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知识体系重构与中国古史疑辨 19世纪前期，关于中国上古史讨论在欧洲和中国重起的另一个背景，是西方关于中国知识体系开始重构的过程。这一时期，来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和英语国家学者，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取代天主教传教士而为主角。他们在学术上的一个基本取向，就是颠覆“中国热”时代的中国观，推翻以往以天主教传教士为主体建立的知识体系，对中国社会、文化展开全面批评，塑造与以往不同的中国形象。在19世纪初出版的小德经《北京行纪》即带有新的时代印记。他表示写作该书的目的就是要颠覆以往的中国形象，揭示某些作者称赞的幅员广阔、人烟稠密的这个国家，“其政府的德行和人口并未超过其他国家。我要展示我所发现的中国，非欲贬低他们，但认为他们远非理性睿智、遵守法律以求正义的民族。有些中国的钦慕者赋予其光辉的色彩和久远的古老性”，正是他要避免的。(21)英国学者斯当东(George Thomas Staunton)说，天主教传教士“未能作为公正无私、没有偏见的观察者”，准确和忠实地论述中国问题。(22)在他看来，这些作品对中国社会和文化大加褒扬，甚至“将欧洲人的特性和风格嫁接到中国的原始文献之上”，从而产生了大量谬误。(23)1831年，广州英文《中国信使报》创刊号上的一篇文章批评说，中国人被“老传教士引为智慧和正义的典范”，其作品的“欺骗性展示已不值得相信”。(24)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C.Bridgman)在《中国丛报》月刊发刊词中表示，该刊的一大宗旨，就是对西人关于中国的著作进行重估，清理天主教传教士的著作所造成的混乱。(25)他后来还强调：“大部分用欧洲语言所写的关于中国和中国人的著作，都充满了错误的陈述”，“整个关于中国研究的领域均需重新审视”。(26)上述言论表明，19世纪前期新教传教士及其他来华西人对以往天主教传教士的中国论述持批判态度。在此背景下，有关中国上古史问题的论述，成为他们建构新的中国知识体系之一环。 在小德经之后，对中国上古史的真实性提出怀疑和否定观点的学者，主要是来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和英语国家学者。第一位到达中国大陆的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在1817年出版小册子《中国一瞥》，原是其6卷本《华英词典》的附录，后单独印行，实为一部中国简史。(27)马礼逊在书中引用清代学者赵翼《陔余丛考》中“古文尚书自宋以来诸儒多疑其伪”之语，说明上古传说不可信。他在叙述上古史事时，特别征引朱子之语“难尽信世远传闻”，“皆后人追溯之辞”。(28)马礼逊并无专论中国上古史的大部头作品，但这本小册子却在来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和其他人士中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仿效马氏，常引“难尽信世远传闻”之语，质疑中国上古史。 在马礼逊之后有多位西方学者对中国上古史质疑论难，形成了一种挑战中国“高度古老性”(high antiquity)、否定中国上古史真实性的学术氛围。这些学者的具体观点和表述方式互有参差，对于中国信史究竟从何时开始、每个时期中国史记载的可信性程度如何，意见也不完全一致。有人将“不真实历史”的下限推至周代中叶，有的则从商或夏代开始计算中国的“信史”。但在判断中国早期历史记载，即从盘古到尧、舜、禹的记载并非真实历史这一点上，意见都是相同的。他们将这段历史称为“神话时代”，认为其内容多属“寓言”而不可信为“真史”，等等，这是他们在众多学术作品中不断叙述、论证的观点。 1823年5月17日，长期在广州居留、精通汉语的德庇时(John Davis)，在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宣读了题为《论中国人》的论文。这篇文章主旨是“对中国早期历史进行粗略考察”，“以获得关于这个帝国古老性的正确观点”。(29)他演说的主旨就是否定中国被“严重高估”的“古老性”，认为“中国人关于其古老性和各种发明的叙述”是不可靠的。德庇时引用古代印度《摩奴法典》中提到“中国”一词作为“域外证据”，说中国作为国家在这一法典形成时(公元前1000年前后)“毫无疑问已具雏形”，由此提出一个观点，即中国人是从古代印度迁徙而来，而不是如小德经所说的从埃及移民而来。(30)1836年，德庇时又出版了2卷本著作《中国人》。他在书中将中国“神话时代”的伏羲、神农、黄帝等人物与希腊神话中的半人半神的英雄相提并论，认为他们都“被赋予超人的特性”，“最为夸张的奇迹都与他们相关”，众多美好的德性被堆积到他们身上。(31)在以往欧洲人的争论中，中国的干支纪年始于黄帝的说法，被当作支持历史“古老性”的证据，但德庇时说，后世发明这种纪年体系的人“可以毫无困难地追溯到比这更久远的时代，故这个体系不能作为古老性的证据”。他提出，由于“中国没有比孔子所编史书更古老的历史记录”，故信史始于周。但他对当时有人“将周代之前的历史全部批评为寓言”，又难以苟同，认为神话故事中有史实的交织。(32) 德国来华传教士郭士立(Charles Gutzlaff)是对中国古史体系批评比较激烈的传教士学者。