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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冲击与再造:民族主义话语体系下的“中华民族” 近代以降, 王朝中国统治者意识到自身不再是“天下”之中心。“天下体系”在西方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直接冲击下直接崩塌, 维系了长时间的族群观走向了历史的十字路口。西方民族主义思想以及随之传入的民族国家建构理念, 使得民族、民族国家、主权、国民、边界等一系列新的话语表述成为挽救国家危亡的曙光。民族主义理念作为西方舶来品, 虽同传统族群观内在逻辑与价值含义截然不同, 但二者仍然产生合流, 经历了复杂的再造过程, 对传统族群观不断荡涤。此时, “中华民族”便作为合流下最为重要的产物, 出现于历史舞台, 并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与指向, 成为影响至今的话语表述。从该词发端至今, 其内涵释义经历了多次再生产, 即“汉族”指向、“五族”指向、“国族”指向、“宗族”指向、“民族”指向。 (一) “汉族”指向 前文提到, 存在于中国历史上处理族群关系的复线模式之一的“民族主义”, 发端于中原政权凋敝衰弱、周边族群借此入主中原建立新政权之际。在少数族群政权势力衰弱之时、新旧政权交替之际, “民族主义”大旗再次浮现。元末朱元璋讨元檄文就有“驱除鞑虏, 恢复中华, 立纲陈纪, 救济斯民”的行动纲领, 此处所谓的“中华”显然特指汉族。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派面临民族危机时, 从历史资源中寻找推翻清朝政权的正当性与合理性, 具有狭隘、偏激、排外、种族主义色彩的“华夷之辩”也就顺理成章成了政治口号与行动纲领。同盟会创立时就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建民国、平均地权”的“三民主义”明确为政治纲领, 同朱元璋的讨元檄文一脉相承, 强调“中华”一词所涵盖范围只限于汉族。此时, “中华”一词与其说是汉族或是汉族群, 倒不如说是汉种人, 从体质、文化上全面加以区别。看似是推翻旧式王朝建立新式国家的革命口号, 实质是中国历史上“华夷之辨”与西方民族主义的结合。此种歇斯底里且单纯的种族主义政治口号, 过于强调“汉族”等于“中华”, 在当时革命时期一呼百应。以至于梁启超1905年在《历史上中华民族之观察》提到“中华民族”这一概念, “即普通俗称所谓汉族者”[18]4。 (二) “五族”指向 当推翻清政府的革命目标得以实现后, 再谈过度突出“汉族”为“中华民族”的唯一结构, 势必阻碍新生政体的巩固。1912年元旦, 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际提到:“国家之本, 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 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 是曰民族之统一。”[19]2一般观点认为, “五族共和”理念的发源于此, 并在此后一段时间内为多数人所公认。实际上, 孙中山在此仅仅作为该理念的官方表述者, 早在几月前的武昌起义后, 各界商议成立军政府相关事宜时, “五族共和”就已提出。 (1) 而后在上海召开的共和联合会大会确立依照“五族共和”之意, 以代表“汉、满、蒙、回、藏”的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作为国旗。至此, “五族共和”已成新共和政体基本政治观念之一。潘先林指出, “五族共和”理念源自于梁启超“大民族主义”即“中华民族实由多数民族构成”和杨度“五族合一论”, 该思想可追溯至传统的“天下一统、华夷一体”的族群观中。[20]之所以发生由“汉族”到“五族”的内涵转向, 是新政权维系统一与树立认同的现实需求。“汉满蒙回藏”既是中国历史上建立过强大政权的民族, 并在当时分布于广大领土范围中, 对新政体统一的影响不言而喻。“天下观”统各族群于天下之中, 借历史资源的正面价值, “五族共和”对此观念予以继承与延伸。民众认同象征物由王朝转为国家的同时, 新塑造的观念则体现了对历史的继承与延伸, 以此确保在新旧政体过渡之际“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在本体与意识上得到双重延续。与仅指“汉族”相比, 此时的“中华民族”将“汉满蒙回藏”列为同等一类, 是对狭隘、偏激的种族主义思想的摒弃。但不可否认的是, 以“五族”作为“中华民族”置其他各民族于此范畴之外, 使得“中华民族”内涵存在极大局限。 (三) “国族”指向 “五族共和”在民初时期, 以一种政治口号和行动策略出现, 其目的是维护统一和争取认同, 一时成为“中华民族”的核心。作为该思想理念的官方表述者, 孙中山也只是扮演着传递者的角色, “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才是他真正秉承的理念。长期受西方民族主义思想与“民族—国家”理念的影响, 建立同美利坚民族类似“国族”的“中华民族”, 实现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正是他所追求的“合汉、满、蒙、回、藏五族国民, 合一炉以冶之, 成为一大民族”, 即美国式的“熔炉”理论。他认为, 当时内忧外患局面的造成, 是因为中国没有“国族主义”, 没有如美利坚民族一般的“国族”, 进而无法合力统一、以御外敌。对于如何“合一炉以冶之”, 在他看来, “四万万中国人可以说完全是汉人”, 就是将其他民族熔于汉族之中, 将各族多元熔为汉族一体, 创造新的“中华民族”即中国的“国族”。郑大华就指出, 这是一种“扩大化了的大汉族主义”[21]。孙氏以“国族”为“中华民族”指向, 是以西方民族主义思想和“民族—国家”理论为外在形式, 其实质内容还是借鉴了中国传统历史资源, 突出了“天下观”引导下的天下一统, 只不过此种“天下一统”的前提是“华夷之辨”, 只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体的“国族”, 是“中华民国”这一现代国家中的“nation”, 是与“中华民国”相对应的单一“民族—国家”中的“国族”。