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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学研究是编纂中国通史的根本 经学研究与史学研究是复杂交织在一起的。一方面，经学研究是作基础的资料工作，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另一方面，经学也是历史的反映，经学研究有助于还原历史真实，不把经学梳理清晰，历史研究很难深入下去。顾颉刚认为，经学涉及中国文化的根本，经学研究是编纂中国通史的必经之路。1957年，顾颉刚接受《文汇报》记者访问时，使用“根本”一词来说明经学研究在编写通史中的重要地位，强调经学研究是系统梳理中国思想史、政治史的症结所在。他说：“年轻时一直想写通史，现在还是先从根本上做起。今后想着重研究经学。经学是旧文化的核心，不恢复它的真面目，要研究中国思想史、政治史是很困难的。现在历史学者的任务就是把孔子这个偶像和历史分家，把经学变为古代历史资料的一部分。”[18]从这一段话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之后，顾颉刚继续为编纂中国通史作准备工作，不同的是，这些准备工作不再是之前的编丛书、创杂志等工作，而是从经学研究着手，在方向上有了明显的转变。这段话中的“研究经学”，主体是“现在历史学者”，要完成的任务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在信仰层面“把孔子这个偶像和历史分家”，二是在历史事实层面变经为史，“把经学变为古代历史资料的一部分”，大致可以看出顾颉刚对现代经学研究的认知，即“现在历史学者的任务”不是在故纸堆中研究经学，而是应该在“新史学”理念的指导下，多角度多层面研究经学，为中国通史编纂打牢根基。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经学是中国文化通史的中心线索。在中国通史的构想中，顾颉刚把中国文化史分为四个时期，每个时期的名称、时间、中心内容和特点可用如下图表予以说明。  由表1可以看出，顾颉刚将中国文化史划分为王官时代、诸子时代、经学时代、史学时代四阶段，这与胡适、冯友兰的分期观都不同。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将中国哲学史划分为三个时代：诸子哲学、中世哲学、近世哲学[19](P6-8)。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将中国哲学史分为“子学时代”(自孔子至淮南王)与“经学时代”(董仲舒以下)[20](P32)，经学时代自汉代独尊儒术后经义与神权结合开始，至清朝灭亡而结束。顾颉刚将自汉至明划作“经学时代”，前后约一千八百多年，是学术史分期中时间跨度最长的一段。清朝以后是“史学时代”，由“经学时代”进入“史学时代”，文化的特点由“信仰”经典转变为“研究”经典，经学成为汉代以后文化发展的纽带，这既是顾颉刚对中国文化史分期的用意所在，也是他编纂中国文化通史的中心线索之一。 第二，经学与中国通史的政治、社会、学术紧密相关。顾颉刚把中国通史大致分为政治、民族、社会、学术四个方面[21](P7)，除了“民族”与经学关系稍远之外，其它三点都与经学密切关联。政治方面，汉代以后把经学作为封建政治统治的工具；社会方面，经学影响到了社会组织、风俗仪礼、宗教信仰、家族制度等；学术方面，经学与先秦诸子、两汉今古文之争、玄学、理学、朴学等息息相关。顾颉刚特别强调，经学影响了后世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发展，他举例说：“曹操复古九州，以扩张自己冀州地盘，《禹贡》所发生之影响也。《唐六典》与六部制、《周官》所发生之影响也。灾异说，《洪范》所发生之影响也。封爵制，《王制》所发生之影响也。三年之丧成为定制，《论语》《孟子》所发生应用也。经学与后世之政治、社会一切关系，当辑集材料，作一文论之。”[22](P124)中国历史发展多元而复杂，编写中国通史，忌讳的就是有史事而无见解，“编著中国通史的人，最易犯的毛病，是条例史实，缺乏见解，其书无异为变相的《纲鉴辑览》或《纲鉴易知录》之类，极为枯燥。”[21](P394)虽然专项研究是通史的基础，但是，通史不等于专项研究之和，那种单单地叙述每一朝代的面貌、前代与后代仅陈陈相因的写法，是缺乏“思想”的中国通史。顾颉刚认为，一部好的中国通史，应该抓住历史发展中一以贯之的东西去拢合，把经学作为历史体系的主要骨架，以经学的生成、发展和变迁为中心展开叙述，如此一来，中国历史的“会通”才真正实现。 第三，在通史中肯定经学价值，有利于增强文化自信。20世纪30、40年代，中国民族危机严重，民族团结成为时代的迫切需要，顾颉刚认为，欲从文化上促进民族融合，编纂中国通史是途径之一。顾颉刚呼吁道：“我们要做这融化工作……(一)表章并推广各族优良文化，(二)搜集并创作各族共有的中国通史，(三)建立为各族求自由平等的舆论机关。”[23](P62-64)1934年，顾颉刚作《〈禹贡〉发刊词》，表达了在民族危机下编纂中国通史的迫切性，他写道：“这数十年中，我们受帝国主义者的压迫真够受了，因此，民族意识激发得非常高。在这种意识之下，大家希望有一部中国通史出来，好看我们民族的成分究竟怎样，到底有哪些地方是应当归我们的。”[6](P363)1941年11月，他在《中国之史学》中更明确地表达了编著中国通史的目的，在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以往光荣”，他说：“至于编著通史的目的，在于发扬中华民族以往光荣的史实，振励今日的信心，而遥寄将来的希望。在这种意义上，写通史的工作实在不可不说是迫切的需要。”[15](P294)顾颉刚强调编纂通史的迫切性，与他希望通过通史著作来启蒙民众、激发爱国热情、团结抗战的目的是分不开的。 那么，如何才能通过编纂通史增强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呢？顾颉刚的想法是：注重通史的思想性，尤其是文化史部分的写作，从肯定经学价值的角度突出文化思想的一脉相承性。他认为经学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载体，离开经学，民族精神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他直言道：“近世外患日亟，举国骇惊，丧其所守，自科举废而遂谬谓经学无关于人事，大师凋落，后学彷徨。苟由此道而不改，再历数十年，经学固沦胥以亡，我民族精神其能弗涣离其本耶!”[7](P12)在中国文化建构中，经学内部逐步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开放、有张力的思想体系，虽时势变迁，但经学中关乎当下国家、社会以及个人生活智慧的成分却不曾过时，对现实社会仍具有指导意义。现代历史学家的使命，已不单单是皓首穷经，还有对社会现实的关怀。顾颉刚不再像以前那样大张旗鼓地宣称“疑古”，而是以重新解读经学为先导，试图从经学研究、史学研究中寻找救国新路。 若将视野放宽，顾颉刚的这一转变并非个案。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民主救亡运动高涨，学术界的民族文化复兴运动也蔚然兴起，以重新解读经学为先导。在现代知识分子看来，如果传统文明不能对抗西洋文化，中国将失掉文化上的话语权，从而陷入文化上的荒漠。他们期望对传统文化作出创造性的诠释，或者会通经学与西学，促使传统经学向现代思想学术形态转换。1935年，王新命等十教授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1941年贺麟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张申府与张岱年提出“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的口号，都是这一心理的表现。以翦伯赞、范文澜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以冯友兰、金岳霖等为代表的新儒学，都是将经学进行创造性转换的重要代表。可以说，在民族危机下，拥有开阔视野和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们，所关注的，不仅在于学术研究，更在于文化救国、抗击侵略。 (责任编辑：admin) |