他著作众多，其中1834年出版的2卷本《中国简史》可视为其中国史方面之代表作，该书第4章专论中国上古史年代学。此外他还发表了大量相关文章。与德庇时和小德经提出的印度、埃及起源说不同，他认为中国人的祖先是《圣经》所记洪水之后，公元前2200年前后从西亚迁徙而来并开始在中国繁衍。(33)他承认中国历史非常古老，但中国史书将历史源头追溯到大洪水时期，甚至上帝创世之前，则“就像印度或希腊人的神话故事一样夸张和无根”，不能相信。他认为即使要确认夏和商两个朝代，“也存在无法克服的困难”。(34) 郭士立观点最值得注意之处，是他将小德经和德庇时都以不同形式表述的“后世造史”之说加以深化。他指出，中国史学家故意将一切盛德懿行都归功于远古时代帝王：“圣君颁布了法典，良政足以垂范千秋，有专门研究医学之机构，具有解剖学知识，音乐日益美妙，数学问题和天文学原理得到解决和推演，由此得出了年轮更替的规律和历书。”他认为把如此精妙的发明都归功于大洪水之前的圣君，等于“将现代的进步披上了古代的外衣，违背了经验和自然的法则”，结果就使“中国早期历史的真实可靠性如同其他民族关于黄金时代的神话传说一样可疑”。(35)他不怀疑中国古帝王“拥有超凡能力”，“但历史学家归功于他们的科学和制度，是他们未曾想到过的”。总之，上古帝王形象是后世创造的。(36) 郭士立由此提出并论证“孔子造古史”的论点。他认为从远古到周代的前半段历史“都是文化巨擘孔子写的”，尧舜是他的作品的“永恒主题”。(37)他强调，“孔子希望描绘具有至高德性的圣人，为这个国家古代传统历史上两位著名的首领尧舜披上了理想的完美君王的外衣”。(38) 他明显地将其信条(或是他自己的发明，或是来自于传统的传承)来源归之于遥远的祖先，以激起人们对这些信条的尊崇。为达到这一目的，他不得不根据传统史料，为他的民族创造了一部信史。由于当时没有连贯的编年史，或者说在他的时代之前没有值得尊敬的史家，尽管他勤勉地研究，他亦无法避免错误……(39) 以上评论，颇有“孔子托古改制论”的意味，令人想到半个多世纪后康有为的著名论点。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中提出的孔子之前“茫昧无稽”、孔子“托古改制”的观点，在一定意义上与郭士立的说法相似。以这一论点为基础，郭士立提出，“我们必须从孔子之时，即公元前550年，确立中国信史开始的年代，而将在此之前的时期当做不确定的年代”。(40) 郭士立又将上述论点做了进一步推衍。他提出，孔子之后，“后世史家通过将所有伟大发明和进步归功于黄帝，来否定孔子对尧舜统治的赞美”。(41)即是说，关于黄帝的故事出现于孔子之后，乃是后世史学家出于类似目的，在古史叙述上用更早的黄帝与孔子“塑造”的尧舜相竞争。因此，黄帝是孔子之后的史学家“塑造”出来的。到1839年，郭士立将这一观点进一步具体化：“极大的虚荣诱使中国早期史家将遥远的古代当作他们思想的源泉，故对历史的叙述就不能仅仅将晚近几个世纪的史事作为对象，而是要追溯到历史记忆已湮没无余的远古。最早的样板就是孔子，中国人所有的古史都是从他编纂的书中派生的。他在本书(指《书经》)中到处宣扬他的英雄尧舜的早期统治……”(42)然而， 中国第一位专业史学家司马迁走得更远。尽管他生活在公元前一世纪，他写的历史却从黄帝开始，远远早于尧舜……为其著作做注的司马贞，觉得有必要按这一模式更进一步，将时间推前几个世纪，从伏羲开始(写历史)。此前，一位中世纪作者郦道元告诉世人，历史是孔子之前2227000年由盘古开始的。此外，道教的祭司们谦恭地声称，上述学者都错了，历史在这位圣人出生前96961740年前就开始了。(43) 上述文字已经明显表露出类似后来的“时代愈后，传说中的古史期愈长”的观点，非常值得注意。应当说明的是，上述引文虽令人联想到数十年后中、日学者提出的所谓“层累构史”和“加上原则”，但笔者没有发现顾颉刚先生了解郭氏或其他西人观点的材料，至于19世纪后期与西方学界有所交往的日本学者是否参考过，有待进一步研究。 除以上几位学者外，来华传教士中具有重要影响的裨治文也撰写了《中国人的年代学》等论文，断定三皇史事是神话，夏朝历史的真实性也“非常可疑”。另一位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Medhurst)在1838年出版《中国：现状与未来》一书，将中国古史分为“传说时代”和“纪年时代”，传说时代“关于尧舜的精心作成的叙述与同一时期世界其他地区的状况不相吻合，也与中国后来的历史不相协调”；而后者开始于大禹之时，中国这一地域出现文明是巴别塔之后人类大流散的结果，“禹是中国第一个真正的历史人物，他的统治开始于公元前2204年”，此后的历史大体可信。(44)这与郭士立提出的中国民族起源说类似。长期在澳门、广州等地行医的东印度公司医生李文斯顿(John Livingstone)，于1828年6月28日在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宣读了一篇题为“关于中国早期文明起源的推测”，认为中国文明在开端阶段是希伯来的一个殖民地。(45)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英美出版了众多中国历史著作，在叙述中国上古史时多采用上述观点，将周代以前的中国描述为“寓言时代”或“非信史”时代。笔者翻阅多种此类读物，为避免繁琐，不一一介绍。这些著作多为通论性或通俗性作品，但在中西接触依然较少的时代，它们的流行对欧美知识界的影响，则不应忽视。这些著作的出现也表明，就西方文化界对中国上古史认识的整体趋势而言，随着世纪的更迭，发生了很大转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