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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文献对历史研究起着重要作用，最基本的原因就是出土文献大多是原始文献，没有经过后人编辑，其中包含许多已经佚失的历史信息。利用出土文献研究历史，有两点需要注意：第一，出土文献只是传世文献的补充，特别是中古以后，很难仅依据出土文献从总体上“重建”历史。第二，这里所说的“出土”并非只指考古发掘，那些从博物馆、图书馆、藏书家手里新发现的文献，也属于广义的“出土”文献。社会生活史是唐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但至今仍是薄弱环节，主要原因是资料缺乏。如何扩大史料范围，调整研究视角，依然是今后社会生活史研究的重要任务。 文书蕴含丰富社会生活资料 就唐史研究而言，出土文书主要指敦煌文书与吐鲁番文书。这两类文书中含有大量当时实际使用过的账簿、户籍、契约等，涉及面广泛，是研究经济史和社会生活史的极好资料。 唐代自府兵制破坏后，服兵役的士兵服装由国家供给，军衣消费遂成为国家财政的沉重负担。唐代宰相陆贽就曾将“军衣”与“军食”“官员俸禄”并列为国家财政的三大支出。我们今天如果要研究军衣消费，就要知道一个士兵一年要穿多少衣服，而这一信息在传世文献上完全没有。幸而在敦煌文书中发现了几件点检兵士军衣的账簿，使我们知道唐玄宗时一个士兵要穿多少衣服，都是什么衣服。 比如我们依据《天宝九至十载（750—751）张丰儿等春冬衣装簿》，可知当时一个士兵每年发两次衣服（春衣和冬衣），春衣有外面穿的长衫长裤（袴奴），里面穿的汗衫内裤（裈），外加坎肩（半臂），以及裹头的幞头和鞋袜；冬衣有棉袄棉裤，坎肩和幞头鞋袜，每两年再发一个被袋。从生活史的角度，可知这也就是唐代一个成年男子平时穿着的一般服饰。当时无论官员还是百姓，穿的大致都是这些样式的服装，区别只在于衣服的材料以及颜色和饰物。 如果我们要研究唐代一个普通家庭的生活水平，就需要知道这个家庭有多少人，有多少地，然后才能知道收入多少，除去赋税后还剩多少，从而判断这个家庭的生活水平。但是在传世文献中，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家庭的实际成员数量，以及他们实际拥有土地的数额。好在敦煌文书中存有许多户籍原件，上面记录了每户的家庭成员及实际占有的土地数额，这就为我们研究唐代一般民众的生活水平奠定了基础。例如，敦煌文书《天宝六载（747）敦煌郡敦煌县龙勒乡都乡里籍》登记的一户 “下中户”，是要交纳租税的“课户”。这户人家只有一个男劳力即户主，家庭其他成员有母亲、妻子、1个男孩（中男）、5个女孩、3个妹妹，一共12口。实际占有土地101亩，包括依《田令》拥有的土地87亩（其中40亩是永业田），买来的土地12亩，园宅地2亩。那么，这样一家的生活水平是怎样的呢？韩国磐先生就是充分利用敦煌文书，写出了《唐天宝时农民生活之一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