高翠莲认为, 孙中山将中华民族国族化, 是将西方民族理论与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结合, 是以“民族主义”为意识形态的产物。[22]“国族”取代了“五族”成为“中华民族”新的内涵, 将历史上传统“中华”与现代意义上“民族”相互结合。 (四) “宗族”指向 继承和延续“国族主义”的南京国民政府, 首先彻底抛弃了“五族共和”理念, 最直接的表现就是用“青天白日旗”取代象征“五族共和”的五色旗。其次是用“宗族主义”新解“国族主义”, 将组成“国族”的各民族降格为“宗族”。1943年发布的《中国之命运》就明确指出, 承认中华民族为“国族”, 是由其他五个“宗族”而非“民族”组成的整体。“国族主义”关注的是“合一炉以冶之”, 锻造如同美利坚民族般的一体, “宗族主义”则更加强调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同作为个体的各部分之间的关系, 如同兄弟姐妹组成家庭一样, 血统相连, 文化相通, 历史相享。即便如此, 其中体现的明显的大汉族主义倾向也正是延续了“国族主义”内容。以往有关研究对此多以批判, 尤其是其中的大汉族主义倾向, 认为是对各民族之间经济社会发展与文化差异的忽视, 降低了各民族的政治地位与利益诉求, 是一种历史的倒退。但通过进一步分析, 此时的“国族”与“宗族”理念已经具备了类似于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中的内容:“中华民族作为整体, 宗族是组成整体的各个部分, 是构成中华民族的分子;两者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一方面, 大汉族主义倾向虽较为明显, 但其对于“中华民族”与各民族间关系的表述仍具有启发意义。另一方面, 孙中山的中华民族国族化更多只是“想象的共同体”, 建立一个单一民族的“民族-国家”;“宗族”指向的“中华民族”对传统历史资源的借鉴更为丰富, 蒋介石试图以此建立一个多族群的“民族—国家”。[23] 孙中山与蒋介石对“中华民族”内涵的表述, 一是继承和沿用了“中华民族”的提法, 均认为“中华民族”就是与“中华民国”相对应的“国族”, “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二是蒋介石将组成“中华民族”的部分“宗族化”, 既强调整体也突出部分, 明确两者的关系。无论其中内容提法是否科学与符合实际, 在官方政治层面上显示两者关系还是比较清晰的。但在知识分子阶层中, 却出现了“中华民族是一个还是多个”之争。前者以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为代表, 于1939年刊发《中华民族是一个》明确指出, 在中国只有一个“中华民族”, “五族”不应称作“民族”。之所以称“五族”为“民族”, 本身就是帝国主义瓦解和分化中国的阴谋。第二类观点以人类学家吴文藻先生、费孝通先生为代表, 认为当时“五族”可以称为“民族”, 边陲地区生活的各民族也是“民族”, 不同群体间的差异性、多样性是真实存在的。确保各民族都能获得平等权利, 享受相同利益, 会自然而然维护而非分裂整体。80年前的这两类不同学术传统与研究视角的对话, 关注中华民族与各民族之间关系, 如何看待整体与部分, 实际上一直延续至今, 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少数族群问题研究去政治化”“第二代民族政策”“民族共治论”等话语表述中, 均能寻觅到与之相关联之处。 (五) “民族”指向 抗日战争期间, 中国共产党在进行政治动员和维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 已经潜意识地将各民族纳入到中华民族的范畴之中, 暂且搁置强调超越国家界限的阶级问题, 意识到民族危机与国家命运在当时是首要问题, 接受并开始使用“中华民族”一词作为政治口号, 目的是更好地整合国内各民族力量, 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 中国共产党在《我们对于民族统一纲领的意见》中就明确了“凡是中华民国领土范围内的所有民族都是中华民族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24]808。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 首次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华民族”概念的观点, 文中没有否认除汉族之外, 还有其他少数民族的存在。[24]625对于中华民族的内部构成明确的论述是在《抗日战士政治课本》中:“中国有四万万五千万人口, 组成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包括汉、满、蒙、回、藏、苗、瑶、番、黎、夷等几十个民族”。[] 至此, 中国共产党不仅肯定了“中华民族”的称谓, 而且对“中华民族”内部结构做出表述, 其中已经蕴含着“多元一体”的辩证关系。此外, 还明确了国内各民族的存在, 并冠以“民族”称谓, 保障各民族的权利, 并摒弃自民初以来的或多或少的“大汉族主义”, 克服了否认各民族多样性的弊端, 有效地做出了抗日动员。中国共产党使用“中华民族”一词, 逐步形成“中华民族”观念, 明确了中华民族与内部各民族之间的关系, 以“民族”一词称呼各民族, 奠定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华民族是56个民族组成的”的理论基础。 19世纪末20世纪初, 被视为“治病良方”的西方民族主义与中国传统族群观的不期而遇, 造就了“中华民族”这一沿用至今的思想观念, 拥有不同的指向。带有极强建构性质的民族主义, 与中国传统族群观相遇后, 短时间内就产生了历史基础浓厚的“中华民族”概念, 促使现代国家建构与现代民族话语表述逐步完善。笔者认为, 机械地照搬西方民族主义而不考虑中国传统历史资源, 注定导致这一西方“地方性知识”因其局限性无法理解中国民族的“多元一体”;而对中国传统历史资源的借鉴, 也并不意味着不需要“去其糟粕”。“中华民族”观念正是在这两种话语的博弈与互动中, 不断扩充其内涵, 修正其表述, 完善其结构, 为各族民众所认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