统’思想等因子不仅孕育了中华民族认同的文化土壤, 而且是古代王朝试图建构中华民族的文化要素。”[1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