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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文书历与勾销承受簿 上述讨论的所有事目文书皆为收文登记，而在唐代文献中，经常会出现“受事发辰”一语。如前所述，“事”即文书。王永兴先生认为，“‘发’，始也”，“发辰”即始日。(42)按，这里的“发”，作启封之意更为恰当。在汉简中就有一些启封记录，通常分为三栏，首栏记收件类别(书、檄之类)、数量，中栏记发件人，末栏署启封时间、启封人官职及名字，一般都是“某月日某某发”的形式。(43)因此，所谓“受事发辰”，本指文书接受与启封之登记。 在唐代的敦煌吐鲁番文书中，留下了大量的“受事”记录，其基本的意义是为了检查行政办事是否稽程。(44)这种受事记录，以及随后的付、判记录，自然最先都是附属于文书原件的，以常被引用的《周长安三年(703)三月括逃使牒并敦煌县牒》(大谷2835)为例(45)：  问题在于，这样的受、付、判记录，到底最终体现为事目文书的何种形态呢?卢向前认为，“受付”环节的抄目，最终落实到类似《天山县到来符帖目》《岸头府到来符帖目》这样的文书，即本文的分类一；而执行、勾稽完成之后，“省署抄目”的产物则是类似于《西州诸曹符帖目》的文书，即本文的分类三。(46) 分类一是规整、连续抄写的收文登记，看起来是单纯的受事记录，似乎应该产生于受事的当时。但如前所述，如果是受事当时的记录，必然会有前后不一致，绝不会如分类一那样规整、连续。故分类一的事目文书，只能产生于事后的整理。 这种事后整理的“受事”记录，自然主要是为了存档以备稽考。而从宋代的史料看来，它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可以和发文官司的簿历进行对照。比如宋真宗咸平六年(1003)七月，枢密院官员和皇帝有一段对话： 枢密院言：“马递宣敕付外，别无文簿拘辖，纵有失坠，无由尽知。欲别置司，以簿发遣。”帝曰：“虽别置司，至逐房宣敕不知到发，恐难照会。可照诸州军，具逐月承受马递宣敕事目及月日，实封，于次月五日已前入递闻奏。候至逐房，以文历对会。”(47) 由是可知，诸州军的马递宣敕收文登记(内容包括事目与月日)，为的是每月报送枢密院，与诸房的发文登记进行对照。 又如北宋元丰以后，有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宋徽宗大观二年(1108)议及中书省内部的簿籍管理问题，其中一条云：“诸房发放文字发历，每月令催驱房抽摘点检所发日限，仍于承受官司量行取索承受月日照验。其所取文字，并限一日送还。”(48)此例中，中书省诸房有发文书历，而接受机构则有收文书历，而这些收文书历的功能就是为了送到中书省，与诸房发文登记进行对照。 上面两条材料还提到这种照验，一般都是将收文登记送至发文机构(同时也是上级机构)。正因如此，此类收文登记就仅包括“受事”的信息，而不适于承载更多的信息，不会在其上出现关于公文进一步处理的说明。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敦煌吐鲁番所出事目文书中的第一类是事后整理的，非常规整，而且连续抄写。 真正与唐代文献中常见的“受事发辰”相呼应的，应该是第二、三两类事目文书。与分类一不同，分类二、三都是一事目一行的形式，各条事目随时抄录，行间或有文书给付的记录。前引日本《令集解》释文提到的“抄目”样式为：“太常寺牒为请差巡陵使事。右壹道。十九日。付吏部令史王庭。”最为符合这一样式的，就是前面提到的第三类事目文书中的第二小类。 那么，最为复杂的第四类事目历，又是出于何种原因制作的?前引《周长安三年(703)三月括逃使牒并敦煌县牒》(大谷2835)中有一系列的行判记录，而第42行有“即日行判无稽”的字样。这说明，第四类事目历中的处理结果记录，本就是来自文书原件，系文书处理完毕后在事目历上的登记。前引日本《令集解》的释文亦云，所谓“上抄”，乃“言受判官以上处分而载录也”；“官内应行杂事施行，并判收讫，即日记，谓之上抄”。即强调公文处理后的记录为上抄。最为符合这一特点的就是第四类事目文书——有朱书的公文处理结果。 这种“上抄”的形式，在宋代仍能见到。《庆元条法事类》提到了一种与事目相关的文簿，其名为“承受簿”： 诸官司被受条制及文书，(谓申、牒、符，申帖、辞状之类。)皆注于籍，分授诸案，案别置籍，依式勾销。州，幕职官掌之；县，令、佐通签。(49) 诸官司每案承受簿，季别一易，事简者两季一易，未应易而纸尽者，续之。(余簿历纸尽准此。)