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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为中国上古史体系辩护 在18世纪后期，为中国上古史体系辩护、以中国传统史著为“真史”的观点，实际上占据上风，故老德经有“孤军鏖战”之叹。进入19世纪后，这种学术传统并未因上述论著的出现而告终结，反而在新的时期不断有所展现。 小德经的《北京行纪》实际上对欧洲维护中国古史体系的学者发起了挑战。首先直接回应的是格鲁贤(Abbé Jean Baptiste Grosier)。格鲁贤将传教士汉学家冯秉正的12卷本《中国通史》编辑出版，并为其补写第13卷《中国通志》。1818年，他将后者增订为7卷本，并在第1卷导言中增加《对小德经北京行纪的批判性回应》一文，从多个方面为中国古史体系辩护。他认为小德经《北京行纪》在观点、体系等方面都只是其父亲的翻版，“力图复制和复活其父反对中华帝国古老性的所有旧主张。他不遗余力地将这段古史置于最挑剔的眼光之下，曲解以图贬低”，令其荒诞化。(46)具体而言，小德经提出《书经》所记尧之事迹“要到多个世纪后才会发生”这一说法，就是试图复活老德经的一个观点：中国历史的起点是古埃及人于公元前1122年在东方建立的移民点；当这些移民的后代“书写他们的历史时，便采用作伪术，将他们以前故国的编年史，置放在中国历史之首”，故中国史开端不早于公元前1122年，“历史上的尧舜禹等帝王，则是假借埃及先世帝王之名”。格鲁贤似乎认为这个观点太过荒诞，不值一驳，只是质问说，如果博学的老德经当年都未能坚持这个业已被遗忘的“埃及移民”论，那才智疏浅的小德经“有何理由自认为能在复活这一论点上炫耀其成功？”(47)在格鲁贤看来，秦始皇焚书并未灭绝中国古史，汉代学者努力复原的古代文献值得相信。中国历史从公元前2637年(黄帝统治的第61年，干支纪年开始)到他写作的1818年，不间断地延续了4455年，被德经父子怀疑的尧及之前的帝王都是真实的历史人物。(48)对《北京行纪》中提出的一系列质疑中国古史的观点，格鲁贤逐条加以反驳。(49) 另一位在中国上古史问题上采取类似立场的欧洲学者是克拉普罗特(Heinrich Julius Klaproth)。他生于德国，曾于1805-1806年作为俄国布道团成员来到北京，是一位通晓汉语的汉学家。他并非全盘接受中国古史体系的学者，他将中国古史分为“疑史”(incertaine)时期和“信史”(certaine)时期。与那些对中国古史体系持怀疑和否定态度的学者不同，克氏的态度是疑者当疑，信者当信。在他看来，“中国疑史时期的开端年份是第一个甲子的第一年，即公元前2637年，而信史的开端年份是公元前782年(周宣王末年)”，(50)二者之间就是“疑史”时期。“疑史”时期的中国史还“充满寓言”，但公元前2297年左右开始的大洪水之后，中国历史“变得较为可信，奇迹之类的内容减少了”。(51)一方面，他指出中国古史不能全信。1824年，他在巴黎出版《亚洲论集》一书，在其中论述，史实如果无法证明，即不能据为信史。他认为中国古史中的有些内容是不实的，如中国人将很多原始的实用发明，如农艺、医学、蚕桑、读写等，都归于黄帝之前的君王。他不同意将中国历史纪年推移到比黄帝更久远的时代，指出有些作者“将古代的传统组合起来，将这个帝国的历史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以上。但这样的高度古老性还不能令他们傲慢自大的后继者满意，在公元一世纪时，他们编成了一种神话性的历史，这一历史被分成十纪，总计达2276000到3276000年”，实难置信。(52)这与郭士立的说法有相似之处。 但另一方面，克拉普罗特并未全盘否定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或文明存在的早期历史。