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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代距今久远，留存下来的传世文献数量有限，做具体研究时不免捉襟见肘，因而研究者对这一时段的材料渴求尤为强烈。针对一个多世纪前出土的西北汉塞简牍，王国维在20世纪20年代就认为是当时史学的四大发现。与此相比，近二三十年来，考古发掘和国内高校购藏的简牍呈几何级数递增。同时，居延汉简等早年公布的大宗简牍也重新整理出新的图版和释文，并且随简文公布的考古学信息也更为丰富。近年来，秦汉史领域以简牍作为研究对象的成果比例激增，成为热点之一。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秦汉史研究的生态，体现出学术研究的时代特征。 秦汉简牍史料有其特点 流传至今的秦汉传世文献，以正史为主，包括史部和子部文献，都是经过史家选择、剪裁过的史料，而中国传统史学有经世致用的理想，因而不免或多或少地蒙上主观色彩。简帛是当时书写的主要载体，其内容多样，而且无记载历史的自觉性，正因为如此，它们表现出与一些传世文献不同的特点。 首先，材料的原始性。目前所见简牍大致可以分为文书和典籍两大类，前者是政府日常行政档案、法律文书等；后者为当时学习或刊用的书籍等。这些都是当时的实用品或对实用文书的模仿（如墓葬中的告地策），是反映当时社会各方面的原生态材料，对于现代史家来说是第一手文献。 其次，与传世文献的互补性。传世文献以正史为主体，列入纪传的人物以皇帝、高官、贵族为主，虽然也有现代史学更为关注的经济、社会史材料，以及普通人的历史，但从体量看，并非主流，只是作为背景或底色存在。同样，政论家和思想家留存下来的文字，目的在于表达其观点。目前公布的简牍资料恰恰相反，比如以里耶秦简、走马楼吴简为代表的地方郡县行政文书，居延汉简为代表的西北汉塞军政文书等，它们记载了基层官吏年复一年的繁琐工作，而这是保证帝国运转的基础。 再次，简牍文献内容的复杂性。在纸张作为书写载体普及之前，简帛承担了这一功能。承载日常书写信息的职能导致其内容多样且庞杂，包括当时人日常行为和思想意识需要诉诸文字的所有记录，既有反映知识体系的典籍，也有民间信仰的数术；既有行之于帝国的法律，也有依据制度行事的日常繁复行政。即使我们以“后见之明”做出分类，也难以完全区分其间复杂的情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