即事未结绝，经易簿后又及两季者，誊入未绝簿。(50) 所谓“承受簿”，就是指某官司将所受公文之目“注于籍”，成为一种“事目籍”。这看起来像是收文登记，实则不然，因为关键的步骤在于对这些承受簿进行“依式勾销”。 《庆元条法事类》对“勾销承受簿”之形式有明确的说明： 某月日某处帖、牒或某人状，为某事，(量留空纸，书凿行遣。)某月日如何行，官书字。某月日再承受帖、牒或状催促。某月日如何举催，官书字。某月日某处报讫，官书字。某月日结绝，勾倒，官书字。某月日某字号编排架阁某库讫，手分姓名，官书字。某月日某处帖、牒或某人状，为某事，某月日已连入某年月日事祖讫，勾倒，官书字。(51) 南宋的这一勾销承受簿之式，考虑到了文书行政中的各种可能，其中敦煌吐鲁番文书中出现的判“连”“检”等内容，(52)仍可与此式相互对照。而所有情况中最为基本的就是第一种：“某月日某处帖、牒或某人状，为某事。某月日如何行，官书字。”“某月日某处帖、牒或某人状，为某事”就是公文之目，这些公文之目间的“量留空纸，书凿行遣”，即书“某月日如何行”，此即勾销。敦煌吐鲁番所出各种事目文书中，第四种最为符合承受簿这种“量留空纸，书凿行遣”的做法。 《庆元条法事类》记载的并非南宋特有之制。北宋徽宗大观二年(1108)的材料提到，自元丰五年(1082)三省建立之后，中书省簿历制度长期没有完善，“近虽比仿尚书省置簿，只是抄上尚书省送到文字”，显然只是单纯的收文登记，于是三省建议： 今参酌重别措置下项：一、点检房、催驱房共置诸房受事文字都簿，吏、户、礼房共一面，兵、刑、工、知杂、制敕房共一面。令诸房次日将承受文简关送，选差守阙四人，专管勾抄上，限即时还房计会，诸房每日勾销。(53) 这里提到数种簿历。一是“诸房受事文字都簿”，包括“吏、户、礼房受事文字都簿”与“兵、刑、工、知杂、制敕房受事文字都簿”两种，将诸房每日关送来的“承受文简”抄于其上。另一种则是诸房各自的受事文字簿，要求“每日勾销”，这就是指勾销承受簿，与前引《庆元条法事类》所引正是一致的：“诸官司被受条制及文书，皆注于籍，分授诸案，案别置籍，依式勾销。” 宋代的这种勾销承受簿之制，非常贴切地解释了敦煌吐鲁番所出第四类事目文书的行政作用。也就是说，此类事目历，或曰“上抄”之历，它的主要功能不是登记受事信息，而是要在文书处理完毕后对其进行“勾销”。当然，勾销承受簿是宋代文献中的名称，是否能用来作为敦煌吐鲁番文书的名称应慎重，但这种承受官司内部勾销之产物，与前述事目籍在功能上的差别应得到重视。这种勾销的目的，除了可检查办事是否稽程外，还可用来考核实效。如庆历新政中(1043)，欧阳修有感于各地对于朝廷号令多不遵禀，请求在中书门下增设官员，“使专掌政令之出者，置簿拘管，俟天下施行报应，校其稽违”，明确要求地方“不得以承受回申便为报应”，一定要报送“施行实迹，具以条闻”，中书官员则将这些上报的施行结果对照政令逐一勾销。(54) 这样的话，敦煌吐鲁番所出的诸多事目文书不能通称为“抄目”，“上抄”的本意也必须重新考虑。王永兴先生推测“上抄”是“尚抄”，专门指的是尚书都省之抄目，并没有什么根据。而前论“上抄”的实际形式即朱书处理结果于受事簿上，也就是宋代所谓勾销承受簿。 综上所述，围绕着政令文书的接受与处理，相应产生的事目文书之性质与功用差别很大。首先，最为基本的“受事”记录是表1中的二、三两类，这是在接收、启封公文的当时所记录的事目之籍；而第三类中的第二小类，可直接对应于文献中的“抄目”。其次，表1第一类收文登记因其规整与连续性，可知系事后整理的档案，除了存档备考之用，还可与发文官司的发文登记进行照验。再次，表1第四类事目文书不但包括收文登记，还包括了处分记录，这种在唐代文献中被称为“上抄”的形式，从宋代文献来看，属于官司内部勾销事务而产生的事目历。 在宋代，由事目构成的诸种簿历，尤其是单纯的文书收发历与所谓“事目籍”之间的区别仍被一再强调。如元丰六年(1083)正月： 诏给事中陆佃、中书舍人蔡卞看详御史中丞舒亶论奏尚书省录目事，按罪以闻。先是，亶奏  尚书省违法，擅不录目。既按奏，而乃 亶以为大臣欺罔。而尚书省取 亦奏亶为欺妄。于是诏尚书刑部劾罪。(55)这个案例中，先是御史中丞舒亶弹劾尚书省，认为尚书省的奏钞没有“事目之籍”，而只有“发文书历”。后来尚书省又反击，“取御史台受事簿，亦无录目字”。所谓“受事簿”，应即收文登记。这个案例中，文书的收发登记簿与所谓的“事目籍”之所以可以鱼目混珠，当是因为其核心内容都是公文要目。可惜这里提到的“事目籍”具体情况不明，但已足以说明围绕“事目”所形成的各种簿籍之间，在形式、功用上有着巨大差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