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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20世纪中国通史编纂的热潮中，顾颉刚对经学在中国通史中地位的认知与他的“疑古先锋”形象既有吻合之处，也存在较大反差。他以经书辨伪为前提，批评传统经学研究中的家派之争和以圣贤为中心的思想，反映了其对真通史的执着追求。同时，他肯定经学在中国通史编纂中的史料价值、文化价值，欣赏传统经学研究中的疑古精神与考据精神，强调现代经学研究是撰写中国通史的根本，体现了化经为史的时代精神。顾颉刚对经学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与惟真惟实的学术品格，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经学研究和中国通史编纂之间的互动关系。 关 键 词：顾颉刚 史学通识 中国通史 经学 作者简介：王红霞，女，历史学博士，聊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聊城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经学与中国现代史学的演进”(321051511)。 经学与现代史学的演进是中国史学史上的重要一环，如何认识与处理经学是编写中国通史中的重要问题。20世纪是新式中国通史编著的“大丰收”时期①，自梁启超提出“史界革命”的观念以后，“科学的历史”、“民众的历史”成为这一时期通史写作的新口号、新追求，传统的经学研究、史学研究的价值体系亟待重新评价。作为“疑古先锋”的顾颉刚，对于经学在中国通史中的地位与影响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目前，国内学术界对顾颉刚在通史编纂领域的追求与贡献颇为关注②，但对他在这一领域的经学认知则较少涉及。一般认为，顾颉刚激烈的反传统形象已经与《古史辨》一起，深深地印在了人们的脑海里，因此，他对经学在中国通史编纂中的地位认知，容易给人的印象是以批判、否定经学为主，而实际上，顾颉刚史学通识视域中的经学认知是多元的，甚至与他的“疑古先锋”形象有较大反差。 顾颉刚的史学通识，主要指他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具有强烈的贯通思维，并能够在史学研究中坚持把握全局、通达整体的理念。相比会通古今的通史意识，这一理念更注重不同研究领域在内容、方法与思想等方面的统筹与整合。在经史关系的认知上，顾颉刚的史学通识主要体现在他将对经学的批评与对真通史的追求、对经学的肯定与化经为史的使命结合起来，视经学研究为编纂中国通史的根本。一方面，顾氏怀疑经说，既反对统治者利用经学维护专制制度，又反对中国通史编纂中对经学的尊崇，义务担当起“真通史”的守护士；另一方面，他倡导在中国通史编纂中用“历史演进”的原则研究经学，肯定经学在中国通史编纂中的史料价值、文化价值，欣赏传统经学研究中的疑古精神与考据精神，强调现代经学研究是撰写中国通史的根本，体现了化经为史的时代使命。本文拟从顾颉刚史学通识视域中的经学态度切入，探讨中国史学在走向现代化进程中对传统文化价值的创造性转换，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经史关系的演进。 一、对经学的批评与真通史之追求 顾颉刚以疑古辨伪称著，视“惑经”为通史编纂的前提，他对经书的辨伪、经今古文之争的研究、传统经学思想的批评都渗透着这一思想。他认为，只有在“惑经”的过程中探求伪成分的由来和原因，才是真正地解决经学问题，在此基础上进行的通史编纂也必定会取得更大的突破。 第一，辨伪经书是中国通史编纂的前提。经书原本是古代国君和卿大夫们日常应用的工具书，但西汉独尊儒术，经师造伪之风盛行，经书失其本真，造成古史真假难辨，因此，辨伪经书直接关系到通史的可信性问题。顾颉刚全面怀疑经书，认为经书是一笔“糊涂账”。形式上，经书以及与经书相关的传、注、疏等体例的版本颇多，但各种体例、版本之间的区分度较为模糊；内容上，经传中的“义理”常常与史事杂糅在一起，这就使得经传内容真相似是而非，舛误之处较多，后人很难能够寻出它们各个的原貌。因此，经书只是众多古史材料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非“神圣不可侵犯”，只有剥除经书的层层粉饰，才能建设可信的古史系统。 顾颉刚辨伪经书，没有简单停留在对经书本身真伪的关注上。在他看来，经书是反映历史问题的一个窗口，经书的形成过程、版本流传、文字校勘及其所反映的时代环境是历史大背景中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上说，辨伪经书问题也是史学问题。以辨伪《春秋》为例，春秋学与中国古代政治变动紧密相关，古人为了变法常常任意曲解《春秋》，使《春秋》由学术著作逐渐变为政治利用的工具。