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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简牍重绘历史图景具有限度 尽管简牍出土数量巨大，内容丰富，历史学者将其与传世文献内容相结合，为复原秦汉时代的历史作了种种努力并颇有成效。但就秦汉历史整体而言，简牍发挥作用亦有其限度。同样是以简帛作为书写载体，秦汉与先秦时期不同，《史记》《汉书》等正史为这一时代建立起系统的时空框架，这是认识出土文献的前提条件和落脚点。 简牍材料也有其自身的局限。简牍的发现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内容不确定，这就导致其所提供的史料信息多零散、碎片化。虽然能够提供某些方面具体而微的知识，但以此为基础来形成系统而全方位的较长时段证据链则十分困难，即使内容、性质相似的简牍材料也是如此。以数量最多的档案文书为例，西北边地的居延汉简是军政文书，而长沙吴简、里耶秦简是地方行政文书，它们在时空、功能等角度相去玄远、凿枘不合。而且就秦汉时期已公布的所有文书档案而言，其所显示的仅仅是当时日常行政的冰山一角，据此来窥知这一时期日常行政的全貌还有遥远的距离。 简牍虽然是当事人所写的第一手材料，但并不意味着必定准确无误。长沙走马楼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内容是按照田亩性质、数量收取赋税的莂券，其中统计数值的错讹时时出现，而发生的原因既有客观的计算错误，也有胥吏的舞弊。又如，秦汉墓葬中出土了蕴含信息量极大的法律简牍，它们是实用法律还是随葬明器，学界尚有争议，不同的性质也会影响到材料使用的限度。 秦汉时代年代久远，今人理解古人还有隔膜。经过研究者的不懈努力，我们已经能够解读多数内容，但也存在着我们无法理解的知识。走马楼三国吴简中频繁出现与赋役制度相关的语词，如“刑”“地僦钱”等就各有十余种说法，这使得我们即使面对着原始资料，却也无法准确地认识其内容。 出土简牍以传世文献构建的框架为基础，对正史记录的细节和盲点进行补充，构成了秦汉历史相对完整的图景。如果说历史学家的目标是要得到一幅完整的彩色历史图片，对秦汉史而言，传世文献表现出的历史是速写，规定好了轮廓和关键场景，出土文献则填充了斑斓的色彩，补正了一些具体细节，它们共同摹绘出秦汉历史丰富而靓丽的图景。 （作者系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