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结语 本文结合敦煌吐鲁番所出事目文书的形态以及宋代之制，对唐宋“事目”作了初步探讨。首先，“事目”即公文之目，是随着公文的产生而出现的，用以保证在接下来的公文流转过程中各关节所录事目的一致性，以便照验。其次，本文对敦煌吐鲁番所出的事目文书性质、功能作了进一步的区分。一类是事后整理的规整和连续的收文登记，其作用除了为存档备考外，还可以与发文机构的事目进行照验。另一类则是公文接受、启封与发付的记录，即属于“受事发辰”之产物，为检查行政办事是否稽程。最后一类，则是一事目一行，行间或有处理结果记录，这种形式在唐代文献中被称为“上抄”，而结合宋代文献可知，这是官司内部文书勾销的产物，在宋代被称为“勾销承受簿”。本文的案例也说明，在唐宋时代，最为基本的公文处理方式有着较强的延续性，唐宋两个时代不同性质的文献可以相互印证、说明。而这种相互对照，也使得不同性质资料的有效信息皆得到更好的发掘。 要注意的是，本文所论为公文到达、处理完毕两大环节所产生的事目文书，而“事目”是公文流转中一种相当普遍的存在，它本身就是公文原件的一个部分，随着公文而在各关节出现，故以事目为核心内容的公文、簿历种类繁多。而且，除了照验、核实与勾销之功能，事目与事目文书在行政中还有其他重要的功能，待另文探讨。总的来说，事目虽然是公文、政务运作的衍生品，但仍是行政的必备甚至关键要素。由此可以说，政务文书的运行之所以复杂，并不仅仅因为其本身的流程、环节，还在于与其构成为一个完整体系的诸种“衍生品”，它们在各种场合的存在与所起的作用，往往无法反映到正式的政令文书中。 本文曾提交“宋代社会中的权力网络”青年学术研讨会(首都师范大学，2013年5月)、第二届中国古文书学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院，2013年11月)；写作期间承荣新江、史睿、侯旭东、雷闻、李全德、张祎等先生提供卓见，特致谢忱。对匿名审稿人的中肯意见尤为感谢! 注释： ①如邢义田《汉代简牍公文书的正本、副本、草稿和签署问题》，《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2本第4分，2011年12月。又宋代的“检”主要发挥着“存本”的功能，见刘江《宋朝公文的“检”与“书检”》，《北京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 ②孙继民：《敦煌吐鲁番所出唐代军事文书初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14-236页。作者认为，S.11459G、S.11459E、S.11459D缀合后当定名为《唐开元十五年十二月瀚海军兵曹司印历》；S.11453H、S.11453I缀合后当定名为《唐开元十五年九月?瀚海军勘印历(甲)》；S.11459C、S.11459F缀合后当定名为《唐开元十五年十月?瀚海军勘印历(乙)》。对上述文书的研究，亦见同作者《唐代瀚海军文书研究》，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2年，第9-20页。文欣：《和田新出<唐于阗镇守军勘印历>考释》，沈卫荣主编：《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2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赤木崇敏：《唐代敦煌县勘印簿羽061，BD11177，BD11178，BD11180小考》，《敦煌写本研究年报》5，2011年。参见《唐六典》卷一《尚书都省》，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1页。 ③王永兴：《唐勾检制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60-65页；《吐鲁番出土唐西州某县事目文书研究》，《唐代前期西北军事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353-422页。刘安志：《库车出土唐安西官府事目历考释》，原刊《西域研究》1997年第4期，收入氏著《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代西域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319-327页。陈国灿：《唐西州诸曹符贴目年代及相关问题》，收入《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80-89页。 ④王永兴：《吐鲁番出土唐西州某县事目文书研究》，《唐代前期西北军事研究》，第379-391页；《唐勾检制研究》，第60-64页。 ⑤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之“《南史》札记·事”，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56-460页。 ⑥图版见《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卷，第202-204页。 ⑦录文参考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4辑《唐天宝八载(749)敦煌郡应遣上使文解玖道事目》，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475页，本文又据图版略有改动。第13行，“付”《真迹》作“符”；第14行，“递”《真迹》作“通”。关于这件文书，亦参见荣新江《唐代西州的道教》，《敦煌吐鲁番研究》第4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雷闻《国家宫观网络中的西州道教——唐代西州道教补说》，《西域文史》第2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 ⑧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叁〕，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315页。 ⑨王永兴先生称之为“文书事目”，本无大碍，但唐代“事”即多指文书，故“文书事目”语义略重复。 ⑩刘俊文：《敦煌吐鲁番唐代法制文书考释》，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22-224页。 (11)〔日〕小林义久编：《大谷文书集成》(一)，图版一〇，录文见第6页，东京，法藏馆，1984年。参考卢向前《牒式及其处理程式的探讨——唐公式文研究》，原载《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3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收入氏著《唐代政治经济史综论——甘露之变研究及其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315页。 (12)司马光：《司马氏书仪》卷一《表奏》，《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2页。下划线为笔者所加。 (13)[宋]谢深甫等编，戴建国点校：《庆元条法事类》卷一六《文书门一》，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48页。 (14)[宋]谢深甫等编，戴建国点校：《庆元条法事类》卷一六《文书门一》，第345页。 (15)李元弼：《作邑自箴》卷八，《四部丛刊续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40a叶。 (16)[清]徐松辑，刘琳、刁忠民、舒大刚等点校：《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之四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3015页。 (17)[清]徐松辑，刘琳、刁忠民、舒大刚等点校：《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之二九，第3004-3005页。 (18)[清]徐松辑，刘琳、刁忠民、舒大刚等点校：《宋会要辑稿》职官三之六七，第3085页。 (19)[清]徐松辑，刘琳、刁忠民、舒大刚等点校：《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之三九，第3009页。 (20)〔日〕小林义久编：《大谷文书集成》(二)，图版八，录文见第105页。又参见〔日〕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录文153《唐开元一九年(731)正月—三月西州天山县到来符帖目》，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17页。 (21)《大谷文书集成》(二)，图版五，录文见第104-105、106-107、108页。又参见〔日〕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录文152《唐开元一九年(731)正月西州岸头府到来符帖目》，第213-214页。 (22)王永兴：《唐勾检制研究》，第90页。王永兴：《吐鲁番出土唐西州某县事目文书研究》，《唐代前期西北军事研究》，第385页。 (23)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83-84页。 (24)刘安志：《库车出土唐安西官府事目历考释》，《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代西域史研究》，第321-323页。《大谷文书集成》(一)，第71、79页。 (25)录文见〔日〕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录文154《唐开元年代西州诸曹符帖目》，第218页；王永兴《唐勾检制研究》，第7-9页；陈国灿《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第168-171页。下引录文据图版改动，见陈国灿书附图。 (26)陈国灿：《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第80-86页。 (27)王永兴：《唐勾检制研究》，第9页。 (28)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肆〕，第374-376页。 (29)《令集解》卷二《职员令·神祇官》，东京，吉川弘文馆，1985年，第36-37页。 (30)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叁〕，第457-463页。 (31)王永兴：《吐鲁番出土唐西州某县事目文书研究》，《唐代前期西北军事研究》，第387-388页。 (32)录文参考《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4辑，第472-474页；又据图版校正，见《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4卷，第200页。朱书部分以黑体字表示，下同。 (33)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肆〕，第241页。 (34)王永兴：《吐鲁番出土唐西州某县事目文书研究》，《唐代前期西北军事研究》，第380、387页。 (35)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肆〕，第241页。 (36)孙继民：《敦煌吐鲁番所出唐代军事文书初探》，第239-243页。 (37)录文参考孙继民《敦煌吐鲁番所出唐代军事文书初探》。图版见IDP网站：http://idp.bl.uk/database/oo_scroll_h.a4d?uid=12079580119；recnum=22825；index=1[2015年8月7日]。 (38)《唐六典》卷一《尚书都省》，第11页。 (39)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贰〕，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302页。 (40)王永兴：《吐鲁番出土唐西州某县事目文书研究》，《唐代前期西北军事研究》，第388页。 (41)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肆〕，第373页。王永兴：《吐鲁番出土唐西州某县事目文书研究》，《唐代前期西北军事研究》，第386-387页。 (42)王永兴：《唐勾检制研究》，第11页。 (43)李均明：《秦汉简牍文书分类辑解》，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431页。 (44)王永兴：《唐勾检制研究》，第11-12页。亦参考卢向前《牒式及其处理程式的探讨——唐公式文研究》，收入氏著《唐代政治经济史综论——甘露之变研究及其他》，第337页。 (45)〔日〕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录文134，第198-199页。图版见《大谷文书集成》(一)，图版一二〇、一二一。 (46)卢向前：《牒式及其处理程式的探讨——唐公式文研究》，收入《唐代政治经济史综论——甘露之变研究及其他》，第354页。 (47)[清]徐松辑，刘琳、刁忠民、舒大刚等点校：《宋会要辑稿》方域十之一九，第9472页。 (48)[清]徐松辑，刘琳、刁忠民、舒大刚等点校：《宋会要辑稿》职官三之二九，第3046页。 (49)[宋]谢深甫等编，戴建国点校：《庆元条法事类》卷一六《文书门一》，第335页。 (50)[宋]谢深甫等编，戴建国点校：《庆元条法事类》卷一六《文书门一·文书令》，第346页。 (51)[宋]谢深甫等编，戴建国点校：《庆元条法事类》卷一六《文书门一·职制式·勾销承受簿》，第350页。 (52)关于牒的行判，参见卢向前《牒式及其处理程式的探讨——唐公式文研究》，收入《唐代政治经济史综论——甘露之变研究及其他》，第337-349页。 (53)[清]徐松辑，刘琳、刁忠民、舒大刚等点校：《宋会要辑稿》职官三之二八，第3046页。 (54)[宋]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一〇三《论中书增官属主文书札子》(庆历三年)，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1576-1577页。 (55)[清]徐松辑，刘琳、刁忠民、舒大刚等点校：《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之七，第3098页。下划线为笔者所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