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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19世纪西人关于中国上古史的研讨和争议，既延续了此前欧洲学界的长期讨论，亦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有所发展。19世纪初荷兰学者德胜和法国学者小德经对传统的中国上古史体系的质疑和否定，获得来华基督教传教士及英美学者的呼应，他们发表了众多相关著述。其中，郭士立提出的“孔子造史说”和时代愈后、中国古史年代愈长的说法，颇值得注意。但他们的观点遭到格鲁贤、克拉普罗特、杜尔班等法、德学人的辩驳。双方对《尚书》中史料的真伪问题、中国古代史学传统问题及《圣经》年代学体系的地位问题，都进行了较为激烈的争论。各方围绕中国上古史发表的观点相互参差，甚至明显冲突，但均为西方汉学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一页。 关 键 词：中国上古史 小德经 郭士立 克拉普罗特 麦都思 史料与史观 作者简介：吴义雄，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关于中国上古史问题的疑辨，长期吸引了学术界的目光。学术史上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在此之前二三百年间，欧洲学界和思想界已就传统的中国上古史体系是否可信，以及相关文献的真伪问题，展开长期持续的讨论。19世纪之前西人相关讨论的学术史，近年已有论著从不同角度予以论述。①进入19世纪后，关于中国上古史的讨论在中西交流新格局下进行，并取得值得注意的进展，从中西交流史、学术思想史角度，均应加以专门考察。②由于涉入这种讨论的学者及其论著众多，且呈现逐渐增加之势，各方依托的思想和学术背景亦经历了复杂的演变，故本文仅就19世纪前期的情形进行初步探讨。 一、欧洲学术传统与中国古史体系的再批评 西方人的中国史知识，最初通过来华天主教传教士的介绍而获得。传教士希冀欧洲社会了解中国及其文化的价值，以彰显其传教事业的意义。天主教传教士自明末来华后的200多年里，写下众多关于中国的作品。在中国上古史方面，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的《中国上古史》、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的《中国帝王年表》、法国传教士冯秉正(Joseph-Anne-Marie de Moyriac de Mailla)的《中国通史》，以及未曾到过中国的法国学者杜赫尔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的《中国全史》等，均为代表性作品。 传教士关于中国的介绍和论述引起欧洲知识界的极大兴趣，但正如法国汉学家戴密微(Paul Demiévill)所说，传入欧洲的中国上古史知识也“导致了激烈辩论，因为它对《圣经》中的纪年和犹太人基督教传统的普遍价值提出了质疑，”这种不以亚当为人类起点的历史纪年“搅乱了当时在欧洲人心目中早已形成了的历史时间观”。③具体而言，“据中国编年史书记载计算出的中国历史的起源时间比《旧约》为人类历史规定的起源时间大大提前”，④那么，究竟是中国上古史的记载更可靠，还是依据《旧约》形成的历史年代学更不容动摇？怎样才能将中国古史记载“与认为世界的起源绝无如此古老的《圣经》相协调呢？……人类到底是否有过与《圣经》所述不同的历史呢？”⑤这些问题成为欧洲知识界必须应对的挑战，长期的争论由此而生。人们或是努力使中国古史体系和圣经古史体系之间相互协调，或是对中国上古史及其文献的真实可靠性提出质疑。⑥19世纪的相关讨论，即在此基础上进行。 19世纪初较早出现质疑中国上古史的作品，是荷兰学者德胜(Isaac Titsingh)在1805年完成的一篇题为《基于日本人观点的中国年代学评论》的文章。德胜在东方活动30余年，其中在日本长崎荷兰商馆生活了近7年，1794-1795年作为荷兰使臣出使中国。1784年离开日本时，他携带大量图书，引起西方学者关注。⑦他的文章初稿写成于离开日本后不久，引起了法国汉学家老德经(Joseph de Guignes)的注意。