《亚洲论集》中《亚洲史家的考察》一文简要叙述中国三代之前的史实，说明他认同中国史书关于上古史记述的大致框架。他在1818年专门写了一封长信给格鲁贤，对《北京行纪》进行尖锐抨击，表明二人对待小德经观点的态度是一致的。克氏对小德经“歪曲”《书经》的做法非常不满，表示他完全不相信后者“有足够的汉语知识来阅读，甚至查考这一古书”，认为德经父子试图用日本古书来否定《书经》真实性的做法亦属徒劳。(53) 克拉普罗特有多部作品论及中国古史。他于1823年出版的德文著作《亚洲杂论》和1824年在伦敦出版的法文《亚洲历史年表》中关于中国史的内容，被浓缩为《中国早期历史概述》一文发表在1824年英文《亚洲学刊》上，其内容主要是针对小德经等人的观点。他指出，夏、商两朝历史的确“缺乏史实内容以致难有兴味”，“但这一缺陷则表明它的准确性，因为中国古代史学家宁愿承认历史文献的缺乏，也不愿去臆想出一个编年史”。(54)1832年，克氏又发表《论中国史及其古老性》一文。他不同意英国历史语言学家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关于中国人源自印度的观点，认为二者都来自青藏高原，但种族上并非同源，早期中国民族是从葱岭东下后与蛮(苗)族相融合。他以《书经》中的天文学记载、甲子纪年体系、古代文字系统、禹王碑和泰山碑铭文，等等，论证中国文明的高度“古老性”确无可疑。他认为，由于秦始皇焚书造成的文献缺失，以及古史著作散乱无序甚至相互冲突的记述，“令若干欧洲学者怀疑这些史书的真实性”，但他则倾向于“得出有利于认识其真实性的结论，而不是在其中寻找符合他们偏见的证据”，因为埃及、亚述、米堤亚、希腊、罗马、现代欧洲国家，甚至《圣经》的编年史，都存在模糊不清的问题。“对司马迁和其他中国历史学家来说，编造一种想象的历史，比劳心费神收集和鉴别在周代内战和秦代焚书后幸存的少量真实记录与大量残篇断简要容易得多”，如果中国人要编造古史，那他们编造一个从伏羲开始的谱系，虚构相互联系的传奇，将各种寓言故事与真实的古代史相混合，又有何难呢？“他们没有这样做，是因为他们不愿欺骗自己”。(55)这段话显然是针对郭士立等人的“后世造史”说而言。 在克拉普罗特之后，从“信史”角度论述中国上古史的欧洲学者，较有分量的还有德弗尔蒂亚侯爵和鲍狄埃两位法国学者。 德弗尔蒂亚·杜尔班侯爵(M.de Fortia d'Urban)并非专业汉学家，他是法国史、欧洲史专家，法兰西文学院院士，著述丰富。他先后出版多部有关中国史的著作，都是基于其他欧洲学者的著述。德弗尔蒂亚在1807年出版了2卷本《奥吉吉洪水前的中国史》，作为其10卷本“全球古代史”之一部分。这意味着，他认为在希腊传说中的奥吉吉洪水(Deluge d' Ogiges)之前，中国的历史进程已经开始。(56)1837-1838年，德弗尔蒂亚就这个主题进行重写，出版《大洪水前史，或公元前2298年尧时代洪水前历史》。(57)1840年，德弗尔蒂亚再次对该书进行修订，书名改为《大洪水前中国史，或公元前2298年尧时代洪水前中国史》，两卷达1000余页。书名的更改，反映了杜氏从世界性大洪水观念，向地域性大洪水观念的转变。 德弗尔蒂亚将中国史开端时间定于公元前22世纪之前，他的几部著作都秉持这一观点。这几部著作大多冗长而杂乱，但都叙述了中国从远古传说时代到尧之前的历史文化，其中以《大洪水前中国史，或公元前2298年尧时代洪水前中国史》第1卷的叙述最为详细，以400多页篇幅整理尧之前的历史传说。(58)该书第2卷则是对18世纪法国学界关于中国上古史讨论的总结。德弗尔蒂亚虽不专攻汉学，但他对于18世纪欧洲，特别是法国汉学家关于中国上古史的讨论进行专门研究。他详细叙述和评论发生在冯秉正、傅尔蒙(Etienne Fourmont)、弗雷烈(Nicolas Freret)、钱德明、宋君荣(Antoine Gaubil)、老德经等传教士及学者之间的相关争论，梳理了数十年间的法国汉学史。