为了剥除这些荫蔽，顾颉刚依着时代排序，将《春秋》经传分为四种：《春秋》本经、《春秋》三传、经的《春秋》、史的《春秋》[1](P499-500)，以不同经传之间的“阙文”“衍文”“误文”“异文”“异解”等为重点，从中归纳出抵牾之处。他对春秋经传及《国语》的考辨意见，都集中体现在了《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一书中③。顾颉刚以历史演进的眼光考辨经书，开启了现代学术史上的一种新的辨伪范式——将经书与历史背景相结合，相对固守经学家说、曲意逢迎甚至望文生义传统经书辨伪，无疑是一种超越，是“新史学”时期编纂中国通史的重要前提。 第二，打破经学家派之争，倡导理性批评精神。经今古文之争始兴于汉代，是经学史上历时较长、影响较广的家派纷争，厘清经今古文之争是透视中国古史的重要渠道。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受古文家章太炎与今文家康有为的影响，开始接触并了解经今古文之争。相比章太炎、康有为的家派之学，顾颉刚则更进一步，他以“万物齐观”为宗旨，在辩证地分析经今古文两个派别优缺点的基础上，将视线一路向前延伸，追溯至经今古文之争的源头，并力图结束这一公案。他指出：“盖如不从辨别经学家派入手，结果仍必陷于家派的迷妄。必从家派中求出其条理，乃可各还其本来面目。还了它们的本来面目，始可以见古史之真相。所以，这番工夫虽苦，却不是劳而无获的。”[2](P346)的确，“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3](P177)，健康的学术研究是没有壁垒的，划地为营，意气之争，必然导致学术僵化。经学传承以阐发正统观念为核心，经今古文两派“各欲拥戴一家，以自夸耀，愈古则名其美。是故虽有独得之学，不敢创独立之统系也”[4](P108)，使得今古文两派各自的优点囿于门户之见，“为了他们的拥护一家派以攻击别家派的成见，所以他们仍不能作客观的研究”[5](P417)，本质上是政治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射与回声。因此，解决经今古文之争，只有坚持理性的史学批评精神，运用历史演进的方法分析这一纷争在历史中的变迁轨迹及原因，才能保证古史研究的客观性。 所谓理性的批评精神，首先表现为不崇拜偶像，不迷信权威，经今古文之争在这方面较为欠缺，顾颉刚批驳说：“以前研究学问，总要承认几个权威者作它的信仰的对象……在这种观念之下，自然会得分门别户，成就了许多家派。我们现在，要彻底破除这种英雄思想，既不承认别人有绝对之是，也不承认自己有绝对之是。”[6](P367)其次，理性的批评精神，还需要“求智识”的态度，传统学者正是缺乏这一意识，才造成了中国学术研究因袭多而创新少。顾颉刚批评说：“他们不用了求智识的态度去研究事实，单用了信仰宗教的态度去作圣人的继承者，这是他们的大误。”[7](P311)理性的批评精神是顾颉刚得以开展学术研究的源头活水，他宣称理性批评精神的重要性，意在纠正传统经学研究的种种流弊，倡导科学的研究风气，促进现代史学研究的健康发展。 第三，打破以圣贤为中心的经学思想，树立以民众为中心的通史理念。顾颉刚认为，整理中国历史之所以如此艰难，是因为古代典籍中记载的多是圣贤生活的文化，记载一般民众生活文化的材料只有寥寥数语，他写道：“被编辑的《十三经》里的若干部《经》和《传》《记》……这些《经》《传》《记》的作者，他们的说法虽有不同，然而他们的观点、立场是相同的，所以无论他们所处的时代迟或早，他们的工作地点在朝或在野，可是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他们的眼睛都集中于当代或古代的统治集团，很少涉及被统治的人民”[8](P437)。以“十三经”为中心的古代典籍是圣贤文化的载体，旧的通史著作大多以典籍为资料依托，所阐述的目标群体主要集中在“统治集团”，多以贵族为主体，以圣道王功为主要内容，而广大下层民众则被边缘化，现代中国通史编纂的目的就是试图恢复民众历史的面貌。 关注民众文化是顾颉刚拟编中国通史的重要特色。1928年3月7日，顾颉刚为《民俗》周刊作发刊词，题为《建设全民众的历史》[9](P14-15)，表达了顾颉刚在圣贤文化之外建设民众文化的坚定信心，具有浓厚的平民主义色彩。1928年3月20日，顾颉刚在岭南大学发表了题为《圣贤文化与民众文化》的演讲，提出了“研究旧文化，创造新文化”的口号，号召在圣贤文化之外解放出民众文化。他明确表明立场：“我们研究历史的人，受着时势的激荡，建立明白的意志：要打破以贵族为中心的历史，打破以圣贤文化为固定的生活方式的历史，而要建设全民众的历史。”[10](P574)现代通史的写作，不应该再延续传统史学正统观念，而是要尝试构建国民意识观念，改变对历史主体的认知。顾颉刚号召打破传统通史著作中以圣贤为中心的原则，倡导建设以民众为历史主体的叙述方式，既是思想革命，也是史学革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