老德经在1787年的一封信中表示，他与维护中国历史“古老性”的来华天主教传教士“长期鏖战”，却孤立无援，无法让世人接受正确的中国编年史，而德胜的文章则让他得知，他“并非这些蠢货的惟一对手”。老德经希望了解保存在日本古籍中的资料可否支持其观点：他怀疑夏、商及部分周代历史的真实性，认为“这些朝代的历史仅仅基于晚出典籍”之上，“充满了虚构故事和寓言”，彼时居于中国地域的人群乃“未开化者”。⑧ 德胜对老德经的答复比较谨慎。他说日本人的古代编年史开始于周召共和之后181年，他们认为在此之前的中国史是按中国史书叙述的，但对有关五帝及夏商周三代的记述有所怀疑。⑨不过，他在1805年改定的《基于日本人观点的中国年代学评论》一文中，则认为中国史家“假定的古老性经常导致荒唐的结论”，日本人对于法国来华传教士宣传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中国古史编年则不太同意，而“对于德经先生那样的观点则很赞同”。⑩德胜还论述了在日本寻找中国古史资料的可行性，认为秦始皇焚书不可能毁掉在此之前传入日本的中国古书，他举出太宰纯本《古文孝经》回传中国之事作为证据。据他说，日本人认为三皇是孔子死后的发明；他们倾向于接受五帝代表五个朝代，而非五位帝皇名称的说法。德胜在文末提供了据日本史籍整理的自黄帝到周厉王的历代帝王表。(11) 老德经的儿子小德经(Chrétien Louis Joseph de Guignes)的研究，更典型地体现了19世纪欧洲中国史研究与18世纪相关研究之联系。(12)1808年，小德经出版了《北京、马尼拉和法国岛行纪》(以下简称《北京行纪》)。这部3卷本著作第1卷大部分篇幅，在《古代史年表》标题下，对周平王之前的中国史进行专门的叙述和评论。在该书序言中，他对中国古史的叙述“止于其更为真实可靠的时间”。(13)小德经所谓“真实可靠的时间”，是公元前722年(鲁隐公元年)，孔子《春秋》开始以鲁国历史纪年时，虽然此后中国史学的真实性尚不能符合严格的欧洲标准。(14)至于在此之前的中国上古史，在他看来“全然缺乏事实支撑，极不确定……根据该国自己的历史学家所言，它在远古时代乏善可陈，不过是由几个人烟稀少的游牧部落组成，处于蛮族的包围当中，经常出于形势和为获得利益而四处迁徙。简言之，这个帝国远非(中国人)宣称的那样，在公元前3000年就已形成”。(15)他认为上古时期中国大部分地方“被从未归顺的蛮族占据”，核心地区也有很大部分为处于游牧状态的其他蛮族占有，在这些蛮族“当中有一些村庄或聚落，土地得到垦殖，可被称为王国”，故那时的中国“并非由稠密人口组成的富庶强大的帝国，而只是由根据环境四处迁徙的不同部落组成的民族”。(16) 小德经提出两个论点来支撑上述判断。其一，中国上古史乃后世所造。如尧、舜、禹、周文王等古代圣王的“非凡”形象是后人塑造出来的，如被置于尧名下的“很大一部分事情，在其之后几个世纪才会发生”。(17)他认为中国古史体系“支离破碎，且相互牴牾”，充斥着太多寓言故事，难以信从，而且记载很不完备。如对禹即位之后的史实，以及夏、商、周历史的记载，都很简略，且不清晰，“充斥着道德信条和箴言规训”，欠缺具体史实，难以从年代学角度确定历史编年，(18)直到公元前722年才有详细的记载。这种不完备性，使得司马迁及之后的史家只能以想象来填补。这种“后世造史”的说法，值得注意。 其二，中国古史借自于外。小德经认为关于尧的记载“是取自其他民族而用以构成中国历史的”。他注意到《禹贡》中所说的“五服”制，认为其中关于甸服作为王畿位于天下中心，侯、绥、要、荒各服依次环绕的地理空间描述，与《旧约》中以西结的视野里的“乐土”迦南，以及《约书亚记》对迦南中心位置的描述相似，故断定九州、五服等内容是“以西结时代(公元前六世纪早期)之后的作者所写，且借自犹太人”。在讨论到洛书内容时，他认为其中的数学思想其实“借自毕达哥拉斯的教条，而毕氏则是学自埃及人”。(19) 德胜和小德经的讨论显示出各自的特点。德胜实际上为西方学者开拓了一个通过日本所藏史料研究中国历史、中国文明的途径，而小德经的研究则在对《尚书》(20)等古史文本进行逻辑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上述两点大胆假设。他们的论点对后来的讨论都产生了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