他对基于《书经》的天文学研究尤其感兴趣，该卷近半内容是叙述和评论《书经》中有关天文学的记载。整部著作的核心观点即大洪水前的中国史是真实可信的。(59)在对待小德经的挑战上，他和格鲁贤站在同一战线。据德弗尔蒂亚说，他与小德经有过直接交往，后者曾在信中答应就其关于上古史的观点撰写专文阐述，但德弗尔蒂亚相信小德经已“选择保持沉默”，就像他的父亲一样。(60)这无异于宣布德弗尔蒂亚在这场争议中获胜。 纪尧姆·鲍狄埃(Guillaume Pauthier)是法国汉学家雷慕莎(Jean-Pierre Abel-Rémusat)的亲传弟子，与汉学家儒莲(Stanislas Julien)同门。鲍狄埃在1837年出版《中国图识》一书，将中国历史分为“史前时期”、“半历史时期”和“历史时期”。其中，“史前时期”是指伏羲之前的传说时期，“半历史时期”是指伏羲至黄帝时期，而“历史时期”则涵盖“黄帝至今”的时期。他在书中将中国“信史”的开始时间确定为公元前2698年，至19世纪30年代已达4500年。(61) 19世纪20至30年代，巴黎的雷慕莎吸引了不少包括德国等国学者在内的中国研究者。其中多数人在中国上古史问题上以“信”为主。1830年5月30日，雷慕莎的学生、德国学者库尔兹(Heinrich Kurz)在法国亚洲学会做了题为“根据《书经》论公元前2300年中国政治与宗教状况”的报告，强调龙华民(Niccolo Longobardi)、宋君荣等传教士的经典之作“仍然值得注意”。(62)雷慕莎的另一位德国学生、汉学家诺依曼(Karl Neumman)发表文章，认为“即使是最谨慎的学者”也会“把中国最古老的君主(尧)当作历史人物”来认识。(63)儒莲的学生毕鸥(  )出版了一本题为《中国古代史的思考》的小册子，也认为《书经》所记载尧舜等的事迹，古代天文学的成就等，都是真实的历史。(64)在英国，这一时期仍有基于“老传教士”观点的作品发表。1836年，英国学者休·慕瑞(Hugh Murray)的《中国历史与现状概述》出版。(65)该书分3卷，旨在提供“关于这个伟大帝国的历史、物产、商业、政治和社会状况”的信息。(66)他参考了冯秉正的《中国通史》、杜赫尔德的《中华帝国全志》和格鲁贤的《中国通志》，认为中国“最早的真实历史开始于伏羲统治的时候”，即公元前2953年。在他看来，从伏羲到大禹这一时期的历史“有点不完美”，但到夏朝后，相关记述“已经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他评论说：“尽管从伏羲到禹的编年史甚至也带有寓言的痕迹，它们也许传达了一个还算正确的关于国家形态和早期社会与政治进步的观念。其对先民所处极为原始状态的描述，无助于他们极度的自负，不可能是他们发自想象的产物”。(67) 1844年，托马斯·桑顿(Thomas Thornton)的2卷本《中国史：从远古到1842》出版。桑顿在自序中写道，其书面临的“一个障碍”，就是“在欧洲被普遍接受的中国历史不可信的印象”。(68)他认为可以从四个方面解决这一“障碍”，即论证中国上古史的可信性：(1)中国人对于其编年史真实性的一致同意，这建立于中国优秀的存史制度和传统上；(2)中国上古史具有确凿的史实和细节；(3)中国上古史与已经确知的人类其他分支(如古代埃及、日本等)的历史具有一致性；(4)历史内容的可信性和前后一致性，可以自证其真实性。桑顿也将中国古代历史分为神话时代、“半历史时代”和古史时代，认为伏羲是神话时代的半历史人物，“半历史时代”始于黄帝，尧是“古代中国”的开创者；等等。(69)桑顿的著作影响不大，但也反映了英国文化界的不同声音。 由上所述可见，在19世纪前期，尽管西方学界怀疑、乃至否定传统的中国上古史体系之风渐盛，但肯定和维护的阵营依然存在，而且力量并不薄弱。双方之歧见和争论，乃是学术思想史上不可忽视之现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